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什么都能理解？真烦人。

我就是聪明，我也没办法。

下一个愿望，你无论如何猜不出来的。

说说看。

我想跟那个做按摩的张小姐一起生活。去之前，把我老婆安顿好，能给她准备下的都准备好。跟张小姐，能过好就过，过不好，我就跑。

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

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

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

也不愿有人跟随。

我只想看到你长得美。

但不想知道你在受罪。

我想要得到天上的水，但不是你的泪……

嘞嘞嘞。

只有上面的三个字是刘托云唱出来的。她说，她最喜欢崔健的歌，她说那是让人撒野，让人幸福的歌，尽管这幸福是红布下的短暂和虚幻，但是强烈，强烈得能在瞬间穿透世界的全部虚伪。

这三个字上面的歌词是我念出来的，我喜欢背诵崔健，不喜欢跟他唱。

刘托云又开始唱崔健的另一首歌。我制止了她。

先别唱了，听我说完，我还没说完。这次你无论如何听我说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还有一个愿望。

刘托云像有预感那样突然静了下来，安详地听我说了。

我想跟一个叫刘托云的女人结婚。我还想告诉她，我害怕她家里的昏暗的光线，害怕她家里墙壁上旧时间的颜色。我害怕，有一天，一推门把自己吓一跳，她和别人说的一样，是个疯女人。

我想向她求婚，等我老婆跟我离了婚。我什么都知道，也什么都明白，可我一想她那干瘪的身体，就激动得不行，就觉得自己像二十岁的小伙子，就想和她睡觉，睡觉。

你疯了。她轻声说。

我点点头。我知道我疯了，因为我从没有过这么好的感觉，我被规则给甩了出来，太好了，太好。我要在大街上拦住跟我过去发型一样的人，我要告诉那些人我的经验：用那几根稀薄的头发你能遮住什么啊？！人皮都遮不住人心，别白费劲儿了。如果他不听我说，骂我是粪土，是傻×，那就太好了。

“我也想跟你一块儿当傻×。”她说。

“你已经是了。”我说。

“我不是。”她说。

“那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她反过来问我。

“我是处级干部，××文化艺术综合研究所前所长。”我准确地给自己定义着。

“现在呢？”

“人生十字路口的一个左顾右盼者。”

“红绿灯下的光头青年。”她大叫着。

“‘文革’时，曾经有过一个革命的想法，绿灯停，红灯行。可惜没实行。”我说。

“要是实行了，用中国在野派画家的话说，就是太狠了，真狠。”她说。

“你说什么，在野派画家，你也够狠的。”我笑死了，“要是实行了红灯行，绿灯停，改革开放以后也得改回来。”

“为什么？”

“穿达芙妮鞋，跟国际接轨。”

“那就更狠了，谁还买电视啊，大街都有可看性了，肯定能超出中国电影的整体水平。满大街，清一色追尾。”

“你真是看热闹不怕热闹大。”我说。

“你怕吗？”她问我。

“你真是个精神病。”我说。

“我不是精神病。”她说。

“精神病患者一般都这么说自己。”我说。

“胡东，你是个……”她举起了手，要打我。

“是什么？”

“我不知道。”她放下手大喊了一声。

“胡东，”她接着又喊了一声，“胡东，我真爱你。”

“刘托云，你可别犯傻了，你以为我不爱你吗？我假装爱你吗？”

“你说吧，你让我做什么，我太愿意了。我恨不得把你的胳膊拉一个大口子。”

“我也想。我们会是最佳搭档，比亨特和麦考儿还好一万五千倍。我们在一起能把全世界的案子都破了。”

“对对，所有的案子只有一个动机，就是活得不对劲儿。”

刘托云，你听好，我终于什么都不是了。我不想再是什么了。你明白吧？

你是说你不再是研究所的公章了？也不是博物馆的公章了。你想干什么？我想把你的房子卖了。让我和你一起去乡下？你可真会盘算，太狡猾了。种地，你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从没想过当农民！不是当农民，是当我的人，当我未来的人。那还凑合。房子能卖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