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最起码的益处是——帮助我们解开心结，消除胸中种种块垒，透过自我的改善，净化我们灵魂中的一切有碍于我们生命良好状态的污染、束缚、浮躁、动乱、阴暗的念头和膨胀的欲望，使我们找到真实、本性、光明的自我。
生命对人毕竟只有一次。在它旺盛的时候，尽其所能发光发热才更符合生命的自然。若生命是一朵花就应自然地开放，散发一缕芬芳于人间；若生命是一棵草就应自然地生长，不固是一棵草丽自卑自叹；若生命不过是一阵风则便送爽；若生命好比一只蝶何不翩翩飞舞？……
如今开口闭口玄谈禅机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已经成了一种时髦。我自柑与掸或道或儒什么的是无缘的，而且不耻于永作凡夫俗子。凡夫俗子就该有点凡夫俗子的样子。弹机可无，灵犀当有——那就是对人的理解，对人间真诚的尊重。这一种真诚的确是在生活中随时随处可能存在的，它是人心中的一种“维他命”。有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社会越文明，人心对真诚的感受应当越细腻才是，为什么反而越来越麻木不仁了呢？那么一种普遍的巨大的麻木有时呈现出令人震惊的状态来。也许有人以为那一种真诚是琐碎的。
可是倘若琐碎人生里再无了“琐碎”的真诚，岂非只剩下了渣滓似的琐碎了吗？诚然几本书并不可能就使谁的人生真的变得不琐碎。
作如是想除了妄自尊大，还包含有自欺欺人……
虞诚是需要一点儿耐心去换取的。于我于读者于生活中一切人，该都是这样吧？今天——几乎是每一个人的最普遍的机会。因为每一个人都拥有许多许多今天。
我相信一个生活原则：如果你有可能帮助别人，哪怕是极小的帮助，而你不去实践，是不应该的。
与土地与人民贴近过的岁月，纵然艰苦，纵然沉重，也是值得重新认识的。穿透历史的思想，必能立足于现实。
不错，开拓精神乃人类的崇高冲动。赴艰蹈苦永远是可歌可泣的事迹。但，四十万之众，历时中年之久，我们付出的青春、汗水、热血乃至生命，与应该创建的实绩并不成正比。因而沉淀下来的，若仅仅是时过境迁的个人经历的自我欣赏，忽略了对我们自身的自省，以及对历史的批判责任和义务，则我们未免显得浅薄了……
我们曾像希腊神话中被巨人西西弗斯滚动的石头，我们曾像西西弗斯做过许许多多滚动石头般的无用功。
罗丹曾雕塑过不朽的“思想者”……
石头的“思想者”即或不朽也只不过是作思想状的石头而已。
民间的形形色色的幸福者们，都各有其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不幸的尾巴。林林种种的踌躇满志的人们，活在林林种种的人生阴影之中。那么多人的那么多欲望，那么多目的、目标、野心和雄心，因了那么多的人、事，变成那么多别人一眼便能看穿或别人一辈子也想象不到的心病……
人人都有一份儿快乐。区别仅仅在于大小和多少。
人人都向往所谓幸福，但人人都觉得它离自己越来越远，正如“宇宙”的边界离我们越来越远……
而快乐，也是一种不断消弭的感觉。成年人再也不会像孩子那股快乐了。六七十岁的人再也不会像二三十岁的人那般快乐了。结了婚的男女再也不会像恋爱时那般快乐了……
将人生的所谓“幸福”降低为对快乐的感受，将对快乐的感受降低为对愉悦的体会，对人生的质量作最寻常最朴素的认识，退而求其次——也许，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细想想，倒可以对自己说：我这一辈子，还行……
围观者，据我想来，是比那些流氓歹徒更可恨的。因为他们的围观，使暴行，使邪恶，似乎变成了游戏，变成了热闹，变成了好玩儿的现象，变成了值得“白相”的事。他们围观不发出愤怒的——尤其是男子汉们的愤怒的制止的呐喊，实际上等于对流氓歹徒们的暴行的默默怂恿。
如这种麻木不仁的病态的心理现象大面积地扩散着，弥漫着，大面积地传染我们中国人之人心，结果会怎样呢？麻木不仁的将更加麻木不仁，进而不再耻于助约为虐。而更多的人将变得麻木不仁起来，进而不觉其心的麻木不仁。流氓歹徒将更加猖狂，庆幸这时代这世界本该就是他们胡作非为的天下……
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不妨戏言曰小说家“失宠”。小说家“失宠”于两方面——在奥林匹斯山上，那个叫缪斯的女人呼前拥后的“艺术侍从”大大地增多了，小说家已不独幸青睬；在奥林匹斯山下，小说家的中国血统的大多数“上帝”，没情绪追随在小说家身后爬“山”，更匆言登“顶”了。何况中国当代小说家，自己尚且都在半山腰蹒跚。
新时期文学的确曾逐年“轰动”过，那既是文学现象，更是政治现象。或者，取一个中性词，更是时代现象。“轰动效应”的失却，实际上亦是普遍的人们政治情绪的淡化、变化、转化过程。与“新时期文学”同步，曾掀起一阵“文化热”，而现在“文化不知何处去。此地空留文化城”。文学裸露在突几到来的商品时代，犹如少女失贞于凶汉。文学的窘况并不能引起普遍的人们的怜悯。普遍的人们首先怜悯的是处在这样一个太缺乏思想和精神准备的时代的自己。
这个时代载负太多太重了，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理承受也太多太重了——对封建主义残余的憎恶，对野蛮资本主义现象的恐惧，对文明和发达资本主义模式的憧憬，对纷呈张扬的种种现代思潮的困惑、对已被挤扁在意识形态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道德规范的守而不固，弃而不舍的茫然、失落……天哦，安抚和慰藉包括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访惶浮躁的灵魂，小说是太力不从心了！“现代主义”不惟是形式是方法，更是内容是观念是普遍社会心态受现代文明异化而导致的透视结果。被物质文明和文化教养所宠的西方正脾中产阶层，一旦成为社会阶层的大多数，经由他们内心里滋生出来的委屈和痛苦，并不亚于上个世纪元产者饥寒交迫之中的悲戚和呜咽。富足之后的痛苦，也许因其富足了还痛苦，就更为深刻。然而不管多么深刻，毕竟难以打动尚苦于贫穷的普遍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同胞们想来，西方人必是太娇贵了。西方中产阶层的自怜与自责意昧着人类明天对自身的困惑吗？也许。但这明天与我们隔着世纪呢。
“现代主义”小说曾作了崛起式的努力，但在我们整个文坛如漂筏沉浮于时代湍流激浪中的今天，“现代主义”同现实主义一样，面临“阿里巴巴的山洞”般的迷律。并且没有谁告诉我们那句神秘的咒语——“芝麻芝麻开门”。公而论之，“现代主义”即使没有达到初衷，却毫无疑问地敲碎了现实主义一度相当坚硬的然而的确被教条所侄桔的外壳，令其“吐故纳新”，焕发了不小的生机。也同时涂抹了文学调色板上的色彩对比。但托起一轮文学夕阳的使命。实非“现代主义”所能胜任……
广告色彩太浓的评论，言过其实的评论，纵然写得漂漂亮亮，潇潇洒洒，既败坏评论的声誉，亦败坏小说的声誉。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也是社会消费者，请试想想，我们误信广告，选购了商品，发觉并不像广告“吹”的那样，不是会产生种上当了的逆反心理吗？我们的某些小说评论和某些小说，是不是已经被败坏了呢？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之间的关系，应是“中通外直”，不饰脂粉。不以恶其人而恶其技。不以好其人而好其技。下笔先无私，成文则磊落。
奥林匹斯有“黄昏”。奥林匹斯无黑夜。人类悟透了许多事物，然而却永不丢弃。诸如《圣经》便是这样。小说也是这样。小说是奥林匹斯山上的长明灯，有光耀辉煌之时，也有烛照甚微之刻。
但，人世不灭，此灯不熄。
时代的变化对当代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我们仿佛一步跨过了好几重门，横冲直撞地就进入了一个我们一点儿都不适应的房间。这使我们——当代人觉得哪儿哪儿什么什么都与过去不一样。我们毫无精神准备。我们困惑、我们迷悯。我们总希望相信点儿什么。可我们对一切变化都不由得不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于是我们内心里空前的浮躁了。即使在我们显得异常冷静的时刻。我们的内心里其实也是浮躁的。
这是一个浮躁的大时代。
杨(日方)一言不发，连目光也不旁视，瞅定一部分桌面。默默地吃饭。满口牙残缺不全，吃得极慢极慢。他那一张刀条脸。瘦得不能再瘦。两腮塌陷，颧骨高突，一双眼睛深深地隐蔽在眼窝里。面色青绿。每一嚼动，青绿的皱纹纵横的面皮便一紧一弛。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他的眉毛，左右眉首各有长长的两束，无羁地飞扬着，箭竖着。仿佛除了剪断，是别无它法使其倒顺的。
