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散会后，周惠的脚步比往日轻快许多。今天邓小平的讲话使他精神振奋，讲话将解放思想提到“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并且阐明“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号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时，讲了周惠盼望已久的话：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邓小平用慎重的语气说，“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它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予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予有力的支持。边远穷地区，包产到户也可以搞，不是不可以搞。”

听到这里，周惠感觉心胸豁然一敞，上任后的全部努力似乎都有了报偿。他沿楼梯紧下几级阶，追上了胡乔木。

早在建国前，“南北二乔木”这两位共产党内的大才子便盛名扬海内。南乔木——乔冠华；北乔木——胡乔木，周惠都是认识的，特别是与胡乔木相熟已久。

“哎，乔木同志，”周惠招呼，“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是你起草，搞得怎么样”

“有什么事？”胡乔木不无警惕地望一眼周惠，知道这位老弟喜欢出格，最近更没少放炮。

“小平同志的发言很精彩，有句话应该写入纪要里去呀。”

“哪句话？”

“边远山区、贫困地区能不能写上包产到户……”

“不行不行。”胡乔木摇头，“你想得太简单”

“哎，小平同志都讲了……”

“在哪儿进？在中央会议上。要是写到文件上，就不光是边远穷地区了，那就要全国席卷”

“只要老百姓愿意，那就席卷嘛，有啥不好？”

胡乔木仍是摇头：“我告诉你，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不能写，这句话上文件，那就决堤”

周惠无奈地耸耸肩，兴致有些跌落。邓小平讲话后，他对内蒙古的农业生产已经有了信心和把握，但他已不满足于自己可以放手干，他希望能从此在全国形成一种“大气候”……

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不写这句话，会议文件总要有这句话吧？白纸黑字带回去，对全区干部解放思想会起多大的鼓舞作用！整理文件的秀才们也住京西宾馆，周惠成了那里的常客。

新华社负责人曾把整理出来的文件递给了周惠：“喂，你先看看吧。”

周惠抓过文件，朝床铺上一躺便迫不及待地翻阅，目光匆匆地扫过字里行间。从头到尾看两遍，一股火气按捺不住，将胳膊一抡，文件被扔在地板上。

“你们把最精彩的东西弄没了！”周惠从床上跳起身，他没有找到“包产到户”四个字，失望之情流于词色，“你们摇笔杆的不写，我们干事的用行动写！”

一

京西宾馆小礼堂里正在放电影。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影片同它们的创作人员一样陆续获得解放，首先在这里重上银幕。

周惠坐在西南角的位置。八年八个样板戏，他同全国人民一样实在是“吃”腻就像一个人吃了八年羊尾巴，闻到味便难受得起鸡皮疙瘩。如今换了口味，重新听到久远亲切的声音，看到熟悉可心的人物和生活，那一种精神愉悦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有人从东北角“双号入场”的门口走入，贴墙立有几秒钟，让眼睛适应黑暗。

“首长，请跟我来。”服务员上前引领。

“周惠同志坐哪里？”问话河南味十足。

“是赵书记啊，”服务员辨认出来人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打字幕请他出来！”

“不要，我跟他坐一起看。”赵紫阳小声说，“你帮我找一找。”

走过来两名服务员，嘀咕几声，一名服务员知道周惠大致的座位，引赵紫阳绕向西南，包了红布的手电筒小心翼翼地照照，一手扶赵紫阳，贴近他耳边：“就在那儿，从这儿过去……”

借银幕反射回来的光亮，赵紫阳看到周惠，挨他身边坐下来。周惠被影片牵走魂一般，浑然不觉。

有人在他肋部捅了捅。

“嗯，”周惠回头回神，正要叫出声，被赵紫阳用手势止住。便压住嗓子贴过嘴去问：“你怎么找来”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赵紫阳用他特有的河南口音咬耳朵。

“干”周惠将身体一歪，两人就成了“耳鬓厮磨”的姿态，正方便咬耳朵。

“聊聊。”

