双翼的每一次扇动都是吃力的……
这便是我们的国家现在时的留影。
将这实际情形描绘得过于绚丽，夸耀得过于美好，是一种“功绩想象症”。不符合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一再倡导过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当代女性，无论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其实仍比较在乎当代男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们的。的确，大多数当代女性，自我意识早已不受男人们的好恶所主宰，但有时候却依然希望从男人们对女性的评说中获得某种好感觉。而这意昧着，现代的其实并不像她们自我标榜的那么思想独立；传统的仍自甘地习惯于传统。
家庭妇女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当然是扮演好家务总管的角色，也是她们互比优劣的主要根据。
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尤其平民阶层以及底层人家的女性，在社会上完全无地位可言。其家庭地位如何，自然的、往往的，就成了暗比高低的惟一方面。这一种互比，又往往构成女性之间的伤害。但属于只要心理承受能力强些，完全可以不当一回事儿的小伤害。不涉及直接利益冲突，企图造成更大的伤害也投可能性。但也有一方心理承受能力薄弱，或另一方尖刻得放肆，于是引起争吵之事。争吵起来，也无非由是街道组长的女人出面两厢批评一通，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如果相互关系处得都很亲近，聊天是五十年代家庭妇女们最美好的时光。在那一种美好时光里，不仅愉快地完成了她们分内的事，而且增强了感情。
家庭妇女们喜欢聊天和“串门儿”，实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项。除了这一项传统的交流方式，她们当年再没有另外的什么交流方式。她们的真性情，通过此方式呈现和舒展。如果连这一种方式也遭硬性的禁止，她们作为女人的生气也就迅速萎靡了。
因为所谓“公平”二宇，主要体现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别非是由后来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们那一种嫉妒之心，虽有，却并不强烈的。
五十年代，又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最“热发烧”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被宣传搞得弱智，真的以为“共产主义”是明后天就会实现之事。家庭妇女们尤其深信不疑，这一种迷信，大面积地稀释了她们的羡慕。
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在人数上以中年亥性为最多。中年女性中又以家庭妇女为最多。家庭妇女中，又以平民阶层的她们为最多。
我亲近她们甚于亲近以后任何时代的女性。因为她们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亲。我一向对她们怀有深厚的敬意，因为她们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们，因为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付出太多，享获太少——更因为她们没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机会大有作为大展鸿图的时代。
知识女性，当年比知识男性们更善于摆正自己的角色位置，更善于无冲突相处，更善于维护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她们积极的有益的社会作用，是今天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不充分肯定的。她们在五十年代的女性中虽是少数，但毕竟最能代表五十年代中国女性的时代风采。
她们的少女心怀，似乎很充实。那里边不曾为追星发烧过，也不曾为向往某种物质生活的强烈念头折磨过，更不曾为什么世事的平等与不平等冲击过。
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怀，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净静。说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们心怀范围的有限。净静得当代人既不能说多么好也不能说多么不好。
五十年代少女之间的此种友情，验证了一条人性的逻辑——对于心灵而言，有空旷，就有本能的添补。无非好坏之分。
打扮一个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极其简单的——一尺红或绿的毛线头绳儿；一件“布拉叽”——连衣裙；一双黑布鞋，足够了。只要“布拉叽”和黑布鞋是洗过了才穿上的，即使旧，也还是能使她们变得清清爽爽，灵灵秀秀的。有双白袜子穿更好，没有，也好。总之，当年那一种简朴到极点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极了美极了。
五十年代的少女，与今天的少女们相比较最主要的差别是——那一种心灵的自在，那一种心理的自然，那一种心事的简单，以及那一种日常心情的澄明透彻……它们并不太受普遍之清贫的影响。好比农人漫不经心地撤在土质不良的土地上的种子，竟也一片片长出秧苗，但是株茎细瘦，大多数难结饱满的穗……
于今我每一回忆，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思想——一男一女在二十多岁时结为夫妻，与在三十来岁三十多岁时结为夫妻，恩爱和幸福的方式内容皆大为不同。今天的许多新婚夫妻，虽也常被称作“小两口”，其实从年龄上根本不能算为“小两口”，只不过是两夫妻而已。“小两口”之间的恩爱和幸福，绝非三十来岁三十多岁结为夫妻的男女们所能“温习”的。也是无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变意昧儿。故我理性上虽不主张早婚，感性上却更愿对“小两口”之间的恩恩爱爱投以审美生活之目光。
姻静使女性具有一种似乎古典的美的气质。所以，即使西方的封建贵族，在从小熏陶她们的公主们的文学修养、艺术修养的同时，也还要求她们用一定的时间实习“女红”。公主们一般不会自己做衣服织衣服穿，那纯粹是为了培养性情。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较腼腆。
腼腆乃汉文字中独有的词。除了中国，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字中都无此词。
腼腆一词的词意是较模糊的，不甚确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难以说得非常确切。
腼腆包含有羞涩的意思在内，但又不仅是羞涩。羞涩形容的是内在的心态，顾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涩是一个发生性的、进行性的词。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羞涩起来。
但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却往往会经常地，无缘无故地腼腆起来。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的腼腆，也许是因为那“大”字。这“大”字冠在“姑娘”二宇前边，富有了许多“姑娘”二字原本没有的意义和意味儿。或许那“大”字，使她们领会了太多有点儿担载不起又不能不撑住名分的尴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称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也难免的找不准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们处在一种找不准自我的状态。