一缅怀起他，我对那过去了的历史充满悸怖——它使好人无端变成“罪人”，竟是那么随便！那么轻而易举！并且连同无罪之人的无罪的意识，都一块儿奸污了！“手抄本”恰恰是文化专制主义胎育出来的畸形儿。它在妊娠时期就往往宣布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叛逆和挑战！文化专制主义愈是横行霸道，“手抄本”往往越是大量地诞生并广泛地流传！其中自然难免糟粕，但往往杂有香花，甚至隐匿着奇葩异蕾。
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不同的人性，但无论哪一个阶级的人性，都是在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普遍人性的土壤上产生和演化而来的。因此，在各个阶级的人性中，都有一种“共同人性”的根苗。特定的社会状态下，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共同人性”的根苗可能会被泯灭，也可能摆脱了阶级性的羁绊和制约，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发展，使一种超脱了阶级观念的人性成为某一历史时期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其结果无非两种可能：或者完成“人性的人类”的“复归”，或者被重新激化的阶级矛盾所断裂。
与人交谈，是人的本能愿望。本能愿望被外界或被自我“封闭”，人便会转而与自己的心灵交谈。与自己的心灵交谈，这是一种特殊本领。这种本领，可能使人在任何逆境中保持佐心灵的平衡，也可能使人丧失掉最后一部分生活热忱。这取决于人经常与自己的心灵交谈些什么。人与自己的心灵交谈还要有所选择吗？这还算是人吗？我认为，一个真正明智的人，是会应该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与自己的心灵交谈些什么的。人与别人进行严肃交谈时不是应对别人抱有责任感吗？那么人在与自己的心灵进行严肃交谈时，不是也应对自己抱有责任感吗？有志于成为文学家的青年们，是要首先对文学确立一种社会责任感的。有无这种对社会的责任感，是作家同一般能够写作的人的根本区别。是否确立起这种责任感，是一个文学青年将来成为作家还是成为一般能够写作的人的分水岭。
人类创造了文学是为使生活变得更好。文学应该向人们提供高尚的、美好的、培养情操和净化心灵的精神食粮。
文学无论如何不应该成为销蚀人的生活意志和信念的自饮或诱惑别人共饮的“蚂酒”。
至于所谓“传世之作”呢？我想我的作品大抵是传不了世的。与命同存同亡，余愿足矣。况且，生前要耐得住寂寞，身后事，鬼才去争长逐短。像王勃似的，淹死了，鬼魂也要时时出现，吟咏自己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浪漫则浪漫得可以，终究有点鬼里鬼气。就算是千古名句吧，不是后来亦被老渔翁指出，倘欠精练，改为“落霞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更佳吗？足见千古名句也经不起千古“推敲”的。
文学青年们是完全不必羞于以“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老道……”的起点去写作的。须知不少作家都是这样开始的。须知第一个讲“那座山”、“那个老道”的，也许还可能曾被视为杰作呢！只是后人的重重复复，才使他成为“老生常谈”的。可以用别人的口吻去讲述，但不应去讲述别人讲述过的。只要你讲的“那座山”、“那个老道”，令别人听了之后说：“原来还有这样一座山，原来还有这样一个老道，听了千百遍，今天听到的和以往听到的不一样！”那你就已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文学很风光的时候，便会有太多写小说的男人和女人；文学不风光的时候，从中滤下男作家和女作家……这乃是文学的规律。
普遍的社会观念的改变造成普遍的欣赏观念的改变。普遍的欣赏观念的改变，冲击着、动摇着部分作家传统的创作观念的基础，促使他们接受并探索新的文学观念。新文学观念指导下的新文学创作，无疑会进一步引导人们的更新的欣赏趋向，影响和作用于人们的欣赏心理。文学理论在这一文学阶段只能因势利导，无法强令统之、统而一之。否则，理论将架空于这一活跃的文学阶段。理论的难以统一，绝不意昧着文学观念的混乱。恰恰相反，它标志着创作实践的多样化和理论范围的开阔性。
欣赏观念与创作观念的改变，是文学现象的两个方面。欣赏本身也是艺术。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过程，同时是体验着连续心理变化的过程。读者通过自己的感受，既检验着也增强着作品的艺术力。因此我们可以说，作家不但创造文学，而且“创造”读者。
真正的文学或艺术，它所肩负的使命是更艰巨了，从现在至未来，它所要征服的，乃是人们心理上那种可能被社会进一步强化的，越来越趋就消遣的自然属性。它要掘动人们心理上可能被这种趋就消遣的自然属性所捂盖的欣赏愿望，它只有在更高的含意上更是文学，更是艺术，更具有区别于消遣的文学或艺术的欣赏价值……
过去和现在，如同夜晚和白天，边缘是混在一起的。而当觉得现实分外生动的时候，许多回忆则相应地更加清楚了。
归根结底，一切人的一切回忆，都是对人的回忆。没有回忆，等于没有记忆。没有记忆，等于是低级动物。回忆，有时是因忘却而有价值的。一切可耻之中，忘却也是一种。而且无论怎样分析和解释，都是市侩式的可耻。
回顾过去，乃为判断今天，思考将来。如果忘却是某种哲学，那么回忆便是一种责任。一切记住的，同时应是自省的。
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你能说谁比谁傻多少？生活改变我们是极其容易的。或许，我们每个人，迟早总是要被生活改变成它所乐于认同的样子吧？一个时代如果矛盾纷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学的一部分，必然是会承担起社会责任感的。好比耗子大白天率领子孙在马路上散步，蹲在窗台上的家猫发现了，必然会很有责任感或使命感地蹿到街上去。
若一个时代，矛盾得以大面积地化解，国泰民安，老百姓心满意足，喜滋乐滋，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也就会像嫁人了阔家的劳作妇的手一样，开始退茧了。好比现如今人们养猫只是为了予宠。并不在乎它们逮不逮耗子。
在耗子太多的时代，能逮耗子的猫才是好猫。
在耗子不多的时代，不逮耗子的猫才是好猫，现在是一个最不必、认真讨沦文学的的代。
一个人二十多岁时认为非常好的姑娘，到了三十五六岁回忆起来还认为非常好，那就真是好姑娘了。在二十多岁的青年眼中，姑娘便是姑娘。在三十五六岁乃至更大年龄的男人眼中，姑娘是女人。这就很要命。但男人们都如此。所以大抵只有青年或年轻人，才能真正看出一个“姑娘”的美点。到了“男人”这个年龄，觉得一个姑娘很美，实在是觉得一个“女人”很美。这之间意念上的区别，有如看话剧与看电影的区别。
女人到了哲人的地步，不复再是女人，而是怪物。即令美到如花似玉，也不过就是如花似玉的怪物。真真地玩世不恭，那是一种境界。装模作样的玩世不恭，那是一种病态。
她们如此珍视友情，如同养蜂人珍惜蜂蜜。
哗众取宠，你就使自己正确的观点也变成孤立的观点了。在个性、气质、风度和其它一切方面，受人尊重的是质朴无华。
心灰意懒之人，往往能吐真言。
政治摆布人，如同猫摆布老鼠。
会有多少人异常清醒地在装糊涂？想女人真是男人们心甘情愿的痛苦！
爱情加同情，使男人对女人的爱成为怜爱。
女子们的美丽是不同的，有的使男人想到性，有的使男人想到绞刑架，有的使男人想到诗，有的使男人想到画，还有的能使男人们产生忏悔的念头……
懦夫却只希望别人为真理拔出决斗之剑，而自己将胜利的小旗背在身后，连一声助战的呐喊也不敢发出。倘邪恶倒下了，他们便举起小旗，分享勇士的荣耀。倘勇士倒下了，他们便悄悄丢掉小旗，退隐到什么安全的角落，固守着卑下的沉默，期待着另一位勇士挺身而出……
更年期是女人到了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
女人天生是女人的对手。
我真希望，受青年尊敬的，有德高望重的人，能够很慷慨地对许多青年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即便这个青年本身并不怎么好，如我一样。但那句话，具有着某种使一个不怎么好的青年朝好的方面去努力，不朝坏的方面随意发展的约制力。