“出去？”

“就在这儿好。”赵紫阳挤挤眼，“都看电影呢，没人注意咱们。”

“聊啥？”周惠认真看一眼赵紫阳。那张长脸还像当年在九地委任职时一样英俊，只是多了几分老练和成熟。当年的生活与银幕上放映的“平原游击队”很神似。

记得是一九四五年初春，邓小平任北方局代理书记，要去平原分局调查情况，电报打到太岳，调太岳二地委委员兼士敏县委书记周惠同往。

平原分局又叫冀鲁豫分局，当时辖津浦以西，平汉以东，陇海以北，德（川）石（家庄）以南的广大地区。周惠随邓小平到平原分局后不久，被分配到六地委任副书记。当时赵紫阳在九地委任副书记，万里在八地委任书记，三个人同在一个战略区。

周惠同赵紫阳相交就在那个时期开始，会议见面自不必说，打游击也常在一起行动，睡一个屋、吃一锅饭，甚至是一样的穿戴打扮：身上黑布长袍，头上箍条白毛巾，要是被现在的小青年们见到，会误以为“土匪”。因为银幕和戏剧中，土匪也是这般打扮。所不同的是，赵紫阳是个漂亮小伙子，精明干练，生活中得意事多，失意事少；周惠精壮敦实，黝黑粗犷，自小多磨难，失意事多，得意事少，加之命运留在脸部的痘疤，甚至生过遁世出家之念。带了少年生活下的不同印迹进入革命队伍，两人的性格作风也有不同。赵紫阳热烈潇洒，越是人前越神采飞扬，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周惠踏实果决，敢做敢当，言语间或爆烈如雷，间或流出一种淡淡的有几分苍凉的幽默。

这两个人却相处得好，吹牛聊天喜欢往一道凑。抗战胜利前后，两个人住一个屋填写干部登记表，互相交换着看，周惠比赵紫阳大几个月，该是老兄。

“小平讲了包产到户，华国锋一句话也没提……”赵紫阳冲着周惠耳朵喃喃。

“文件上没有写，他娘的！”周惠在喉咙里骂。

“纪登奎的讲话里也只字没提。”

“他官作大了”，周惠声音虽小，火气却大，“我们不认识。”

其实，周惠和纪登奎当年就在赵紫阳那个九地委当县委书记，周惠还给他讲过课。“文革”中，纪登奎被毛泽东破格提拔到政治局，从此，见了周惠便略无反应，不认识的一般。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苟富贵，无相忘”成了一种传统美德，那是因为多数人做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容易做到，所以是受斥骂的；不忘旧义，特别是不忘过去的上级却是难些；生怕旧人提旧事，似乎提旧事有损高官后的形象和位置。所以，如果说：“某某官当大了，不认识人了”，这个“某某”在人们眼中便黯然低下许多。

当然，这种“传统美德”也给为官者带来许多麻烦。社会的习惯和现实，“富贵深山有远亲”，官作大了找的人也多了，对于“官身不由己”的大官来说也实在应酬不起，得罪不完。

不过，周惠认为纪登奎对自己的态度不属此列。

“哎，老兄，”赵紫阳又捅捅周惠，咬着耳朵说，“你看包产到户搞他个十分之一怎么”

“嗯，叫我说就搞他个十分之二。”周惠也咬着耳朵说，“先搞百分之二十也没什么。”

“可报纸上有人吹冷风呢，你老兄不给他们几炮？”赵紫阳“煽风点火”。

“你怎么找到我来”周惠笑问。

“我们坐的是一条船。”赵紫阳手心压手背，在周惠的手背上轻拍几下，拍得周惠心热血涌，后来果真又大放其炮，惹了点麻烦，那是后话

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转折之际，各省第一书记的悄悄串联活动起了很大作用，他们联合起来，在自己为政一方的地域里，以权力和行动对抗、反驳了“凡是派”及思想尚未解放的“保守派”们。实际上，这种串联在“文革”后期，“四人帮”气焰正盛时便已开始赵紫阳是其中一个典型。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时，赵紫阳便曾犯难去拜访邓小平。