于是她们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时，她们便不禁地心生出说不清道不白的尴尬。
而也许正是这一种自己说不清道不白的尴尬，使她们每每原发性地、无缘无故地腼腆吧？
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之处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条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从身上割下一条肉来给全家人炖汤。
六十年代初，城市里的人们开始无比崇尚起知识和学历来。既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几乎是一样的，那么知识和学历成了惟一被看重的区别。正如今天大学生硕士生多如牛毛甚至显出社会无法消化的过剩现象，那么在青年人中知识和学历已不足为奇的情况下，收入成了惟一被看重的区别。
这一崇尚知识和学历的社会“思潮”，尤其体现为六十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饥饿的黑翼虽然笼罩中国大地，虽然饿瘦了她们的身体，却“饿”不死她们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的种种新观念的细胞。
“文革”将六十年代力劈为两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后是天田地理的另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国人和中国女性是一种常态，一九六六年以后是不可同日面语的一反常态。
因而，“文革”实际上也在中国改变了世界一贯通用的年代划分的常识。我们简直无法不承认，一九六六年虽是六十年代的中间一年，但同时又是另一个疯狂年代的开史元年。从一九六六年到“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十月——这由六十年代的后五年和七十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辑”组合成的十一年，自成一个时代。
正如我们所公认的——人的欲望层面是金字塔式的。
而最低的一级，乃是物质追求的欲望，包括本能的欲望。
当普遍人们的物质欲望相差无几时，或以为普遍相差无几时——建国后“文革”前十几年，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同龄人之间相差无几的收人，商品的极端团乏，决定了人们消费能力的接近一致。除了居住条件和由家庭人口中收人者的多少所显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一部分中国人其它方面的物质占有率，其实较难奢侈地优越于另一部分中国人。
那么，普遍人们的欲望，是否就会自然而然地停止在最低的一级，不再试图另有谋求了呢？
建国后“文革”前十几年的一页历史，似乎回答我们正是这样的。
但，我们今天认真分析，却会恍然大梧那结论的错误。发现那一页历史所记载的只不过是社会的表面假象。
人的欲望原来是可以像寄居蟹一样缩在壳里的。它的钳在壳里悄悄生长着，坚硬着，储备着力量，伺机出壳一搏。欲望在此时是极其暖昧的，动机不明确的。它不知所要何物。这一点与寄居蟹又颇不同。寄居蟹一搏为食，或同类比自己高级的壳。人的蜷缩蛰伏的欲望，此时处于朦胧阶段。虽不知自己所要何物，但是自己能感受到它对自己造成的内部骚扰。像少男少女体内的性荷尔蒙多达一定程度，会遗精或思春一样，人的寻找不到满足方式的欲望，期待着允许公开手淫的机会。那样的少男少女表面反而拘谨易羞；那样的成年男女表面反而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温良恭俭让”。
“文革”当年对中国人做了这样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满足它所依靠和青睬的人的许多欲望的。
于是在极短的日月里，千百万中国人都为政治而疯狂起来。
学习非常优秀的女生和相貌极为乎庸的女生中，父母“靠边儿站”了的女生和父母正红得发紫的女生中，往往尤会爆发较恶的“革命”行为。
好比一向的储蓄突然被宣布过期作废了，而自己竟一点儿也没来得及潇洒地消费过，内心里是非常恼火的。
她们长期扭曲着的、不正常的、甚至病态的性心理，以“革命”的名义实习恶……
凶狠地“革”别人的父母之“命”的方式，既证明了自己仍配是响当当的“造反源”，又表现了与自己家庭划清界线的姿态，一举两得。
“文革”对中国青年实行了另一种教育。它成功地使青年从那时开始懂得——许多人生的好处，可以通过投机政治而获得。达到目的之方式简单易学，快速便捷。这一种不良影响，在今日之中国仍阴魂不散，“大有作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政治几乎成了一切人追求人生变化的惟一途径，那么几乎一切男人女人最初都会从心理上应和这一种政治，投机这一种政治。也会从是中学生高中生的年龄起，向大人们学习种种取悦这一种政治的不良经验。甚至，肯定会污染孩子们纯洁的思想意识。
“文革”中，孩子们之间，孩子们对大人们的“揭发”行径，“告密”行径，以及利用政治罪名进行伤害甚至陷害的行径，于今想来，真是令人觉得丑陋又可悲。
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之间相互造成的伤害，其实并不比“工宣队”、“军宣队”、“红卫兵”当年对他们和她们造成的伤害轻。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之下，罪证是他们和她们所提供的，罪名是别人定的，苦难的根源既来自于当年的政治，也来自于同类的卑劣……
画家们、雕塑家们，包括大师级的他们，目光一专注向女性的肉体，灵魂往往很容易地便被征服了。他们穷其技法和天才，仍惟恐不能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一种线条的美那一种肌肤的美。至于她们那一时刻的心灵内容，往往受到轻视和忽略。所以献给我们欣赏和赞美的，也往往只是女性的肉体的美。像花朵一样单纯的美感。
而实际上，女性的美要比花朵的美更美。
一幅画上的女性，竟使你不禁地猜测她那一时刻的“心灵”状态，则画上的她，当然便似乎一呵既活了。你会感到将活起来的不单纯是那拥韧如生的肉体，还有一种灵魂。
女性，尤其青年女性，与书一同入画、人摄影，“变为”雕塑——在我看来，其艺术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种超凡脱俗的圣洁意味儿。
书在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中，并非阔适时光的衬托物，也并非女性娴静之态的衬托物——它完全不同于老妇人手中的编织。它是全中国人时代风愿的载体。也是当年很多很多中国女性共同凤愿的载体。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今天看来，也许全都称不上是杰作，也许根本不具有艺术的什么不朽性，但当年感动过激动过多少求知若渴的中国人啊！
当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识化的强烈冲动，远胜过今天时装、减肥、美容、出国旅游对她们的吸引。
中国女性力图通过知识化完善自身的可贵意识开始觉醒。
昨天的与钱无关也罢，今天的与钱密切相关也罢，只不过是时代特征下知识或学历价值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区别体现在两个时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识内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可褒或贬之分。进言之，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特征显明的商业时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追求知识或学历以谋求高薪职业，既不但并不褒续知识或学历本身，而且完全附合着时代一贯的法则。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达到逆商业时代法则而进取的单纯知识追求的境界。