我的不善交往，实实在在是不愿交往。我的不愿交往，实实在在是对目前社会上的一种交际之风的“消极抵御”。
有些时候一味地温良恭俭让不行。该动肝火的事，还是得动动肝火。
所有的动物中，我最看不够的是犀牛。因为它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它，也从不作态。
我认为思考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严肃的时刻，神圣的时刻，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而干扰别人的思考，无论以什么方式，出于什么动机，良好的也罢，善意的也罢，都是讨嫌的。
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
世上没有一个人敢声明自己从未说过谎。
多一份真诚，多一个朋友。少一份真诚，少一个朋友。没有朋友的人，是真正的赤贫者。谁想寻找到完全没有缺点的朋友，那么就连他自己都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一个人有许多长处，却不正直，这样的人不能引为朋友。一个人有许多缺点，但是正直，这样的人应该与之交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崇拜。这就是历史。历史有它自己的法则。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将来儿子长大了，当然会知道毛泽东是一位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但是会不会崇拜毛主席，那就很难说了。
没有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所谓社会文明，不过是写在布满灰尘的桌面上的词句，在擦桌子的时候便被抹布一块儿擦掉了。
当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才感到失落。当我们失落了，我们才感到愤怒。当我们愤怒了，我们才感到失望。当我们感到失望了，我们才觉醒。当我们觉醒了，我们才认为有权谴责！
崇敬若非出于自愿，定然适得其反。
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照“传统”去做什么事，人们大抵心安理得。但某些“传统”也往往是—种腐朽的力量。正是借助了这种力量，封建帝王的皇帝圣旨演变成为“最高指示”……
时间不等于金钱。“时间就是金钱”却等于说“金钱就是—切”。
某些姑娘的美貌在她们自己看来不过是“期货”、是“股票”。可悲的是不能存入什么银行，吃点“利息”。岁月无情，时间总使美貌贬值。不趁行情看涨换点什么是最大的浪费，而有时间有精力有不泯的兴趣在她们之中“采购”的，非纨绔子第们莫属。所以她们的归宿也就大抵只能有一个，成了他们的配偶。这个词比老婆、爱人或妻子更准确。“自古红颜多薄命”，一点不假。穷小于买不起。买得起的也便换得起。“红颜”们成命苦！
争夺者的胜利从来都是被争夺者的最终选择。因为倘不愿被争夺，争夺者们便无胜利可言。
见得多了，对美貌的评价就有点苛刻。
笑非表情，而属武器，女人身上可怕的意味就大大超过可爱的意味了。
某些女人是一元一次方程，你不必列式便能解出“根”。
女人的脾气永远和男人对她们的爱成正比。
小虹则显得那么矜持，矜持中流露出几分高傲。那种对于男人是武器的微笑，在妻面前又变为盾牌，遮掩着只有女人们之间才能敏感地看出的什么。
我们不但靠发展经济，也靠保持民族自尊，才能独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上个世纪是不少西方人到中国冒险，如今某些中国姑娘到西方冒险的世纪似乎开始了。
商品化了的女人的冒险精神，不过是“通货膨胀”现象。
作为一个将自身当成征服世界的武器的女人，她永远达不到“娜娜”那么“辉煌”的顶点。
所幸在父亲人生的最后时刻，我受心灵感应的促使，躺在父亲身边。握着父亲的一只手，等于是将父亲陪送到了另一个世界的门外。没有几个父亲，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能有儿子身体紧拥自己的身体，由儿子轻握着自己的一只手平静地逝去。上苍给了我尽孝心的机会，我亦每每因此而聊以自慰。
但人心真是怪异的东西啊，总会在特殊的时日，思念某些与自己有亲情关系的人。而较为普遍的我们的所恩所念，大抵又是由那些既与我们有深厚的亲情关系，命运又堕入到极不堪之境的人们引起的。此时思念实在是吸满了牵挂和惦念的成分呀，一般而论我不大会思念某些发达着的显贵着的人生正春风得意着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一方面他们已不在乎别人思念不思念他们，另一方面即使在某些并不特殊的日子，某些并不真的思念他们的人，出于某种可以被理解的意识，常会以最时髦的方式向他们表达最亲爱的思念。发达着、显贵着、人生春风得意着的人们，几乎一向总是被似乎绵长的情感浓浓的思念喂养着。可想而知这一种思念常使他们备觉腻味。好比吃巧克力吃伤了的孩子，再一见了巧克力不禁地皱眉撇嘴。
当老板乃是他的一个梦。他迷幻在这个梦里已经十二三年之久了。十二三年来，我不止一次试图将他从他的梦里拖拽出，但我的努力全白费了。我的对手太强大。对手当然不是指他，而是时代。
这时代每天都通过各媒介向社会宣告，某些人摇身一变，奇迹般地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实例。有太多这样的实例，诱惑着他，他根本听不进我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一次次地对我信誓旦旦描绘他的宏愿，一次次地严肃又逼真地向我表达他的美意，并不是为了使我能在他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敞开家门接纳他，便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开空头支票。他知道我的家永远不会拒绝他这位不速之客，他的老生常谈，依我想来，只不过是固守着一种初始的信念和自信。他的自信已是他的财产。个人财产。精神上的财产。升值、保值或贬值，全由他自己进行调控的财产，他一次次诉说它，就能使它保值，起码不使它贬值似的。
再有经验，行文水平再高，字写得再漂亮，与那些既能熟练地运用电脑又善解老板心意的女郎们竞争同一职业，十之八九遭淘汰的必是他老隋无疑。男的不如女的，老的不如少的，字写得漂亮不如脸儿漂亮，从业经验不如乖巧的做人经验。
一般而言，我从少年时期就被艰难的岁月磨炼出了较强的心理承受力。并非一个意志脆弱的可怜虫。惩罚性的命运抛掷，不那么容易征服我的性格。
诚然，当了作家并没什么了不起。作家很多，谁都活得很疲惫，但我若不是作家，如今的命运，肯定就不是活得疲惫不疲惫的问题了。共和国大批下岗待业的工人中，几乎毫无疑问将有一个叫梁晓声的了……
非常年代的人间真情中，那种丝毫也不沾有金钱臭味儿的心灵，那种丝毫也不带有利益关系的色彩，那种纯粹于男人对男人的相互友情，那种仅仅是被“文学”二宇紧紧编结在一起的彼此信赖的承诺——这诸种美好的因素在当年构成的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人间真情，难道竟是可以被淡忘的吗？不，我若忘了它，我则就腐败变质了啊！有一天我为他换床单，在枕下发现了他的一本日记。怀着好奇心翻开看，记的竟全是他们的换心私语。而且全是以日记方式对小时倾诉的私语，缠缠绵绵、凄凄婉婉、卿卿我我、淹淹漫漫。于是我窥见了一种顿时猛烈拨动我心弦的乞怜和恐慌。一种如他那样一个内心极其孤傲自负的男人，对一个和自己女儿年龄相同的女子的温爱的乞怜，以及惟怕失去她给予他的温爱的恐慌。这使我大为震愕。从此确信一切男人的心灵的本质，其实都是多么的纤嫩和脆弱。也从此明白了小时其人，对于迷馏的疲惫不堪的老隋原来是多么重要！与她给予他的钟爱相比，我对于他的带有报恩色彩的友情，又是多么的粗鄙多么的不足论道！原来男人的心一旦陷入对于自己人生前景的迷悯与沮丧，只有女人的柔情才是救治的良方啊！……
我第一次听人当面以简单而又运算正确的数学的方式，启示我对人生应有更实际的一种态度。那时刻隔街古墟上的阳光已开始暗了，一天正在不易令人觉察地过去。我不禁转脸看了一眼桌上的表，仿佛听到一种使我足可以心惊肉跳神经紧张的嗒嗒之声，而实际上那表是不发出弦声的。表被一个双膝跪着的，裸体的铜女姿势优美地当胸捧着。“她”是我的喜爱之一，以前我伏案写作。常习惯于欣赏着“她”凝思；听了老隋的话。我似乎觉得“她”是妖女变的，正是用那个双手捧着的带着指针的东西。——天天在我对不知不觉中，将我的生命一秒钟也不停止地吸入进去……
