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自己，偌，就这双手，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好！有志气！”

“有什么吃的快拿来吧！”

“你这么性急呀！”

江部长坐在椅子上，扯开了拉链，搬出来一个相当大的硬纸盒。

“这么多！吃得了？”小炮惊呼。

“哈哈！你吃吃看。”江部长打开纸盒，搬出一样东西来。原来是一门炮，玩具火箭炮。高低机，方向机，瞄准镜，击发按钮，火箭，靶子，样样俱全。

江部长说：“你不是叫小炮吗？我就送你一门炮，好不好？”

“这玩意儿倒有点意思，”小炮高兴地凑拢来，“能打吗？”

“当然能打，不能打还叫炮？”

江部长耐心地把炮安装起来，将靶子——一副单杠上挂着两个戴钢盔的木板人——放在三公尺远的前方，一边讲解，一边操作，开始了实弹射击。

“你看，这是瞄准镜，中间有个十字叉，要对准前面的瞄准具，再对准单杠上的人，三点成一线，这是摇升降的，这是摇方向的，看看，对准了没有？”

“对准了。”小炮瞄了瞄说。

“好，再把火箭装上，先装上火箭再瞄也可以，检查一次，有没有移动位置，行了，开炮吧！按这里。”

陈小炮将炮钮一按，火箭立刻直射出去，叭的二声，戴钢盔的小人便翻个跟斗倒立着了。

“嘻嘻！有意思，有意思，我再来一下。”

陈小炮高兴得手舞足蹈，接二连三不知疲倦地当起炮兵来。江部长张着大嘴笑个不停。玩了一阵以后，又开始拿吃的了，像上回一样，也是一个用透明塑料纸裹着的硬纸盒。

“是什么？”

“蜜饯什锦果。”

“好极了！”

陈小炮把盒子接过来，又往枕头底下一塞。无论玩的也好，吃的也好，她都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并且连谢谢二字都没有。好像江部长是个小商贩，小炮是用钱从他手上买的，买卖做完了，你就可以走了。

房门被徐徐推开，陈政委站在门口。江部长立刻起身叫了声“政委”。

“到办公室去坐吧！”政委说。

“好。”

“你又给她带什么来了？”

“一个玩具，一点吃的。”

“不要这么就着她来，这么大了，又是玩，又是吃。”

“那不要紧的。”

说着话，他们走进了办公室。

“已经给你泡了一杯茶，在这里。”陈政委指了指茶杯，自己先坐下，然后吩咐江醉章，“你坐吧！”

“好。”

“你这回去北京，是哪一天回的？”

“回来好几天了，一些啰唆事拖住了，没有及时来汇报。”

“文章怎么样？”

“文章放在那里了，行不行，再说吧！”

“你在北京还听到了什么消息没有？”

“消息？”江醉章装着糊涂说，“造反派那些消息？”

“不，跟我们有关系的。”

“噢！别的没有听到什么，只是，还是过去那个说法，好像对彭司令员的态度……”摇头。

“唔。”

陈政委沉默。江醉章不断偷看他脸上的表情，拿出一支烟来点着，又把烟缸从茶几的下一层搬到上面一层来。只顾抽烟，不主动讲话，像是在等着陈政委开口。

“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讲的没有？”政委问。

“我……主要是看政委有什么指示。”

“你就没有讲的了？”

“我……”他摇头，“没有。”

“文工团抓了那些人，你怎么想？”

“首长决定要抓的，我们照着执行就是了。”

“查了几天，查出什么问题来没有？”

“好像还没有查出什么大问题。”

“明天要把人放掉，你去跟他们谈谈，一个个地谈，要他们接受教训，不再这样搞了，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是。”

“他们那些材料处理了吧？”

“处理了，早就处理了。”

“要多管一管文工团，你对文化大革命比较了解。又要放手发动群众，又不能完全不管。”

“是，我过去管的不够。”

“另外，你是党委委员，我告诉你一件事。北京来了电话……”