这样的人不但历来极少，而且将越来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们为榜样而刻评大多数人顺应时代法则的天经地义的现实态度的……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有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吗？那你用政治表现换取吧！
对人说：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吧？那你用政治表现来拯救自己吧！
这正是为什么，许多毫无政治素质可言的中国人，“文革”时期狂热无比地投身于政治表现大旋涡的原因。从这一人性的原因上认识“文革”，据我看来，远比从单纯的政治的观点上去认识要更直接些。
知识和学历相对于当年的中国男人，其优越感在金钱的耀眼光灿下一败涂地。
相对于女性，在佳丽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男人对于女人，爱悦之，每“戏”之，乃是普遍的男人之人性。反之，女人对男人往往也这样。比如《天仙配》中，七仙女便“戏”过董水。
少年“戏”少女，倘那少年非是恶少，其行程也不过就是纨终。倘那少女看着那少年顿生好感，心照不宣，“戏”又可视为两厢情愿，这不但是生活中的常态，有时还是生活中的妙态。
通过《浮生六记》，我们比较地清楚明白了，中国传统文人们理想的自在无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一位人生务实的父亲或祖父，先很不能免俗地替他挣下一份家产，可供他终生无忧无虑，丰衣足食；可资助他能够自在无为地游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的拥抱，以及享受诸多他所喜欢的女性的姿色……
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妻子应该是茎那样的女性——首先她须是丽人。其次她须有至少几分艺术的细胞。因为这是使她有风韵有情调的前提。她还须使他享受到姊姊或妹妹加情人加俊友加妻子的温柔细腻的性爱。她还须爱他所爱，比如与他谈诗论画陪他游山玩水并且爱他所爱的另外的女人半点儿妒意也没有地替他搭桥引线。最后，倘他们穷困了(这一般几乎总是要穷困下去的。连大观园都这么败落下去了，何况文人们的家！)，她须倍加温柔倍加细腻倍加体贴地呵护他关怀他，与他相依为命，绝不弃他而去……
具有了以上美点和美德的妻子，当然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妻子——但，在这一种中国传统文人型男人们关于女性的文化的熏陶，不，流毒的影响之下，中国女性倘温柔地一代代地接受着、实践着、完善着，以身作则着，除了是男人心目中的尤物，还可能是别种典型的女性吗？
在贫富悬殊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作为社会现象越演越烈的时代，女性的心最容易被物质所诱惑。而物质对她们的诱惑力，远远强大于文化束缚对她们的影响。她们拥抱住物质而反叛文化时，她们以为她们是拥抱住了女人的幸福。
今天，我们回顾八十年代，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从中期开始，它对折为两页。而你不能说它是两页，因为它并末从中线那儿被裁剪开；你也不能说它是一页，因为两个半页上所记载的内容竟是那么的不同。
常规的历史进程中，一般不产生这样的时代现象。
此时代现象说明，历史的进程一旦加快，几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区别。而普遍的人们，也仿佛每差五岁便如隔代了。所谓道既变，人亦既变。道变速，人变亦速。八十年代的前半页，某些中国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强不息使中国男人们为之肃然。
八十年代的后半页，某些中国女性交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国男人们为之愕然。
尽管，这两类中国女性加起来，在数量上也还是少数。
但经由她们所体现的中国女性的时代意识的特征，毕竟使八十年代前后两页着上了极为浓重的色彩，以至于使其它的色彩显得淡化了，难以成为特征了。
“洋插队”一词便是概括这一现象而产生的。“洋”字与“插队”二字相结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麻。
经济的泡沫现象，在短期内向有头脑的人提供的发达之机反而尤其的多。许多人其实只需抓住一次机遇便可永久地改变自身命运。不管那机会是否在泡沫里。泡沫经济的游戏之所以对一个国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险，是针对大多数人的长久利益而言的。当泡沫灭落，大多数人不但往往只空抓了两手湿，而且极可能连曾经拥有过的利益也丧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盖起“游戏”的猪种规则，使之变得似有似无，时隐时现，于是无规则的机会随着泡沫上下翻涌眼花缔乱，似乎比比皆是。而有头脑的人适时抓到它比在“游戏”规则极为分明的情况下抓到它更容易。
世界仍然是一个男权主宰的世界。中国也尤其是的。某些女人们尽管手眼触天能力广大神通非凡，但事业的成功，往往还是离不开某些权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广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呵护与关照。
从普遍性的规律上讲，男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女性是影响男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一位导师。
时代不但是，而且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最后一位负责“结业”的导师。
在时代的教导之下，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的影响和要求，倘与时代冲突，那么大多数女性都会亲和向时代，并配合时代共同颠覆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之人性的强加。
九十年代许多年轻女性的直觉，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女性们的直觉，所接受的是时代中枢神经区发射的讯号。是大直觉。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的女性，几乎一概地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传统理念从她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远比从男人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
尽量表现她们的天真、纯情、柔弱，心无任何功利之念和头脑的极其简单。她们知道普遍的男人们喜欢她们这样。她们善于在某时暂且隐藏了目的投男人们之所好……
这样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
而我们要指出的仅仅是，九十年代有许多女性持此种人生观。这毕竟比九十年代以前争先恐后自售其容其身要争气得多。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大城市里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们中特别年轻特别漂亮的，其实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姓。
