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漓消失了，晚上没有来，第二天星期天也没来。

星期一去单位发稿子，星期二又去了。我如此狂热等她电话已经不是思念，而是她那天的消失太过突然，之后每天都存在着可能性，又毫无消息，这让我受不了，难以理解。我可以不想她吗？可以，但一切都要等再见到她之后。我会轻拿轻放，再不会承担每天的可能性，每时每刻的可能性。但是现在不行，这么多天我已经这么过来了，那就彻底的直到她出现。

星期三接到了她的电话，广告科的人像祝贺节日那样的大喊：李慢，电话！他们知道我已经快疯了，电话铃响我跑得有几次比他们还快，常常三五个人一下冒出头来，我当仁不让，像在足球场上。真的是她，我气喘嘘嘘，半天说不出话，她说现在在南长街上，已经去过我那儿了，以为我会在家。你以为我天天都在等你吗！我差点叫出来。她说她现在有时间，声音平静，没有丝毫抱欠之情。我大声责怪她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为什么这么多天一个电话也不打，她到哪去了之类。没有回答。显然她不想在电话里多说，我喂了几声她才出声，并没回答我的责问，只是说她现在等我，问我何时下班，那时不过下午两点。我本想说刚上班，我确实对她十分不满，但我无力反抗，事实上我是专为等她电话才上班的。我马上到，二十分钟，我大声说。电话挂了，非常坚决，毫不犹豫。我忽然觉得她是否有什么事，不然她怎么换了个人似的？难道她全忘了我们那天无尚的幸福？

一定有什么事。从公主坟骑到了南长街，风驰电掣，满头大汗。她一袭黑呢衣一条白围巾站在公共汽车站边上，看上去像等公共汽车，又像是要出远门同一个人告别的样子。她看见了我，向胡同口走来，肩上挎了一只我从未见过的长腰皮包。

“出了什么事？”我问她，掠着满头的大汗。

“没事呀，你还挺快的。”

“我以为你有什么事，电话里也不愿多说话。”

“这电话都不该打，”她说。

“为什么，连电话都不能打？你在街上打又不是在单位。”

“别责怪我，行吗？”

“不是责怪你，实在是不理解，星期天你干嘛去了，也不休息？”

“别这样问我，行吗？”她站住了。

我像个女人，的确问的太多了，我没这个权利。

“对不起，”沉了一下我说，“我太想你了。”

“我来过你这里。”

“是吗？什么时候？”

“是顺路。”

“对了，给你钥匙，”我掏出钥匙，“专门为你配的，好几天了。”

“你不在家我要钥匙干吗？”

“你可以进来歇歇，这也是你的家。”

“不是我的。”她摇摇头。

午后的小院十分寂静，树已沉默了一个冬天，现在包含阳光，可能已在秘密生发，只是看上去纹丝不动。二月仍是寒冷的季节，但阳光已稍有不同，房间的感觉也一样，炉火不用敞开已感到冬天已是尾声。

我们拥抱了很久，两个人无言，心既远又近。即使心灵相隔，拥抱依然美好，越无言越美好，我不再怪她，不说思恋，不说等待，什么都不用说，甚至没有接吻，但身体在相亲相爱，享受这午后寂静的时光。这是恰当的，我刚才的抱怨是多么愚蠢，我应该懂得她，她已经来过，现在又来了，我还要什么？

没有放音乐，现在放音乐也不适当，只有拥抱。

“你很忙，是吗。”

“是。”

“很想你。”

“让你等了。”

“没关系。”

“我知道你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