江醉章脸上做出了敏捷的反应，特别注意地听着下文。

“……要我们召开一个党委全会，”政委慢慢地说，“把彭的问题摊开来，听听委员们的意见。”

“是今天打来的电话？”

“唔，就是刚才。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我……”江醉章迟疑地说，“没有好好想过，政委您看怎么搞法呢？”

“会是肯定要开的。”政委说。

“那当然。”

“而且还要快，尽量早点开始，不然就被动了。全体委员到齐，起码要提前三天通知。今天下午开个常委会，明天通知的话，要在四天以后才能开会。不知常委们的意见怎么样，还要部队不出事才好。开会的时候，我想，先传达电话指示精神，让彭也听听。然后呢，委员们先讨论一下，深刻领会指示意图，同时跟彭做点个别工作，让他有所准备，再来开展思想斗争。我自己初步考虑是这样搞，还没有跟常委商量。你看这行不行？你既然来了，我就先听听你的意见。”

“我……”江醉章十分谦谨地说，“政委考虑的当然对啰！”

“那不一定。”

“不过，”江醉章紧接着就转弯了，“现在不比平常，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正是大搞群众运动的时候，有些事情恐怕不一定能那么按部就班，规规矩矩了，群众一发动起来，很可能打破我们的计划，到时候怎么对待呢？比如，机关干部要知道了消息，贴出大字报来怎么办？文工团知道了，要来揪斗怎么办？委员们如果认为你陈政委划框框定调子，企图保彭过关，怎么办？恐怕这都是要做好思想准备的。很可能不能按照预想的计划去搞，很有可能要跟群众发生矛盾，你叫他这样，他偏要那样，你叫他不要搞的，他偏要去搞，碰到那样的情况，您抱什么态度呢？像彭一样，派兵抓人？组织一部分人去斗争另一部分人？都是不行的，如要真正实行‘正确对待群众’，只能因势利导，不能泼冷水，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我考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能是这样来办事。”

“唔，”政委连点了几下头说：“你提出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很好，思想有这个准备是必要的。但是，要做工作，机关干部也好，党委内部也好，文工团也好，都要做工作，说服他们不要打乱党委的部署。你，多注意注意文工团，他们能够听你的。”

“那很难讲，我控制不了他们，还有点怕他们，他们一发脾气，就不管你张三李四。”

“不能够怕，就是给你戴高帽，你也要戴着高帽做工作。”

“我尽力来办。”

一时无话了，江醉章看样子有点坐不住，像有什么急事挂在心上似的，屁股在沙发里磨来磨去。一看陈政委，好像他的话并没有说完。江醉章终于不顾他了，忽地站起来说：“政委，我走了。”没有等政委说是与不是，他已经走出了门，也不再跟陈小炮告别，急步下楼去，匆匆出了小院门。

陈政委目送江醉章出去以后，自语了一句：“他这是什么意思？群众……群众……群众会怎么样？会把彭其活吞了？”他想起了彭其，他的老战友，四十年同路走过来的老战友。他回忆起那段往事来：

彭其十五岁就死了父亲，母亲改嫁，他自己养活自己。一无田，二无土，租了人家的柴山来学着烧炭，像野人一样，住在山上的窑棚里度过了好几年。陈镜泉比他幸运，双亲都在，还读了四年书，但后来因缴不起学费，只得回家做工。做工得要找条门路，正好彭其来邀他入伙，条件是，彭其教陈镜泉烧炭，陈镜泉教彭其认字。在山上朝夕相处整整三年，文化水平相等了，烧炭的本事也相当了。有时用绳套套一只鹿子吃烤肉，享天福；有时挖几个笋子煮白水，一样吃得香。那年搞农会，两兄弟商量下山来入了伙，发挥的作用还真不小，又能写标语，又能算账；又会烧炭，给自卫军打梭镖，什么事情都干过。每天夜里，两人头挨头睡在一起，谈起共产来想得天花乱坠，好像明天就是共产世界了。后来听说共产还并不容易，搞得不好就要被捉去杀头。兄弟俩实在太喜欢那个共产世界了，便决心不顾一切，一定要干到底，谁也不许半路开溜。为了建立一种信用，用鹿皮做了两个连在一起的皮荷包，你一针我一针，一天缝几针，便把它缝好了。又用扒火的铁筷子烧红，在鹿皮荷包上烫了几个字，左边：“努力共产。”右边：“努力共产。”中间：“死结同心。”用剪刀从中间一剪开，便成了两个皮荷包，每个荷包上都有半个“死结同心”和一个“努力共产”。剪开鹿皮荷包的时候，两个人还说了几句这样的话：“这一世，我们兄弟砍头一起砍，分田一起分，有饭各一碗，无米两肚空，革命革到底，誓死结同心。”