人与人之间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积大面积地从中国人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业虽然空前地多了，每个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助空间反而似乎越来越小越来越拥塞了。呈现在社会许多方面的竞争是那么的激烈，有时甚至是那么的世态炎凉冷酷无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们想做的事情。
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们，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反礼教反淑女型典范的时代倾向。这意味着是她们以“代”的整体姿态对一向由男人们“安排”社会秩序“安排”女性命运的现实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初级阶段的，是无数个体成功欲望的本能汇聚在一起所呈现的，其个体“战术”也是初级阶段的、简单的、相似的，无非以男人之道还治男人之身，反过来利用男人与女人打交道时的天性弱点罢了。她们中许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许多人也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价。那代价使她们年纪轻轻的心中便充满了沧桑感。使她们表面看来正朝气蓬勃着精神抖擞着姿态生动着，而实际上已陷入疲惫已经从心理上过早地老了……
说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昧儿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她们苦心营造的结果。
女性肉体的彻底的裸，要么美；要么妖；要么媚；要么邪；因为彻底，性的意昧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天折于全部的展现之前，面对其“性”反而没了太多所“感”。
男人可以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较少的女人，却实难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
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据我看来，便等于放射着邪性了。
不露，但是极“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祟拜，对明星的崇拜，对文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阵阵浮华迷醉的绚丽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举将中国文化基本的朴素品质淹没掉的趋势。名车美女、豪宅美女、华服美女、珠宝美女、珍馐美女、美酒美女，商业加性感，性感助商业，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地侵略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视听神经。
而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之权利意识，则提高多了。普遍的她们，最初总想讨个公平的说法。她们开始懂得，即使和国家之间，也是可以大小猫三五只地算算究竟谁欠谁的。账是允许一笔勾销的，道理却非摆清楚不可。
有人会反对我的观点，认为这恰恰证明着她们的觉悟太低。
如果没有她们今天这种起码的权利意识的提高，国家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公仆”们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起码，公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国家及其“公仆”责任意识的加强，是有促进作用的。
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不但权利意识提高了，体谅国家难境的理性程度，也普遍地大大地提高了。
九十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有时那牺牲意味着直接是数以千万计的人的起码社会保障。
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时代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时代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房里的花，你可以指着一一细说端详。
因为指得过来。
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园里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将绿肥红瘦梅傲菊灼尽收眼底。
因为你的视野即使不够宽阔，她们的烂漫也闹不到国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谓“浓绿万校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抛开那些消极面来看则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长区内的花木了。其千姿百态的劳菲，其散紫翻红之娇媚，其深开浅放之错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异彩，简直不复再是国人所能指能望得过来的，更不消说置喙妄论了。所谓“春风不解禁扬花，蒙蒙乱扑行人面”。
而这正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一个时代的进步，首先从男人们都开始做什么显示着，其次从女人都打算怎么活显示着。
时代的进步常常带着野性。这野性体现在男人们头脑中每每是思想的冲撞；体现在女人们头脑中每每是观念的自由。
女性对婚姻质量的要求普遍提高了，不再甘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男人在家庭生活中是女人的“天”的历史地位，应该承认基本上被女人们颠覆塌了，并且绝对地不可能再重建起来了。
对于九十年代的女性，我有两点大的困惑：其一，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知识女性，以及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非常优越起来了的女性，对于大多数同性姐妹们的困境命运，几乎可以说是漠不关心的；其二，某些穷困山区的姐妹，为了与“买卖婚姻”抗争甚至能豁出性命，而在大都市里，一些知识化了的、经济绝对独立了的她们，却往往直销自己于男人不遗余力。
我凝视商业时代，常感到中国和它的关系，正如同一个“再婚”的男人和自己已娶进了家门，已由自己替“她”掀去了红盖头，看着又爱又心存种种疑虑，又陌生又受到着诱惑，又抱有莫大的希望又没法儿完全依赖的妇人的关系一样。
当时之中国内乱方息，百废待兴，不但需要做，而且的确需要刻不容缓“只争朝夕”地“赶快做”！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的希望其实只不过是——在他们的不遗余力的击鼓呐喊声中，由某一位或某几位自己最依赖的，对中国之命运最具主宰能力和权威的人物，高明地将保留在自己头脑中的那一段美好的回忆，直接剪辑在八十年代韧的“改革开放”的后面，从而那么着组成一部历史和现实巧妙连接天衣无缝的“中国故事”。
这个期望值似乎一点儿也不高，但是历史将注定了会重演一遍。
人类历史所记载的一切最重大的事件，尤其那些最惊心动魄的事件，比如改朝换代，比如战争，其实都只不过是人类史中最微少的章节罢了。相比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正如同“地球村”和整个宇宙的关系。