“你这个人好大胆哪！”邓小平劈头一句，“好多人躲都躲不及，你倒找上门来”

“我们坐的是一条船嘛，”赵紫阳的河南腔同邓小平的四川调都富于一种音乐的韵味，“是福是祸谁也躲不掉。”

“检查过关了”邓小平将一杯茶递过去。

“有那么几尊神把关，能放我轻易过去”赵紫阳苦笑。

“往我身上推嘛。”邓小平深深吸烟，又轻松一笑，“我早讲过，老子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

“大不了撤职，”赵紫阳耸耸肩。“我已经五十多了，无所谓”

“才五十多就悲观了，我七十了还不服输呢。”

赵紫阳倾过身去咬耳道：“张春桥找我了解去年你请我吃饭的事，问我是不是看到了主席去年五月在政治局的谈话记录？我说没有。又问我是不是听你讲了主席批所谓‘四人帮’的事？我装糊涂说‘什么四人帮？’我不知道呀。……”

“老子讲了，又能怎么”邓小平拍响茶几？

“何必自找麻烦呢。”赵紫阳压着嗓子道，“我都没认账，那个记录本我早悄悄烧”

“你这个家伙，鬼滑得很哪！”邓小平笑了，“名为来告别，实则通风报信，订立攻守同盟嘛！”

“没办法呀，”赵紫阳摊开双手，“逼的。”他立起身来告辞：“我该走了，我可什么也没说”

在政治生活中，凡上了“同一条船”，此类活动是少不了的。抓“四人帮”是这样，搞“包产到户”也是如此。何况赵紫阳调去四川之前，也曾在内蒙古干过年把时间，跑了不少旗县，搞起“串联”更是名正言顺。他再捅捅周惠：“哎，你也多找人串串。乔木同志起草的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否定了华和纪的那一套，否定了全国学大寨……”

“可我也不满意。”周惠对着赵紫阳的耳朵摇头道，“我找过乔木，因为没有‘包产到户’这一句。”

“心里有这条就行”赵紫阳在周惠肩膀上轻拍，“下面还是咱们说了算。心照不宣，心照不宣……”

二

“庐山物以类聚，京西又是物以类聚。”

周惠自嘲地在心中暗笑，颇有信心地注意那位长身长脸，趿拉着一双黑布鞋，在小餐厅摇晃着身子走路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果然，万里直冲他走来，大咧咧坐于他身旁。

虽然抗战末他们共事于一个战略区，却并未直接打过交道，是新形势下坐上一条船

“周惠同志，你那个发言不错嘛。”万里随便打着招呼，“刚出点汗，来点风寒顶回去可不得了”

这个人小节不拘，大事独到，非常人能及。周惠望着万里随意敞开的衣襟，心里这样评价。

毛泽东当年评价说：“北京有个万里，日行万里。”

邓小平三十年后又评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一万里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万里是那种不甘平庸的人；要么不干，要干就轰轰烈烈，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他当第一任城建部长，便搞了首都“十大建筑”，至今丰碑一般矗立于北京市，被誉为“日行万里”；他任铁道部长，将铁路变成了邓小平实现全面治理整顿的突破口，“打”徐州，“战”长沙，“征”昆明、“取”郑州……赢得“火车正点万里行”之誉称；他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便率先搞出《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改革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被称为“省委六条”，吹响了农村改革的第一声号角，继而作出“借地给农民”、“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决策，治皖一年便开始有了“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

干事的人佩服干事的人，周惠放下手里的粥碗，笑着说：“万里同志，你是先行官哪，我们跟着跑。”