我的生活形态越来越变得这样了—一用信和电话处理现在面临的事，用心和回忆维系过去的那份儿情。都道是情比事重要，但实际上我们每天差不多都在为自己面临的种种事所忙所累。
对老隋和他的学校的疑惑，其实始终掩藏在我内心里。它一直没减少过，更没消除过。恰恰相反，它经常向我闪现某种危机四伏的预兆。而我的疑惑却不能对任何人说。如果在他终于从沦落人生中挣脱了出来，单枪匹马满怀憧憬地开创了他的事业之初，我却到处与人大谈对他和他的事业的疑惑，我总觉得我的人品则就近乎卑劣了。何况，对我自己心存的那份疑惑，我并不能以什么确凿的根据支持着，也不过就是本能的疑惑罢了，近些年，眼见身边的种种荣华富贵，不日里涡灭为虚无和促败。我已有些分不清世事的真伪了。也只能心中掩藏住疑惑，祈祝老隋的事业一帆风顺罢了。
但那疑惑既存在着，又不便对任何人说，常使我感到乎添了一份苦闷，仿佛内心里钻了一条毛毛虫……
世事改变了许多人。有时改变的是他们的命运。有时改变的是他们自身的质量。命运乖张，面自身超越不劣的有几个？时来运转，福星高照，而自身质量不随之腐败的又有几个？都道是，完善自身质量才会感受到活着的真谤，命运庸常也是幸福的。眼见的却是，许多人都在雾诡云谲的世事中东扑西抱，企图扑抱住什么命运的奇迹，直至将人生交付给了黄粱一梦而难以自拔！
其实，依我想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若干机会，或曰若干时期，证明自己是一个心灵方面、人格方面的导师和教育家。区别在于，好的，不好的，甚而坏的，邪恶的。
我们在我们是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怀疑甚至强烈排斥大人们对我们的教育了。处在那么一种年龄的我们，已经开始习惯于说：“不，我认为……”了。我们正是从开始第一次这么说，这么想那一天起，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导师和教育家的角色。于是我们收下了我们“教育生涯”的第一个学生——我们自己。于是我们“师道尊严”起来，朝“绝对服从”这一方面培养我们的本能。于是我们更加防范别人，有时几乎是一切人，包括我们所敬爱的人们对我们的影响。如同一位导师不能容忍另一位导师对自己最心爱的弟子耳提面命一样……
童年的我曾是一个口吃得非常厉害的孩子，往往一句话说不出来，“啊啊呀呀”半天，憋红了脸还是说不出来。我常想我长大了可不能这样。父母为我犯愁却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决定自己“拯救”我自己。这是一个漫长的“计划”，基本实现这一“计划”，我用了三十余年的时间。
少年时的我曾是一个爱撒谎的孩子，总企图靠谎话推掉我对某件错事的责任。青年时期的我曾受过种种虚荣的不可抗拒的诱惑，而且嫉妒之心十分强烈。我常常竭力将虚荣心和嫉妒心成功地掩饰起来。每每的，也确实掩饰得很成功。但这成功却是拿虚伪换来的。
幸亏上帝在我的天性中赋予了一种细敏的羞耻感，靠了这一种羞耻感我才能够常常嫌恶自己。而我自己对自己的劣点的嫌恶，则从心灵的人格的方面“拯救”了我自己。否则，我无法想象——一个少年时爱撒谎，青年时虚荣，嫉妒且虚伪的人，四十多岁的时候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男人？所以，我对“自己教育自己”这句话深有领悟。它是我的人生信条之一。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首位的人生信条。
我想，“自己教育自己”，体现着人对自己的最大爱心，对自己的最高责任感。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指望别人对我们比我们自己对自己更有义务。一个连这一种义务都丧失了的人，那么，便首先是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了。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那么，他或她对异性的爱，其质量都肯定是低劣的。
有人肯定会认为像我这样活着太累，其实我的体会恰恰相反。内心里多一份真善美，我对自己的满意便增加一层，这带给我的便是愉悦。内心里多一份假丑恶，我对自己的不满意，沮丧、嫌恶乃至厌恶也便增加一层。人连对自己都不满意的时候还能满意谁满意什么？人连对自己都很厌恶的话又哪有什么美好的人生时光可言？翻开历史一分析，心脑功能张冠李戴这一永远的错误，首先是与人类的灵魂逻辑有关，也跟我们的祖先曾互相残食的记载有关。
一个部落的人俘虏了另一个部落的人，于是如同猎到了猎物一样，兴高采烈围着火雄舞蹈狂欢。累了，就开始吃了。为着吃时的便当，自然的先须将同类们杀死。心是人体惟一滞后于生命才“死”的东西。当一个原始人从自己同类的胸腔里扒出一颗血琳琳的心，它居然还在呼呼跳动时，我们的那一个野蛮的祖先不但觉得惊愕，同时也是有几分恐惧的。于是心被想象成了所谓“灵魂”在体内的“居室”。被认为是在心彻底停止跳动之际才逸去的。“心灵”这一个词，便是从那时朦胧产生，后经文字的确定，文化的丰富沿用至今的。
但是我观察到，在中国，在今天，在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其实是最不在乎心灵的质量问题的，越来越不在乎自己的，也越来越不在乎他人的了。这一种不在乎，和我们人类文化中一向的很在乎，太在乎，越来越形成着鲜明的，有时甚至是相悼的，对立程度的反差。人们真正在乎的，只剩下了心脏的问题，也许这因为，人们仿佛越来越明白了，心灵是莫须有的，主观臆想出来的东西。而心才是自己体内的要脏，才是自己体内的实在之物吧？中国文化中，对于所谓人的心灵问题，亦即对于人的德性问题。一向是喋喋不休充满教诲意味儿的。而如今的中国人，恐怕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德性方面最鄙俗不堪的了。人类对于自身文化的反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似乎进行得最为彻底。我们仿佛又被拎着双腿一下子扔回到千万年以前去了。扔回到和我们的原始祖先们同一文化水准的古年代去了。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在那一种远古年代，所谓人类文化，其实只有两个内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和对死的恐惧。
我们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一一—人心十窍。意思是心之十窍，各主七情六欲。当然有一窍是主贪欲的。当然这贪欲也包括对金钱的贪。所以，老百姓常说——某某心眼儿多，某某缺心眼儿，某某白长了心眼儿死不开窍。如今我们许多中国人之人心，差不多只剩下一窍了，那就是主贪欲那一窍。所贪的东西，差不多也只剩下了钱，外加上色点缀着。主着其他那些七情六欲的窍，似乎全都封塞着了。所以我前面说过，这样的人心。它又怎么能比人手的感觉更细微更细腻呢？它变成在“质”的方面很粗糙，很简陋，功能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岂不是必然的吗？
于是我日甚一日地觉得，与人手相比，我们的张冠李戴的错误，使人心这个我们体内的“泵”，不但越来越蒙受垢辱，而且越来越声名狼藉了，越来越变得丑陋了。当然，若将丑陋客观公正地归给脑，心是又会变得非常之可爱的，如同卡通画中画的那一颗鲜红的红樱桃般可爱。那么脑这个家伙，却将变得丑陋了。脑的形象本就不怎么美观，用盆扣出的一块冻豆腐似的，再经指出丑陋的本质，它就更令人厌弃了不是？
有些错误是只能将错就错的，也没有太大纠正的必要。认真纠正起来前景反而不美妙。反正我们已只能面对一个现实——心也罢，脑也罢，我们中国人身体中的一部分，在经过了五千多年的文化影响之后，居然并没有文明起来多少。从此我们将与它的丑陋共生共灭，并会渐渐没有了羞耻感。
我的宁静之享受，常在临睡前，或在旅途中。每天上床之后，枕旁无书，我便睡不着，肯定失眠。外出远足，什么都可能忘带，但书是不会忘带的。书是一个囊括一切的大概念。我最经常看的是人物传记、散文、随笔、杂文、文言小说之类。《读书》、《随笔》、《读者》、《人物》、《世界博览》、《奥秘》都是我喜欢的刊物，是我的人生之友。
通过阅读，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人，仿佛每天都有新朋友。我敬爱他们，甘愿以他们为人生的榜样。同时也仿佛看清了许多“敌人”，人类的一切公敌——人类自身派生出来的到自然环境中对人类起恶影响的事物，我都视为“敌人”。