好比一个人所能记住的，往往是他或她生命历程中极特殊的日子和极特殊的事件。就时间概念而言，对于具体的某个人，那些日子和那些事件，可能意昧着便是他或她生命历程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内容。
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历史的真相其实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不是情节跌宕的章回小说，而是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极为寻常的状态。
正是这一点，既被一切形成文字了的历史所摈除和排斥，又最接近着人类的真的历史的真相。
人类几乎变成了地球上最凶猛的腔肠怪物，不停地耗费资源，不停地创造商品，不停地消费商品。
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生生死死，代代繁衍，事农，事工，操百业，行为最终都纳在“商”的“调控”之下。
“商”若非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起码也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以人类商业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梳理人类历史，阐述人类历史的沧桑进退，与以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宗教的观点，以文化的观点，和以改朝换代的大事件演绎历史的方法相比，倒可能是更符合规律的。
当和平持久，商业时代自然孕成。当一个商业时代已经孕成，大多数世人的状态，除了按照商业时代的价值观念去生活，去作为，还能够按照另外的什么状态去生活去作为呢？
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处的那个商品货币时代已相当发达的古希腊现实中，对于贫富悬殊现象的深深的忧虑，对于贵族和富人们豪奢极欲的生活的尖锐无情的批判，今天看来对于中国依然具有警醒的意义。
他说：“这就是富人——过度浪费，庸俗无节制，为了一件小小的事件而耗资巨大，安排阔绰乏味的场面。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熔耀他的富有，认为会被人羡慕……”
他说：“富人目空一切，拥有财富使他丧失了理智，似乎人间一切快乐都属于他所有，财富和金钱成了他衡量一切事物的惟一价值标准。而且还幻想金钱可以买到一切。总之，由富有而导致的典型特征是——富有的白痴。”
今天，在与商业时代拥抱亲吻的中国，我们不是也几乎随时随处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辛辣讽刺的富人吗？
商业这个资本主义文明的“配偶”，如今又的的确确在许多方面改邪归正，由当初那妖冶放荡，虚荣贪婪的“新娘”，修炼成了一个善于抚养资本主义文明，有不可轻视和低估的能力呵护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贤妻良母”。
正是“她”的这一种嬗变，使二十世纪的世界，开始以乐于接受的态度对待之了。
商业将更加紧密地贯穿于世界文明记录的未来……
科举制使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心理上重文轻理轻商轻百业。又由于他们的传统志向是“服官政”，所以中国历代君王的治国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受他们的种种“高见”的影响，不能向发展科学繁荣商业的“立体国策”方面去拓展。当然，科学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前提是国家大局的安定。中国是一个内战不息的国家，农业生产倘还能进行着，君王们也就很是高枕无忧了。
商正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只要自己头顶的天还没塌，只要自己脚下的地还没陷，只要抓紧时间还来得及，两个商人一定会为了各自的金钱利益争取做成最后一笔交易，而绝不让时机白自从身边错过。
一个国内无商，国际经济关系中只有“援外”几乎没有“外贸”可言的国家，物资不匮乏倒反而是奇怪的了。
然而商却还是顽强地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共和国的治理稍一松懈，就不甘寂寞地表现着自己。
商在中国，如同人行道上水泥方砖的缝隙间往外钻着长拱着长非长出来不可的小草。利润的驱动力真真是世上很难消弭掉的啊！
在南中国，商始终悄悄地休养生息。它的根子在人们的内心、在人们的头脑里，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始终和人们对生活的寄托与企盼编织在一起。而这是共和国的“铁帚”实难真正扫到的，是共和国鞭长莫及根本没法儿彻底铲除的。
商的行为和利润之目的，也就是和赚钱之目的，也仿佛壁虎的性相吸现象一样。在这种关系中，商的行为一向总是体现着雄性行为特征的。即使某一商的行为，是由女人采取的，仍明显地体现着雄性的行为特征。它一受到利润的触摸，甚至一嗅到利润的气味儿，它的“根”就会立刻坚挺地勃起。它冲动难抑，欲望强烈，永远无法满足。为了达到目的，它往往迫不及待，行为有时很俗劣、很粗鄙，甚至很粗暴、很卑鄙。没有法规约制的商几乎都这样。
而利润一向总是体现着雌性的特征的。它自身所扮演的，不可能不是“诱惑者”或直白曰“勾引者”的角色。它在商场上到处散发雌性荷尔蒙的气味儿。就像动物在自己的地盘内撒尿。它使商的行为不断地受到它的气味儿的刺激。它四处卖俏，永无休息地进行挑逗，因而商场上永无休止地演绎着扩展“地盘”，占领“地盘”的鏖战。
你就是将商业行为和利润目的碾成更细更细的粉末儿，烘干了再封存上一百年，卷入了它们的骨灰燃成的火苗，也还是要亲密相吸的。
商几乎是一种超肉体却能够达到“交媾”并能够达到快感高xdx潮达到不宫而孕的“性行为”。
商的机会是分阶段的。在它无序的阶段，机会最多。最富有戏剧色彩。最乐于慷慨地将机会抛给某些智商并不怎么高的头脑。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某些出身于社会最低层，而又精于算计的人，才有暴发的可能性。这个阶段有时较长，有时很短。一旦结束，一旦作为一页翻过去了，那便永远翻过去了。从此它就只对很聪明而且立志投其门庭的极少数人微笑了。即使对很聪明的人，它往往也表现得相当吝啬了。
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恰恰非是慷慨大方的。而是惜金如命，极端小气的。
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状况更加令人堪忧，许许多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准每况愈下，共和国面临的使命更加艰巨。
但客观公正的中国人，似乎也不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共识——此非“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是共和国积重难返的长期隐患全面“发作”的结果。
商业这只玫瑰的刺，有时确实是含有毒索的。它蜇人之后，人的痛疼后果，比被马蜂蜜了一下严重得多。它的气味儿充满社会，社会仿佛就变成一个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了。而许许多多的人，其实并不甘愿生活在一个类似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的社会里。这的确也是商业时代令人厌恶的一面。
人为谋生而勇，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实是可敬的。
商业的利己原则往往是与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背道而驰的。它有时伤害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确实像流氓强xx少女一样。