现在，革命革到底了吗？可是那死结的同心先要散了，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年轻的时候做些可笑事，但年轻的时候心地也真单纯哪！人到老年，恐怕很少有人记得青年时候的盟约，因为时代变了，条件变了，双方的处境都变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也大不相同了，会觉得那只是小孩子的儿戏，不可认真。而彭、陈两个的同心，实在与一般的儿戏不同。四十七个只剩了三个，这对同心还没有散，多不容易啊！同心的目标是要努力共产，共产还没有实现，工作还同在一起，大可以继续努力干下去，这样宝贵而又符合实际情况的同心，为什么也要遗忘，也要叫它散了呢？陈政委想起这些，难过得心如刀绞，想去找谁说说话，又无人知道这一段历史，只有那胡连生是可以说说的，他又成了“疯子”，难道还能找彭其去说这个吗？那就真正是小孩子了！他产生了一种古怪心情，好像庙里的孤僧一样，寂寞得不知怎样打发日子，竟毫无目的地敲开了儿子小盔的门。

小盔埋头在画石膏像，见爸爸进来也不理睬。陈政委看着他画了一阵，忽然提出说：

“你画个烧炭的试试看。”

“什么烧炭的？”

“就是那山上烧柴炭的，搭一个人字棚住上，在里面烧起火，一条鹿子腿，腌了盐的，用藤条吊在火上烤，烤得喷香，两个青年人，一个撕一块肉在吃，还抢，你抢我的，我抢你的，笑得要死。”

“这我画不了。”小盔说，“美术是空间艺术，不是时间艺术，还要画出过程来，不成了动画片？”

“什么空间时间！”政委感到扫兴，自语一句出了门。他慢慢地在走廊里移步，感觉到走廊很宽，又很高，回声嗡嗡地响，像教堂一样，特别令人寂寞，又特别瘆人，还使人特别感到空空荡荡，有点心慌。实际上，这个走廊的高度和宽度都根适宜，只是今天随人的心情变化而变化罢了。政委害怕这个走廊，便躲进小炮的房间里去。小炮在那里穿针引线，咬着牙干得正起劲，一定要把自己那双裂了口的解放鞋补好。政委没有对她的行为产生兴趣，不觉得这样很好，也不觉得这是多余，痴痴地望着她穿了几针，突然问道：

“小炮你也跟别人结过什么同心吗？”

“什么？铜心？”

“咹。”

“还铁心呢！铜心！”

陈政委没有笑，像耳聋听不见似的，觉得无味，站起来又走，只得仍旧走回办公室，这里站站，那里站站，最后决定去摸电话。好像那电话是漏电的，把手一伸，又收回来，又一伸，碰了一下，又收回来。后来还是勇敢地抓了起来，拨了号码问：“彭……彭……”一句话还没有说完，电话里响起了邬中的一串机关炮似的回话声。

“是政委吗？司令员暂时不在这里，不知到哪里去了，只说叫我守电话，没有叫我跟去。我还以为到您那里去了，老战友谈谈知心话，不便叫我听见呢！他没有去，那我就搞不清楚了。您有什么指示能给我讲的我就记下来告诉他，要是不能对我讲，等他回来要不要请他到您那里去一趟呢？政委，如果需要保密，最好是请他到您那里去，现在阶级斗争复杂，电话不保险啊！”陈政委气得嘴唇发乌，一个字也没有说，将电话筒使劲一惯，许久没有动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