读，实在是一种幸福。
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
可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
我是全班惟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成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因素。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昧着童中生活的不遂人愿。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人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爱富媚权的心态！
而嫌贫爱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为我小学毕业后，接着进入了中学、而后又进入过大学，所以我有理由这么认为。
我诅咒这种现象！鄙视这种现象！
青年永远是文学的最真挚的朋友。中学时代正是人的崭新的青年时代。他们通过拥抱文学拥抱生活，他们是最容易被文学作品感动的最广大的读者群。今天我们如果进行一次有意义的社会调查，结果肯定也是如此。
我在中学时代，是个中等生。对物理、化学、地理、政治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每次考试勉强对付及格。俄语韧一上学期考试得过—次最高分——九十五，以后再没及格过。我喜欢上的是语文、历史、代数、几何课。代数、几何所以也能引起我的学习兴趣，因为像旋转魔方。公式定理是死的，解题却需要灵活性。我觉得解代数或几何题也如同写小说。一篇同样内容的小说，要达到内容和形式的高度完美统一，必定也有一种最佳的创作选择。一般的多种多样，最佳的可能仅仅只有一种。重审我自己的作品，平庸的，恰是创作之前没有进行认真选择角度的。所谓粗制滥造，原因概出于此。
对较多数已经是作家的人来说，通往文学目标的道路用写满字迹的稿纸铺垫。这条道路不是百米赛跑，是漫长的“马拉松”，是必须步步进行的竞走。这也是一条时时充满了自然淘汰现象的道路。缺少耐力，缺少信心，缺少不断进取精神的人，缺少在某一时期内自甘寂寞的勇气的人，即使“一举成名”，声名鹊起，也可能“昙花一现”。始终“竞走”在文学道路上的大抵是些“苦行僧”。
谈到所谓“个人奋斗”，我认为我们北大荒知青中如今当了编辑、编剧、作家的朋友们，可以说人人都是“个人奋斗”过来的。但是，在我们走过来的路途上，的的确确有兵团对我们的扶植和培养起重要作用。的的确确有像杨防、崔干事这样的人的鼓励和鞭策起重要作用。如果为了将自己塑造得更像“个人奋斗”者而矢口不谈这一点，那也的的确确是忘恩负义了！切莫以为当今的大学生们多么关心时事，他们不过是依然的喜欢“佩”所谓“热门话题”罢了。否则还叫“大学生”吗？不是我这么认为的，我猜想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是这么认为的。和大学生们对话已经是我最厌烦的一件事了。他们的浅薄是常常令我讶然而且发怔的。特别是遇到了那种自以为思维方式特“形而上”的。他爸妈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尽在“形而下”地不能再“形而下”的现实之中活着，包括他自己，你说他装出一副特“形而上”的样子图的什么呢？装给谁看呢？跟谁学的呢？但一想他们的年龄，也就少了些“友邦惊诧”，多了点儿“理解万岁”。凡是有幸迈人大学校园的男女，谁不是从故作高深的岁数混过来的呢？何况他们或她们那“形”终究也升高不到多么“上”处去，一旦告别校园，走向社会，便将纷纷如自由落体，很可能掉到比自己的父母及兄弟姐妹更“下”的思维的地面上，无须别人告诉，他们或她们自己便会明白事实真相——原来满嘴“形而上”者流，在中国，在今天，有不少是卖“狗皮膏药”的……
世上有那么一种人，是见不得以强欺弱之事的，非常遗憾，我正是那么一种人中的一个。
人，尤其是男人，惧悍畏强而又同时欺虐弱小，的确是可以归人到王八蛋一块堆儿去的。
换了一种较为现实的看法说服自己——生活也许原本就是这样子的吧？在那一天，那一时刻，也许地球上的许多国家里，都同时发生着警察粗暴地对待公民的事吧？我们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又一点儿不比别的国家高多少。说三道四的，是否会显得自己眼睛长了钩子似的，专善于发现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现实中的阴暗面呢？是否倒显得自己太矫情、太少见多怪、太小题大作了呢？于是似乎也就顿悟了，释然了……
我看得出来，不少的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早已蜷伏着某种想要打某一个人的野蛮冲动了，只不过尚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或借口。而打一个小偷，这理由是相应充分的，这借口似乎也是正当的……
当代文明社会的法律，之所以特别规定出对犯人(包括死刑犯，当然也包括尚未被宣判罪名成立的疑犯)的人道原则，那实在也是因为，法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们对于蜷伏在不少人潜意识里的野蛮冲动早有敏感的觉察和透彻的分析，并希望成功地抑制它。这一种野蛮冲动的心理历史渊源极其悠久。它证明人类的确是有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娱的劣根性的。这一点是人有时候连动物也不如的。而人尤其卑劣处正在于还要为此制造理由和寻找借口。在一个普遍的人们的尊严缺少保障的社会里，普遍人们的潜意识里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蜷伏着想要将某一个打翻在地并践踏之的野蛮冲动。某些时期，某种情况之下一旦有人振臂一呼，他们会旋即扑向任何一个被指喝为小偷、流氓、无赖之类的人，哪怕他们明知被指喝的人并不是真的坏人。而且、当我们对此种现象予以特别的观察，我们定会发现，他们中某些家伙本身即小偷、即流氓、即无赖……
我在中学时读过一篇关于纪念“五卅”惨案的悼文。似乎是郁达夫写的，记忆是很模糊了。时隔几十年，只剩一行文字印在我脑中——陈尸街头的女学生们的裙被镣了上去，短裤被剥了下来，在她们有的人的阴户里，还被插入了树枝和棍棒……
不要仅仅按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我的记忆。我越长大成人，越对自己有了另外的解释——那就是，—个少年当时实在不能理解，除开对某些罪大恶极的人民的公敌，诸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另当别论，除开对某些人间恶魔，诸如对某些不但杀人累累而且在杀人前折磨人、杀人后又食之的两脚兽，何以人对人竟会那么的邪恶？……
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曾亲眼看到一些别的孩子怎么样残忍地虐待小猫小狗以肆娱……
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曾亲眼看到在松花江畔、一些少年怎么样随心所欲地摆布一具无人认领的溺尸乐不可支……
我在“文革”中，在外地“串联”时，曾亲眼看到一些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怎样将一个女人的上衣剥光，并将写上羞辱文字的牌子用细铁丝拧在她的xx头上……近年来我不止一次，也可以说是多次地从严肃的大报而非故意耸人听闻的地摊小报上，读到流氓歹徒怎样光天化日之下轮奸少女，怎样毒打残杀弱者至死而围观者也就是“白相”者众多的报道……
那一时刻我也确实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遍布我的全身。不是胆怯而是恐怖。不是重重包围着我的那些嘴脸的凶恶样子使我感到了恐怖。而是从他们的眼里从他们的内心里似乎散发出某种东西，它氲氤一气，织成一种看不见的厚而密的氛围……
它使我氲氤感到窒息……