在全世界，卖淫、走私、贩毒、色情业的方兴未艾，文化的色情化，贿路的丑闻，无不与商业瓜葛甚密。十之八九，是在合法经商的招牌之下进行的。
商业这支“玫瑰”，对于与之久违了的中国人预言，却未免太是光怪陆离、杂乱无章、浮华丽又浮躁了。它使人欲膨胀，人心贪婪。它使腐败现象如同倒片机将蝴蝶变成毛毛虫的令人厌恶的过程放映给人看。它使一小部分人那么不可思议地暴发。使他们中某些人暴发之后为富不仁……
谁若问普遍的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将商业时代这看起来总有点儿离经叛道的“新娘子”再一次逐出国门？
普遍的中国人寻思一下，大约会宽容地这样回答：让“她”留下吧！世上哪有没毛病的“媳妇”，我们日后慢慢调教“她”吧。
这么想和这么说，都无疑意昧着一个民族的成熟。
而这一种成熟，又完全可以认为，是对商业时代改变了太理想主义的期望。
中国是一个动辄容易陷人理想主义思维怪圈的民族。
而西方人却早就对商业时代的本质有所洞察了。
一切有关商业的法规、法令，都是为了更好地驾驭它，使它更大限度地造福于社会的“鞍蹬”和“缰辔”。同时也是不断激励它按照社会福利的总目标奋进的“马刺”。优秀的骑手和坐骑之间，常常达到一种“合二为一”似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国家和商业时代之间的最佳境界。
健康的、成熟的商业时代的基本特征应该是——普遍的人们为了挣到使自己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的钱其实并不太难；某些人企图挣比这更多的钱其实很不容易。
商业时代的一切负面弊端，只有通过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才能疗治。这一点是定过来了的国家向我们证实了的。好比一个在冰天雪地中决定何去何从的人，思考必须变得极为简单——哪里升起着炊烟哪里就是继续前行的方向。
而商业的炊烟，一向袅袅升起在时代的前面。
商业不在其后插路标。
它不但一向一往无前，而且总是随身带走火种。你需要火，那么就只有跟随它。
商业其实从来不仅是人类的表象活动，也不仅是由它影响着人类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最悠久的最实际的意识形态的变种。
它使政治像经济。
它使外交像外贸。
它使经济学像发财经。
它使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半儿像商人。
它使商人像马克·吐温说的那一种人——“如果金钱在向我招手，那么无论是《圣经》、地狱，还是我母亲，都决不可能使我转回身去。”
它使道德观念代代嬗变。
它使人文原则更弦易张。
它给一切艺术随心所欲地标价。不管是最古典的还是最现代的，最俗的还是最雅的。
它使法绕着它转。今天为它修正一款，明天为它增加一条。以至于法典最厚的美国，律师们唱叹当律师太难了。
它殷勤地为我们服务，甚至周到至于方百计净化我们每天所吸的空气和每天所饮的水的地步，但同时一点儿也不害躁地向我们伸手要钱。
你不需要几万元一套的马桶，但是有别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润，于是商便合法地生产之……
你不需要全金的水龙头，但是有别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润，于是商便合法地生产之……
它还制造格林童话里的国王才睡的黄金床……
它还在月球上开发墓地。
将来肯定也要在月球上开发旅游热线。
人觉得地球上的商品已经太多太多，但明天商业还会向人提供令人感到新奇的东西。
商业早已开发到了人的头脑里，人的心灵里。人的思想人的精神其实早已人股商业了。
人还敢嘴硬说人拒绝商业时代吗？
人有什么资格拒绝有什么资本拒绝？
人每天的心思一半左右与商业时代有关。它本身微微地摇摆一次，万亿之众的命运和生活就不复再是原先的状态了！
年龄是返城“知青”当年惟一的资本。令全社会不同程度所同情的整代“遭遇”，具有苦难色彩同时也便具有了沧桑色彩具有了坚忍色彩的经历，与上一代人相比磨而未圆似乎仍显得咄咄逼人的棱角，与下一代人并论不卑不亢似乎人生经验极为丰富的成熟，又使“知青”这惟一的资本成为“知青”惟一的傲。
城市喜欢在个人身上实验奇迹。
城市从不情有独钟地青睬一无所有的没落群体。
我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临届中年的人们，一般总是有些怀旧的。怀旧乃是人类较普遍的“中年恐惧症”的表现之一种。某些人只知“老年恐惧症”，而不太注意到大多数人临界中年也是会产生不可名状的心理恐惧的。这种恐惧甚至强烈于人对老年的恐惧。
老年人喜欢回忆童年往事；中年人喜欢回忆青年往事；青年人喜欢回忆少年往事。大抵如此，基本成规律。
也许只有少年是不怀旧的。
对于少年，昨天便是童年。昨天离“现在时”太近，近得难以剥隔。仿佛童年仍在延续着，还没完结，还在“现在时”演绎着相似的情节和故事。所以充分地占有着“现在时”，仿佛仍充分地直接地占有着昨天。所以用不着怀旧。
对于少年，明天似乎漫长而遥远，畅想时空广大无边。所以少年不是惯做“昨日梦”的年龄，而是惯做“明日梦”的“季节”。
青年是充满理想、撞像或欲望、野心的年龄。大多数老年人已完全丧失了对以上诸方面的追求能力和竞争能力。即使仍执迷其中，也毕竟的心有余力不足了。情愿或不情愿的，明智或无奈地进入了人生的“无为”境界。而除了大多数老年人，另外只有大多数儿童类此境界。所以大多数老年人乐于直接的回忆童年和少年。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他们皆从二十七八岁向三十七八岁匆匆地、毫无驻足稍停之机地疲于奔命地朝身后抛掷着他们的日子。
皆不曾从容地消遣过美好的青春。青春对于他们似有若无。青春是他们的昨天。这昨天那么迅速地远离了“现在时”。身在“广阔天地”，他们还不太感觉到那一种迅速。倒是常常觉得度日如年。恰恰是在返城以后，岁月仿佛开始压缩着流逝了。于是大有度年如日之感。几乎皆愕诧于怎么一眨眼就快是中年人了。于是“中年恐惧症”，作为中国的一种“代”的特征，从他们身上表现得格外显明。
将苦难和逆境中走过来的经历祝为人生资本，乃是古今中外人类比较共同的“毛病”。
我想，我的大多数同代人，经历了十年的农村“再教育”又经历了二十年的城市“再教育”，对于自己远逝了的昨天肯定早已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了。这后十年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与前十年的欲休还说欲说还休心理况味大为不同。并且，也该终于省悟，改写了各自命运的那件三十年前的大事，原来从任何方面都是无须以任何形式纪念的。不管是多少周年，其实对自己们的“现在时”，都已经毫无必要毫无意义了。
由别人们想着，达到的纯粹是别人们之目的。
自己念念不忘，继续蚀损的纯粹是自己的心智。
“文革”是知青的“受孕”时辰。
“广阔天地”是孕育知青的“子宫”。
红卫兵是知青的“胎记”。这胎记曾使知青们被上几代人和下几代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视为共和国母亲教育彻底失败的“逆子”。
当年很凶恶的红卫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红卫兵，只不过是身不由己地被“文革”所卷携的青少年男亥。他们和她们，既不但自己没打过人，没凌辱过人，没抄过别人的家，而且，即使在当年，对于此类“革命行动”也是暗存怀疑的，起码是暗存困惑。
我将知青与红卫兵连在一起分析，乃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倘我们的次代人或我们的儿女们今后发问：“你们自己是不是觉得自作自受呢？”——返城二十年间，这难道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冷言冷语吗？
而我们可以毫不躲闪地、坦率地、心中无愧地迎佐他们的目光回答说：“我们大多数的本性一点儿也不凶恶。我们的心肠和你们今天的心肠毫无二至。我们这一代无法抗拒当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我们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国人仟悔。‘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未将此命运当成报应承受过！……”
