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

又叫了一声，嗓音低沉嘶哑。

“耳朵聋了？”

还是那个声音，看来的的确确是叫范子愚，他这才回过头去，一看，又惊又喜又难为情，原来是他！

“胡处长！”范子愚羞红着睑叫了一声，避开他的眼光。

“你到哪里去？”胡处长问。

“回南隅去，您呢？”

“也是的。”

胡处长穿着一身宽大的副一号军装，手上提着小旅行包，还有一只线网袋背在背上，里面装有一些纸盒纸包之类的东西。范子愚朝线网袋瞟了一眼，想道：“那里有吃的。”

“把东西提起来，我坐坐。”胡处长提出要求说。

范子愚虽然身无半文，又正好遇上一位财神爷，岂不是太好了！可是他情愿不碰上他，因为在公审大会上，斗他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要是这老头提起往事来怎好说话呢？即使他不提往事，范子愚也害怕与他目光相遇。但现在，他竟然主动提出要跟你坐在一起，你难道能不理他吗？只得连忙把旅行包拿开，让胡处长坐下去。

“你是来搞什么的？”胡处长问他。

“我？呃……”范子愚目前所干的任何一种工作都不宜向胡处长提起，他只得随便撒了个谎，“到北京来看样板戏。”

“看到了吗？”

“看到了，看到了。”

“好看吗？”

“好看，好看。”

“你们自己也演一个嘛！光看别人的？”

“是啊，要演哪！”

一问一答，只听见声音，没有看脸色，革命家成了个腼腆的乡下姑娘。

“你来了几天了？”胡处长又问。

“好几天了。”

“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呃……”可怎么好说呢？

“吞吞吐吐，又是搞阴谋，走到哪里，阴谋就跟到哪里，娘卖x的！我还说碰到个熟人，这两天坐车有话讲了，又是阴谋，跟着你屁股追，算了！我还是坐到我那个角落里去。”胡处长说着，站起身，提着东西要走。

“别走，别走！处长，”范子愚连忙站起来把他拉住，到这时，双方才互望了两秒钟，“您坐吧！我也怪寂寞的，有些事咱们在车上慢慢说吧！”

“不坐，我到我的老地方去，我怕你们，阴谋诡计太多。”固执的胡处长坚持提着东西走了。

范子愚惋惜地望着他的背影，一直目送他走到最靠里边的一个角落。他回头又看了看门口，还不见债主到来，有点心慌了，经过一段犹豫，只得厚着脸皮找到胡连生那里去。

“处长，您别生气，”他靠近胡连生坐下说，“我们那回对您太……唉！我们太幼稚了，现在想起来，真是不该那样做。那一阵子也不知道怎么了，革命啊，当左派呀，什么都干得出来，真是，唉！真是……您可别记我们的仇，我们年轻哪！”

“记仇？记什么仇？我要是记仇的人，就不会找上你来讲话了。我记你们的仇？要不是参加革命去了，我的儿子比你还大，我记你们的仇做什么！你们当了几年兵？懂得什么革命？搞错回把两回，有什么好记仇的！”

“是啊，处长，我……”

“不要讲你们了，”胡处长只顾说自己的，“就是彭其我也不记他的仇，他害得我背一个疯子的名声，还给我上电疗，娘卖x的！我记他的仇了吗？我不记，如今阴谋诡计太多，他也有他的难处，我原谅他，我晓得他不好搞。不光不记他的仇，我还要……”他仔细望望范子愚的面孔，“讲给你听了，你会不会又去搞鬼？”

“处长，请您放心，我再不会害您了。”范子愚诚恳地说。

“靠不住，”胡处长摇着头，“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墙头草，风吹两边倒的，又来个搞阴谋的在你耳边头一熏，你又倒了。”

“您说得对呀！老处长，”范子愚深有感慨地点着头，特别强调了一下老处长的老字，“我们太容易上当，太天真……唉！”

“你的感慨倒不少！”

“您知道，我这回在北京被人害了，害得我满街流浪，只差一点没有要饭了。”

“怎么搞的？”胡处长瞪着惊奇的眼睛看着他。

“害得我几个晚上没有睡觉，这里混一天，那里混一天，钱包也被扒了，现在身无半文。”

“你吃了饭没有？”

“饭，吃了，在空政文工团吃的，也没有收我的钱。”

“买了车票吗？”

“车票有了，零点三十分的。”

“你到底碰了什么鬼呀？”

“一言难尽……言难尽，唉！……”

“不要着急，碰见我了，你就不怕了，我这里有钱，你先拿点去吧！”胡处长从上面的衣袋里随便一拖，拖出来几张十元的票子，往范子愚手上一塞，“拿去，如今还没有到共产主义，没有钱是活不成的。”

“不要这么多，处长，我不要这么多，有一张就够了，只要能在车上有饭吃。”范子愚留下一张，其余的都要还给胡处长。

“放你那里吧！”胡处长将手一摆说，“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再碰一个扒手就完了，大家都会吃不成。”

范子愚只得将钱装进口袋，谨慎地扣上袋扣。

“你姓什么？我还搞不清呢！”

“我叫范子愚。”

“吃饭的饭？”

“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氾滥的氾。”

“吃饭，还有鱼……”胡处长自言自语念道，“算了算了，我记不得，我还是叫你革命家。”他又突然想起，“革命家，离开车还有很久吧？”

“还有三个小时。”范子愚看了看表。

“走！”胡处长站起来，“吃酒去，有做伴的了，心里高兴，娘卖x的！老子也受了几天气，消消气去！”