我的笔只有用来反映“老百姓”在现实中的生活或生存状态之时，才感到写作毕竟是有些意义的。而笔“绣”其它时，写作仅是个人享受。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未镭基湍流逆河，切实整肃中国金融界混乱状况之前，在江泽民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反腐败之前，在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的条令之前，在中国农民手中的“白条”得以兑现之前，在接下来整肃房地产开发热、股票热、特区开发热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们豢养或被金钱所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也罢，作家也罢，记者也罢，不管你曾自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中国之现实了解得多客观，多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
在改革和腐败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误区，也可以干脆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黑洞”。一个时期内，一些帮阑文人和一些帮闲理论家，写出过许多帮闲式的文章。这类文章一言以蔽之地总在唱一个调子——要改革，腐败总是难免的。只要老百姓一对腐败表示不满，这个调子总会唱起来。
一个时期内，老百姓的直接感觉是——分明的，有人是极不爱听关于腐败的话题，听了是不高兴的，是要以为存心大煞改革的风景的。于是后来老百姓也不屑于议论了，表现出了极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价的近乎荒唐的上涨，承受着腐败的得寸进尺，肆元忌惮。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吗？那就表现出一点儿心理承受能力给你们看。即使在今天，者百姓认为最没劲的话题也大概莫过于腐败的话题了。老百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似乎是要伴随着腐败一齐往前混……
时代变了，猫变了，狗变了，文学也变了，小说家和诗人，不变也得变。原先是斗士，或一心想成为斗士以成为斗士为荣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变成猖士，或者干脆由猖士变成隐士。作一个现代的隐士并不那么简单，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虽然“隐”而“士”也总归潇洒不起来。所以旁操它业或使自己的手稿与“市场需求接轨”，细恩付也是那么的情有可原。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来越悟明白了——小说本质上应该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寻常的。连哲学都开始变得普及的时代，小说的所谓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评论”这碗饭的人的无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这么一种假象——所谓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在今天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为自己是大众的启蒙者或肩负时代使命的斗土，自然很一厢情愿，很堂·吉河德。但以为自己高超地脱离了这个时代，肩膀上业已长出了一双仿佛上帝赋与的翅膀，在一片没有尘世污染的澄澈的文学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那也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感觉。
从此我在许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机遇了。
机遇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生活中，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没有机遇，便默默无闻。丽一旦有了机遇，谁又能断定走在大马路上的一个什么人，不会在一番什么事业中取得什么成功呢？让我说，人啊，为别人更多地创造机遇吧！果然人人如此，我们每个人的机遇也便在其中了。某些人苦苦追求某一事业而不成功，有时实在不是因为缺少才华，而是缺少机遇。进而言之，是缺少为他或她创造机遇的一些人们。我们为他人创造机遇，更多的时候并不损失我们自己的什么利益。何乐而不为呢？仅仅因为“我不能，你便也休想”这样一种心理，断送了别人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遇，那是多么该诅咒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生活中太多了。少一点，生活将会变得美好！
有一部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令我感动至深，永难忘记。
年轻的肖邦初到巴黎，无人赏识他的音乐才干。他偶识了乔治，桑——这也是机遇。乔治，桑引他进入自己的沙龙的第一天，邀请了许多音乐界名流，告诉他们，大音乐家李斯特将为他们演奏钢琴曲，但有一个条件，需熄烛听之。黑暗中，钢琴声将所有的人都陶醉了。琴声止，掌声起。乔治·桑挽着李斯特持蜡烛走至钢琴旁。这时人们才发现，演奏者原来并非李斯特，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持在法国女作家手中的蜡烛，照亮了未来的大音乐家的脸。
李斯特说：“这位年轻人演奏得好极了！我非常羡佩他的音乐天才！”
也许是虚构。但是真美好！美好的乔治·桑！美好的李斯特！当时眼望着银幕，我流泪了。从此喜爱乔治·桑的作品，喜爱李斯特的乐曲，尤胜喜爱别的作品和别的乐曲。乔治·桑与肖邦的爱情，对我来说，也成为容不得什么人的什么文字非议的爱情了……
到了年龄，小伙子们总希望某一个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是任谁也没办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间才有所谓纯粹的友谊。这是一条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定律。伪君子们才企图证明这条定律是错误的。
谁动用过卑下的心术，淮就将得到等量的报应。动用没动用心术，这是该不该原谅的界线。
研究起来，年轻人的爱出风头，大抵是因为姑娘们的存在。正如不见雌孔雀，也末受什么鲜艳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懒得歼屏的。只有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连最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也没多大兴致出风头。反之，只有姑娘们在一起的时候，连最爱打扮的姑娘，也没多大兴致打扮自己。出风头实在是小伙子们为姑娘们“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无论是什么人，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无论什么场面下，我也会起而反驳，全然不计后果。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与我的爱出风头，相得益彰，互为衬映，显现出一个性情中的真我来。
如今已经三十六岁，爱出风头的年龄早已过去了，与多情的年龄一块儿过去了。从个人的教训中，从别的爱出风头者们的庸俗中，体会到了这种庸俗实实在在是对一个人自己的莫大损害，也就学会了一点自尊。人既从自己的教训中发现自己的劣点，也会从别人的庸俗中总结出自己应当如何做人的原则。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无限延长。那是怪不幸的。