曾说知青是“狼孩儿”的，显然说错了。
曾夸知青是“了不起的一代”的，显然过奖了。
断言知青是“垮掉的一代”的，太欠公道。因为几乎全体知青，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所尽的一切个人努力，可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有十条以上的理由垮掉而对垮掉二宇集体说不。事实证明他们和她们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也许，只有“被耽误了的一代”，才是客观的评说。
面对时代的巨大压力，多数知青渐感自己是弱者。并且早巳悟到，自己们恰恰是，几乎惟独是——在知识方面缺乏力量。
他们和她们，本能地将自己人生经历中诺种宝贵的经验统统综合在一起，以图员大程度地添补知识的不足。即便这样，却仍无法替代知识意义的力量。好比某些乌疲惫之际运用滑翔的技能以图飞得更高更久，但滑翔实际上却是一种借助气流的下降式飞行。
最多，只能借助气流保持水平状态的飞行。
知识所具有的力量，只能由知识本身来积累，并且只能由知识本身来发挥。
知识之不可替代，犹如专一的爱情。
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有没有过知青经历，主观性强些还是客观性强些，企图通过自己的几篇作品或几部作品反映几千万知青当年的命运全貌，都是不太可能的。
一切知青文学组合在一起，好比多棱镜，它所折射出的是七色光。最主要最优秀的知青作品，也只不过是多棱镜的一个侧面罢了。
知青经历应该产生史诗性的作品。
但是目前还没有产生。
也看不出将要产生的任何迹象。
就整代而言，返城知青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相当重要也相当主要的促进力。甚至，是推动力。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救亡求兴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知青返城当然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件大事。没有第一件大事的发生便没有第二件大事的发生。而第二件大事的发生直接改变了知青们本身的集体命运。所以，除了极少数当年成为“四人帮”社会基础的知青，大多数知青不可能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区别仅仅是，有人在较高的思想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有人在切身感受到的利益本能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
当知青一代也在中国消亡了，中国近当代革命史，便会显得是离中国人十分遥远了。
知青一代，是现实与那革命史之间的自然过渡段。他们最虔诚地公认那革命史的非凡性。它自身从未间断的反复的宣讲，刻在他们思想中的痕迹也最深。它是刻在他们头脑中的第一行思想。它本身厚重的非凡性史诗性，非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所经历的任何大事件可相提并论。虽然，他们的头脑中后来也刻下了另外许多行思想，但都不及第一行那么深。史诗性的历史，必定造就出独具风采的民族精英。后继者不可能再历类似的史诗性历史，因而不可能具有同样的魅力与风采，也就不可能获得他们同样的崇敬。
这里当然不是要仅仅将北京红卫兵“极左”化，而将别省市的红卫兵正确化。事实上，“极左”之于当年的青少年，犹如流感，任由发展，传染不但是大面积的，而且是迅速的。我仅仅想指出它的传染是有阶段性的。并且想指出，即使当年，即使同是红卫兵，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也仍是暗怀在大多数人心中的。
以毕生之心血和精力维护中国完整统一的周总理，又怎么能以中国的最大前途冒险呢？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又是多么符合像他那么伟大的成熟的政治家的至高原则。当年他也只能更多地争取为国家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权力。如果当年连他也最终丧失了这种权力，那么中国肯定陷人另一种不堪设想之境。
对于知青一代，中国的革命史，的的确确是一部充满英雄色彩的史诗性历史。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总之，它是史诗性的历史。总之它是充满英雄色彩英雄主义的历史。总之，谱写那一页历史的杰出人物们，起码像希腊神话中的俄底修斯们一般，若完全抽掉政治因果，也依然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不可重复性、不可比拟性，以及可歌可泣的传奇性……
许多种社会现象，最初可能会受到针贬，最终却会变为时尚，形形色色的人们仿之效之惟恐不及，惟恐落伍。中国如此，世界也差不多如此。
在今天，在城市，追随文化时尚，往往是比追随物质时尚还高的消费。
知青一代从前所逢之时代的文化固乏，以及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缺憾，与当代的文化品质雅俗掺半，芜杂泛滥，以及当代青年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抉择难境，和捧熊掌而顾鱼的两全心理，相映成趣，各有其“代”面对物质之时尚和文化之时尚的窘状。
于知青一代是人被时尚抛弃的窘。
于当代青年是被时尚玩于股掌的窘。
总体面言，知青一代的多数现在孜孜以求的是物质以及物质的时尚，心中殷殷向往的却大抵是文化的时尚。
与知青一代相比，当代青年之大多数，表面孜孜以求的是文化，内心里殷殷向往的是物质。
当代世界，几乎每天都在以商业的名义挖空心思地制造着如此这般的花样百出的文化时尚。中国也不例外。以满足当代青年在文化标榜之下对时尚快乐的吞食。并且，此类快乐越来越趋于平价。
至于物质，它所满足的不仅仅是人的快乐，而是享受的级别。高级别的物质享受皆是高消费。当代青年既还为青年，一般没有经济实力达到。所以权作向往，储存意愿中。通过对文化时尚快乐的追求，渐渐地迂回地接近那物质享受时尚的高级别的目标。
青年群体中，不期然地站起一位中年女士，她一身的物质时尚。
而参加影迷协会，充当影迷，又是何等文化的时尚啊！
两类时尚集于一身。
只不过以她的年龄，充当影迷未免迟了十几年；将自己的头发和脸搞到那么现代的程度，也未免缺少明智。知青一代与时尚的关系，在她身上最为典型地体现出喜剧性的悲剧意味儿……
整代而盲，知青们属于当今城市里的低消费群体。
知青一代父母常企图这样教诲儿女：你们多么幸福！你们还可以更幸福一些！我们高兴使你们更幸福一些。但你们必须承认，你们幸福着。
而儿女们比照自己的同代们，也打算虚心体会一番幸福着的感觉，却总也不大能真切地体会到。因为幸福的感觉是越向优越比越少的东西。而他们正处在一个人人从小就被诱导着向优越比的时代。
因为他们中大多数实际上并不幻想儿女将来出人头地，一辈子名利双收荣华富贵。
他们的寄托专执一念地强烈地体现为这么一种思想——知识虽然不能使人富有，但足可使人不自卑。
这与自己们虽然具备许多长处甚至是宝贵的长处，却终因知识的憾缺常觉卑于人前有直接心理关系。
时代激变，形形色色的人有形形色色的话法。只要不恶，每一种活法都有正面的道理。
知青父母们从前试图反争夺，但近年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注定的失败，也就只有放弃争夺，由之任之。反正，能明白自己的事情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而且永远，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活法。凡明智的，不是必有积极的一面吗？将来，谁要发现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特征，那么只能从知青一代的儿女们的身上去发现了。据我想来，只有他们和她们身上，还有一两片鳞，模糊不清地具有着那一种特征。其余一概之中国人，除了性别姓名符号和外貌，头脑里和内心里的状况都会变得雷同化、类同化。就像一种基因的克隆人一样。