他们来到车站斜对面一家通宵服务的小食店里。这时顾客已不多，有的餐桌还空着，范子愚在靠墙的一个偏僻角落选好了位子，将自己的和胡处长的行李搁在凳上，便说：“老处长您坐着吧！我去办来。”在范子愚正与熟食柜的服务员商量选菜和买酒时，胡处长对他喊道：“有肉皮没有？你问问有肉皮没有？”不久，范子愚将熟菜端来了，一盘红肠，一盘卤牛肉，一盘猪肝，还有两份卤猪蹄，他抱歉地说：“买不到肉皮，这猪蹄可以吧？”胡处长只得将就着说：“马马虎虎。”接着，范子愚又把洒拿来了，一种是二锅头，一种是啤酒。

“娘卖x的！”胡处长喝了一口二锅头说，“在北京好几天，没有这么痛快过一回。”

范子愚端起啤酒杯子，不禁慨然，刚才还在幻想着如果身上有钱，躲进这里来，买上两杯啤酒，面对熟菜碟子，“他妈的！老子就在这里享福啦！”不料一转眼就变成了现实，生活真是千变万化的呀！正在这时，听见胡处长讲话，便接上去问道：

“您这回来北京，到底是干啥呀？”

“我？”胡处长忙着咬猪蹄，“讲给你听了，你回去斗我不？”

“老处长，您不要再提那些事了，我心里难过。”

“那我就告诉你吧！娘卖x的！我怄了一肚子的火，正想找人讲一讲，不讲给别人听听，硬是过不得。你晓得，我跟彭其、陈镜泉是同一个村里一起搞共产出来的，四十七个人死得只剩我们三个了。剩下这三个人还要你搞我，我搞你。彭其把我搞成疯子，不管他是好意还是恶意，反正我好好生生一个人，成了疯子，挨电疗。陈镜泉又要带头整彭其，还带了材料住到北京来整，家里的训练、打仗都不管了。我呢，一天到黑寻他们骂娘，骂他们没有良心，搞阴谋。你看，这样搞来搞去有什么味道，何不少搞点鬼，你也不骂我我也不害你呢？再过几年我们这些人就要进土了，这样搞下去，到了阴间地府还会打鬼架。唉……！”他长叹一声，喝了口酒，“彭其在北京挨整，陈镜泉跟着屁股来整他，家里在那里趁火打劫，又搞新阴谋。我看了实在过不得，没有人同意，我自己拿钱买了张车票到北京来，想找一找红军时候的老人，找一找我们浏阳共产的老战友，商量商量，到毛主席那里反映点情况吧！我的官太小，他们有的当了部长副部长，总比我好些，去讲几句话吧！哪晓得，我一到北京，那些人通通打倒了，都是走资派，连人都找不到。有些地方还把我当坏人，小造反崽子抓住我盘问半天。娘卖x的！我真想打人，又一想，打他也没有用，都是屁也不懂的小孩子！唉！……”又叹一口气，又喝一口酒，“后来我想算了！不去找他们告状了，还是去帮彭其讲几句话吧！快点让他写一个检讨，回去管住那个摊子，家里搞得一塌糊涂啦！哪晓得，这个也不见我，那个也不见我，都把我嫌臭狗屎一样。娘卖x的！到后来，哨兵干脆不许我进去，我革命四十年，进门都进不了，到处把我当疯子，还笑我！你说气人不气人？唉！……”又灌了一大口二锅头，“我再一想，找不到他们，我找陈镜泉总还要得吧！屁！陈镜泉也找不到，这个讲住在那里，那个讲住在这里，把我当把戏耍，娘卖x的！我要不是在车站碰到你呀，一个亲人都没有了。革命家，你还看得起我这个疯子老头，真是少有的好人，少有的好人哪！”

“老处长，”范子愚心酸地噙着眼泪说，“您这些话……唉！揪心啊！真是……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们真是像您讲的，是小孩子，不懂世事，胡吵胡闹，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唉！不知道啊！……不知道你们平时想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想什么，都以为像我们自己一样想事的，真是，唉！真是……”他仰起头，将一大杯啤酒一口灌下去，“您在北京碰足了钉子，我碰的钉子比您更惨。”

“你碰了什么钉子？”

于是，范子愚不再避讳胡处长，把他上北京来的真实目的以及如何遭到冷遇的全部过程叙述了一遍。

“你开头是骗我的！”胡处长听完以后说。

“是的，对您讲假话了。”

“以后不要讲假话，革命家，官当得小一点不要紧，人要直，不能歪，要记住，你们还年轻，学歪了，将来会害人的。”

“是啊，是啊……”

一对冤家，邂逅相遇，在患难中成了能讲真话的好友，对酌对饮，互吐衷肠，时间过得很快。等他们回到候车室时，只差四十多分钟就要开车了，因没有通知进站，他们仍旧坐回原来的地方。这时大部分人已经登上另外的车次走了，候车室显得冷冷清清。胡连生和范子愚都已喝得半醉，话兴的高潮也过去了，默默地坐在那里，静等广播喇叭里喊出进站的通知。他们两人大概近几天都未能畅快地睡觉，因而一坐下来就打磕睡。一个穿白褂的女服务员推着一部吸尘机来到他们跟前，顺便提醒了一句：“同志，别睡着了，就要进站了！”

服务员离开以后，他们左右再无旁人，好像是谁把他们遗忘在那个角落里了——一个是老红军战士，一个是新兴革命家。

吸尘机在向前推进。前方有一个漂亮的巧克力糖纸盒，原已被皮鞋踢踏得不成样子了，现在又遇上吸尘机，被搅得翻来滚去。仅在十分钟以前，它还被一个孩子珍惜地抱在怀里，因为里面还有最后一块巧克力糖。现在，巧克力既然没有了，纸盒已丧失了作用，扔在地下有碍清洁美观，因而必须把它扫进垃圾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