试想这“坏人”的罪名，对于好人来说，是作践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测到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及与女人乱搞关系一类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无法向别人申冤的。
黑色幽默之戏剧之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蕴含着大量大量的素材与启示，却怎么在外国异军突起了呢？不是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的一大遗憾吗？这些人，这些事，渐渐使我意识到，复旦是不能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给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类东西：入党，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垫脚石。想要多少块，它可以给你多少块！但需要等量的“实际行动”去换取——在“文革”后期，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这样。
出卖自己也总需要点勇气。彻底出卖自己则需要大的勇气。
无所畏惧——其实是一种自我感觉。因为我深知、言行不慎、我是会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被“出卖”得更惨的。“出卖”——各种人们之间的各种“出卖”，已不复能用“品德”二宇解释，那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流行病”。如果放在特种显微镜下分析，每个最渺小的病毒，都带有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的特征。
我们中国人的心理真是不可琢磨。我想。把女人的腿画得那么修长、那么秀美、那么迷人，涂以肉色，而将女人们的脸都画得像七八岁的小女孩的脸似的。于是夹在书中，压在玻璃板下，时时“欣赏”，便心安理得了。仿佛“欣赏”的是小女孩，非属女人了。
都是女人的大腿，我想，倘将“白毛女”的头换成一个外国女郎的头，恐怕那一排年历卡就该属于“封资修”，被视为能毒害人的诲淫的东西了。这位工宣队员，更不会当着我的面饶有兴趣地“欣赏”那上面的几十条裸腿了。辩证法真是无处不在。
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专门为女人们创造了那么多文字，在形容女人方面有那么多细致学问。比如就说女人的笑吧，外国文学的形容，也不过就是大笑、微笑、冷笑、美好地一笑、天真地一笑、单纯地一笑等等。而中国文学中，则有嫣然一笑、婉然一笑、灿然一笑、媚然一笑，思量起来，果然各领风骚。外国人形容女性身材，也不过就高低胖瘦，充其量再加上“线条”怎样怎样，如何如何富有“性感”。而中国文字中，除“苗条”，还有“婀娜”。“婀娜”之外还有“窈宛”。“窈窥”之外还有“亭亭玉立”、“风姿鉴人”一类。还有“秀色可餐”，要吞吃下去的意思。想起前些时候偷读一本《香艳诗抄》，其中更不乏什么“软玉温香”、“被翻红波”、“蝶浪蜂狂”一类，外国人叫“做爱”，或者直言曰“睡觉”。就像阿q对吴妈说的那么明白。可中国人却谓之曰“云雨”。怎么他妈的琢磨的呢！可见中国男人在女人身上动用的脑筋自古以来就很多。可见又自古以来都爱装正人君子，继而想到那位召见过我两次的工宣队员。他在欣赏“白毛女”年历片时，目光就很有几分猴褒。倘若那年历片上没有女人的大腿，印的是仿宋体或篆书体或“狂草”的“最高指示”，谁知那位革命的“沙子”会不会压在玻璃板底下，时不时就伏下头“欣赏”起来没够没了的？啤酒和五香鸡头代替不了女人。喝过了啤酒我更想女人，我感到我周围布着许多陷阱，防不胜防。我的心理时常处于戒备状态，它太累了。也许它太需要靠在一个女人的怀里，太需要一种女性给予的温情了……
二十六岁了，第一次明确地想女人，想得好苦哇！后悔早几年没将头往一个女人怀里靠过，想得就很朦胧。
产生得最快的勇气也消失得最快。任何冲动如果不能变成行为，不过就是一种心理本能而已。除了证明你有这种本能，再无其它意义。
我觉得身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们一样受命运的摆布，还要受生育之苦。还要受“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的捉弄。
便对那几位女工宣队员同情起来。
在这个小镇上，谁家里来一位外国人，可是件不寻常的事情。
不寻常的事情往往也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情。小镇上的人们肯定都忌讳这一点的。
做过什么亏心事吗？做过的。“批邓”的时候贴过一张大字报。写过三篇“反小生产者”的短篇“小说”。没发表。写过一部“反文艺战线‘走资派’的长篇”，没写完。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短篇也发表了，长篇也写完了。为了什么呢？为了获得。为了获得什么？为了获得我所憎恶的那种政治势力的青睬。憎恶是真的，想讨好也是真的。产生过愤起疾呼抗争的类乎勇士精神的冲动，更多的时候惟恐祸及自身，以懦夫的可鄙的沉默维护着一点点的人格。如果讨好成功呢？如果想获得的获得了呢？我会不会加入“另一类勇士”的行列，顺着政治的竹竿往上爬，越爬越起劲呢？……
《红旗》！难怪有士兵持枪保卫。积“文革”之成见，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部”的别称。它是一个时期内代表“党中央”绘文化艺术定罪的权威刊物。批《海瑞罢官》，批《燕山夜语》，批《上海的早晨》，批《红日》，它都发表过大块文章。一切文化艺术，一切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物，经它一批，不是成了“反动”的，便是成了“封建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这是一个在“文革”中专门罗织罪名，以推行“焚书坑儒”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给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定罪，还给外国的也定罪。比如就洋洋万言地批判过斯但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体系，批判过车尔尼夫斯基的《怎么办》，在一篇歌颂中国现代芭蕾舞的文章中，还批判过古典芭蕾舞。
巴老那年身体尚健，行走时步子也很稳。给我的印象是言词不多，平易近人，说话很慢，仿佛句句都须经过思考。虽然“文革”中遭受摧残，名誉还未得到公开恢复和平反，但毫不自轻。从那张“思想者”型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毅忍自尊。
她和茹志鹃老师一样，对青年是爱护和宽容的。不记仇。我认为名人对青年都应采取这种态度。这是一种人格方面的修养，是极可敬的品质。当然，对那类做了值得反省值得内疚的事而不知仟侮的人，即使是青年，也当例外。其实呢，普通人之间，也应善于原谅善于宽容。记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它意味着有机会必将实行报复。
我不善交往，又惟恐打扰别人，就有点离群索居。然别人对自己的关怀、帮助、照顾，一次，一点儿，常系心头，不敢轻忘的。谁忘了，谁没人味。
如今的中国人，好像都成了“有闲阶级”，睁眼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际场上。又不像人家外国人，人家的交际，也就是纯粹的交际而已。眼睛再睁大点，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在交际之下，掩盖着种种个人的企图！过去说某某是“交际花”，专指女性而言。于今吾国男性“交际花”，如雨后春笋，参差而出。真可以说是各条战线，百花齐放。我们老祖宗主张的那种“谈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时代有点“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时髦起来。你交我，你得给予我这种好处。我交你，我将报答你那种好处。各种好处人人想占，十亿之众，哪来那么多好处得以平均分配！不够分，又不能印发优待券，可不就谁有本事谁捞呗！靠真本事兴许还捞不着，靠交际却往往得来全不费功夫。文坛应是块“净土”，但索来总与名利藕断丝连，斩不断的“情缘”，刨不尽的“俗根”，难免也有拉拉扯扯，蝇营狗苟之事，我看时下也受交际之风的熏扰。所以我常想，老老实实地写小说吧，能写出来便写，写不出来便罢。别今天拜访这个，明日“探望”那个的。成了习惯，堕入男性“交际花”者流，那可不怎么样了！