都将是同一时代的克隆的产物……
知青一代的结婚，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包办”的色彩。“包办”者当然非是父母，而是时代。当年的时代，像一只巨大的手，以不可抗力将许许多多男女青年的婚恋故事彻底改写了。好比一部旧戏的戏名——《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有的虽遭“包办”，但幸而般配。有的极不般配，但也只得顺从时代之命。
真爱不那么靠得住，海誓山盟才显得重要。连海誓山盟也靠不住了，相依为命的意义就突出了。既能相依为命，必有某种情愫为基础。
良心便是当今的爱中开始稀少的。
而良心是这样一种事物，格守也升值。以升值的良心为数合剂，当今大多数知青夫妻之间的关系，虽然阉陋但却很耐磨损。
“泰坦尼克”号海难书写了人类精神千古流芳的高贵，演绎了人类精神的“主旋律”。它重注了“贵族”二字。
我们中国人面对世界可以骄傲宣布的是——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过多次重大灾难，广大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私和高尚的精神，亦如“泰坦尼克”精神一样可歌可泣，感人事迹举不胜举。
“泰坦尼克”号精神，是人类高贵精神的碑。
“唐山”精神，以及中国人在种种灾难面前所表现的可贵精神，是中国人精神上的碑。
全人类真正的“贵族精神”万岁！
许多事，在中国都变得有点儿邪。
尽管如此，我觉得非虎的过错。对虎还是保持着三分敬意。
乃因——虎也是可以被驯来表演马戏的，但虎的表演不失起码的自尊。
对狗，我其实也是心怀敬意的。我敬军犬的忠诚，敬猎犬的勇敢，敬牧羊犬的“尽业”，敬“代目犬”对人的服务精神，敬看家犬的不卑不亢。甚至，敬野狗对自由的选择。我不喜欢的只有两类狗——宠物犬和马戏场上的表演犬。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大。前者表演给少数人看，后者表演给众多的人看。狗一表演，就不太像狗了，像猴了。
猴嘴里被塞了糖，马戏场上的表现尤其乖。
熊也那样。
海狮更不例外。一条小鱼足以使它表演起来乐此不疲。
但没见过驯兽员在虎表演之前或之后，往虎嘴里塞东西。这方式对虎不灵。驯兽员迫虎表演，靠的是电棍和长鞭。你看虎表演，总不难看出它是多么的不情愿。
狗、猴、熊、海狮，都会为得到一口吃的而反复表演。
在马戏场上，虎也不得不表演。但虎绝不肯反复表演。吃的、电棍和长鞭，都不可能迫虎反复表演。
虎为生存而表演。
虎不至于为取悦而表演。
虎宁肯在笼子里，其实不情愿上表演场。
狗、猴、熊、海狮，却宁肯在表演场上按驯兽员的口令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表演同一节目。那时它们嘴中有物嚼着，体会着区别于笼的快活。
而虎宁肯要笼中的自由。
我敬虎的不可彻底驯化的尊严。
据我想来，人与时代的关系，似也可将人与虎的关系来比。
时代也是不可被彻底驯化了像狗、像猴、像熊、像海狮那样完全按照人的示意反复为人进行表演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虎气。
人的猴气一重，时代就张扬它本身的虎气。时代的虎气一旦强大于人庞具备的虎气，人就反而陷入了被迫表演的误区。中国目前的表演太多了。
“猛虎啸于前面不色变，泰山崩于后而不心惊”——虎年之中国人，或该开始蓄备如此定力？
历史对于一座城市，只不过是它的今天的背景。这背景的文化气息再浓重，其实也只说明着它的过去。并不完全能代表它的今天，更难以证明它的将来。倘它今天的公民，不珍借那一种背景，不善于继承，不思发展，甚至反其道面破坏之，摧毁之，借那宝贵的背景资源以谋眼前之私，以图急切之利，则它的今天，岂不恰恰等于是对它的昨天的反动吗？也许不到明天，它就会变成一座没文化可言的城市了。它的文化背景资源，必将如被任意破坏的自然资源一样，挥霍尽净。结果是今人负罪于古人及后人。
一座新兴的城市，在二十世纪的末时，并不需要十代人百年史才形成所谓文化的积淀。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原来凡工商发达之城，几乎必是文化繁荣之邦。
文明不但是养育文化的基础，而且本身便是一道使人心情愉快的城市文化的风景。
不文明的城市不可亲，哪怕它有处处宙迹和悠久的历史背景。
文明的城市即使是座新城，也会促使种种崭新的良好的文化生机盎然地发展和繁荣。
文化首先是供人享受的，使人在享受中获益。一座城市的文化举措，应首先以这座城市的最广大公民的最实际的文化享受为出发点，为前提。至于上级关注不关注，外地人怎么评说，倒是可以不必太在意的。
“克隆”一只绵羊其实并不怎么的足以令人震惊；“克隆人”实验也并不怎么的足以令人震惊。圈是人类还保持着为什么事震惊一下的本能，这一点使我惊喜地震惊了一下。
“克隆”并非从一只绵羊开始。而是从许多方面，几乎是一切方面，早就悄悄地开始着了。
“克隆”一只绵羊的是科学。
“克隆”一个国家的也是科学。
人类的价值观念正在一部分又一部分地变得越来越相似。
科学的飞跃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剧着这种“克隆”现象。
经济和科学正在使世界越来越共性化。个性化的事物越来越成为遗迹和国粹。成为国粹和遗迹的事物千篇一律地将统统被纳入旅游业也就是商业经营之一种——世界“克隆”现象之一种……
在那个叫“大官”村的农村，两个农民所楔而不舍一争到底的，显然不仅仅是小小的村长之位吧？肯定还意味着更多些的什么吧？比如村人们对各自的信任程度，比如威望，比如面子，比如各自背后拥护者们的群体感奋或失落……
中国农民的大多数，进言之，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其实践民主方式的水平，远非某些人士所把人忧天倾地估计得那么低。恰恰相反，他们实际上已表现出了较成熟的民主意识。只要诚心诚意地将民主奉还给他们，并得体地协助他们而不是操纵他们，他们也是能够实践得较为出色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成熟已经不成其为任何问题，倒是某些人士的叶公好龙是成问题的，滞后的。
“公仆”者，乃由人民所选为人民服务之人。在中国社会的广大基层，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人民的识别力，远比上级的识别力要高。
人民之民主的权力越充分，人民越强大。人民强大了，伪“公仆”们就渺小了。人民强大了，人民就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主人了。
“公仆”们才能真正复归到为人民服务者的本位。
如血的夕阳沉到地平线以下了，当广裹而苍凉的大草原夜幕降临时分，他们乘军车离开了军马场。回望着在视野中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的营房和马厩，他想——它们也将成为这大草原上光荣与梦想的遗迹了。他想——他保存他“模范班长”的证书，一定要比大草原保存那遗迹更长久，更长久……
残阳西坠，秃穆的崖头仿佛渐濒渗出血来。无名的季节河不情愿地流着。河边一株枯树上，栖着几只寂寞的乌鸦。它们呆望远处，望着一条曲折婉蜒的野路的尽头。如果那可以勉强算作一条路，则是不常出岭的岭内人和他们的牲口年复一年从荒地上踏出的。
这一种宣传，背后往往是一次精心的纯粹商业营销性质的策划。
对于当代人，服装的魅力是传统中有当代性。没有就会使当代人敬而远之。对于当代人，小说的魅力也许恰恰反过来，恰恰需要在当代性中有传统。没有当代人也是会敬而远之的。大多数当代人既不愿执锄地生活在传统观念中，其实也不愿非常激进地生活在种种时代的“先锋”观念中。往往习惯于生活在传统与“先锋”之间的“过渡带”。所以“当代”一词之于当代人，细细想来，必然是一个含糊的、暖昧的，定义不甚明确的词。
老故事和畅销书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意味着当代人和爱、和性、和家庭观念之间的尴尬——不求全新，亦不甘守旧。全新太耗精力。守旧太委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