我的档案真是太简单了，简单得使我大大扫兴。小学的毕业鉴定、中学的毕业鉴定。都写得相当好。中学的毕业鉴定中，居然还有“责人宽，克己严”这样简直等于是赞美的话，不由得想，但愿这一条我死后，悼词上也写着。在北大荒七年中的各种鉴定也相当好，不乏赞美之词。我忽然觉得奇怪，我既然这么好，怎么不发展我入党呢？逐页逐条细看，看出了点名堂。有两条是：不尊重领导。政治上不成熟。带着这两条缺点可不是不大容易入党嘛！难怪难怪。不尊重领导这一条，是公正的。在老连队，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木材加工厂，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团机关时，顶撞过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参谋长。我想这一条将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真得努力改正掉。
政治上不成熟这一点，我有点不认可。政治上不成熟，能仅写过一张表态性的“批邓”大字报吗？政治上不成熟，能“同‘四人帮’作过斗争”吗？从书包里掏出钢笔，就要由着性子将那个“不”字改成“很”字。照量了几下，觉得笔划实在是不好改，悼悼作罢。
倒是与我肉体同在的灵魂，因为自己的某些行动，某些没有变成行为的欲念，某些没有变成欲念的意识，某些连意识也没有变成的朦胧的不良的冲动，而时常感到羞愧。
这个灵魂可是永不安息。
母亲从小对我的一句教诲是“头三脚难踢”。意思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在新同志中间，尤其要谨言慎行，给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母亲虽然是普通家庭妇女，目不识丁，但却很重视对我们的家教。希望我们几个子女长大成人后，都文质彬彬的，说话慢声细语的，办事稳稳重重的。她认为的好青年，是那种“像大姑娘”似的类型。我在十八岁前、身上这种家教的成绩特别显著。不但文质彬彬、而且“羞羞答答”。十八岁后，这种家教的印痕开始模糊，开始退化。因为母亲已无暇再训导我。社会替母亲效劳了。社会的教育内容与家庭与学校大不一样，也比家庭比学校的教育具有说服力。它采取的另外一种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两种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潜在影响。平素我要求自己尽量文质彬彬，以礼待人。一旦反抗起来，则“怒发冲冠”，恨不得“尸横二具，血溅数尺”。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幸亏我身材瘦弱，毫无拳脚功夫。否则，大概早已闯出什么人命官司了。这些只能在看功夫片时体验一下情绪打斗。
然而我认为母亲那句教海不失为至理明言。“头三脚难踢”，便得“踢”好。一般说来，我每到一个新单位、新地方，“头三脚”总还是“踢”得可以的。一旦天长日久，免不了来次“头球”或者“倒钩”。那“球”多半都是朝领导们射去的，结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脚“勾销”。谁有贰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温良恭让”？偶尔露一下“峥嵘”也是要得的。
对有才华的人、妒嫉是愚蠢的至于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滩小报记者评论三四流这个“星”那个“星”的语言说——正很“走红”。然而我也忧郁，我也压抑，大有“兔死狐悲”的凄凉。因为我不可能终生扮演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我一旦也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说几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话，哪怕这话是真的，也便会与辛欣“站在同一地乎线上”了，而一个作家，不，一个人，某些时对某些事，大抵总难免要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也总难免要说些什么使某些人们不大受用的话的。达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超脱则超脱矣，悠然则悠然矣，而往往也便在这种“超脱”和“悠然”中，不复是作家了！文坛从来不是佛殿。要想“超脱”倒莫如抛弃纸笔去数念珠，遁人空门为好。
当时你我还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属“文学青年”一类。我“迂”得可怜，你“狂”的非凡。我和你一样，都急切地要早日显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种压制。
现今有种说法：一等智商者经商，二等智商者从政，三等智商者才从文。“文”的经济基础，在“倒爷”们之下；“文”的社会地位，在“政府官员”之下，因此某些干部子女，便经商，便从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么电影制片厂啦，电视台啦，以及其它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单位或部门挤。果有“文学艺术”才华的，自当别论。并无“文学艺术”细胞的，岂非授柄于人，传垢于世吗？且“文”假以权，权佐以“文”，结果必然是“文”腐蚀了权，权亵渎了“文”。那才是悲夫哉！我顶讨厌文学艺术领域内现今种种假权势而压“文”、而欺“文”的风气。
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说一颗钮扣是一颗钻石，并欲使众人相信，就得编出一个专门经营此种“钻石”的珠宝店的牌号，就得进一步编出珠宝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经理的姓名……
我不是一个没有说过谎的人。但是，跨出复旦校门那一天，我在日记上曾写下过这样的话：“这些年，我认清了那么多虚伪的人，见过那么多虚伪的事，听过那么多谎话，自己也违心地说过那么多谎话。从此我要作一个诚实的人……”
我这“要作一个诚实的人”的人，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撤丁一次弥天大谎！
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青年，仅仅由于在某一个不正常的时期迈人了这所大学的校门，便如同私生子隐瞒自己的身世，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隐瞒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真是历史的悲哀！
就个人心理来说，这是十分可鄙的。
但这绝非我自己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心理。这种心理，像不可见的溃疡，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农兵学员”心中繁殖着有害的菌类。对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又多么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倒出了“山碴丸”。
正直与否，这是一个人品质中最重要的一点。你的朋友们是你的镜子。你交往一些什么样的朋友，能“照”出你自己的品质来。我们常常是通过与朋友的品质的对比，认清了我们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