正是早餐之时，餐厅里弥漫着“六必居”、“王致和”、“涪陵榨菜”之类的混和气味。万里冲端来早点的服务员礼貌地点点头，重新望住周惠：“我们那个内部专刊你看了就是农业劳动计酬必须联系产量的新华社内参……”

“嗯，”周惠点头，“我投赞成票。”

“原来我们写的是‘包产到户’，考虑中央文件有‘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就把四个字改成八个字。‘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联产计酬，责任到人’

“责任到人了，比到户还厉害呀。”周惠会心地笑着说。

“你是明白人。”万里也笑，“糊涂人以为包产到组反正不是到户，也就不来找我们的麻烦”

万里喝两口粥，停下筷子问：“哎，事是那么回事，到底是怎么个叫法或说法好现在叫法太多太杂，包产到户，联产计酬，责任田，大包干……还是找个准确点的叫法统一统一口径好。”

“包产到户的叫法多些，可是又犯忌，”周惠沉吟道，“文件上明令不准……”

“安徽的老百姓叫‘大包干’的多些。”

“叫什么名称不主要，主要还在内容。”

“我们那里凤阳县的老百姓对大包干的内容有段顺口溜……”

“凤阳，出花鼓词的地方。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周惠感慨地摇摇头，“凤阳出的顺口溜肯定是很生动很深刻的了c”

万里用筷子敲着碗沿，念念有词：“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好！”周惠喝彩，“还是你们安徽的叫法好，就叫‘大包干’，我投你们一票。”

“老百姓对‘大包干’的好处也有段顺口溜。”万里兴致勃勃，将筷子从碗沿移开，落在圆鼓鼓的小白馒头上继续敲打，嘴里念道：“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念到最后一句，万里的筷子已将那个白馒头戳起来，像个丰收之后喜悦的农民一样，朝白馒头美美的咬上一口，大嚼起来。

“我们有些干部糊涂得实在怕人。你说他思想不解放，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吧，其实他本本看的不多，教条也没记住两条。硬要把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两个怎么能一样”周惠边用筷子夹着一粒粒盐黄豆往嘴里送，一边皱起眉头道：“‘分田’涉嫌改变所有制，‘包产’分明只是涉及产品分配形式嘛，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形式，是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地所有制并没改变。可有些干部硬是在那儿瞎嚷嚷，什么对不起毛主席在天之灵，不是屁话嘛！”

“好行小惠，言不及意，变相单干，反对学大寨……”万里一句一顿，边吃边数扣在他头上的帽子；数一顶小帽子吃一粒黄豆，数到“复辟资本主义”之类大帽子便吃一粒花生米，末了淡淡一笑：“人言不足畏。”

“干部问题不解决，什么好政策也得落空。”

“我们一位干部跟我建议，说搞点‘还乡团’很有必要。”万里已经是在同周惠交流思想和情况，“我们省委已经决定，要用优惠条件号召安徽籍在外地工作的干部回家乡出力来。”

“哎，我们那个侯秘书长去了怎么”周惠关心地问。这位侯秘书长是尤太忠在内蒙主持工作时的干部，原籍安徽，周惠本想留住他，但他考虑形势的变化，在过去路线方针指导下所做的事，在新形势下难免要有人找矛盾。为避麻烦，还是要求调走“他在内蒙如果继续呆下去，本来也是能呆住的，并没什么大事情。”

“在安徽干得不错。”万里深刻地说，“党员干部就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嘛，有错误的干部也许反而是真正的好干部，肯做工作嘛；没错误的干部倒也许是最糟糕的干部，占着茅坑不拉屎，不做工作嘛。”

“哎，万里同志，讲到这里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周惠想起—件事，“过去我们那里有位公安厅长去了安徽，听说这次下来内蒙对他熟，他也熟悉内蒙。这次我来，内蒙的同志提出请他回内蒙，这个人有事没事？”

“事情是有一些……”万里说，“执行那时的路线，多少总要有些事。”

“要是大事，那就算要是小事，内蒙愿意他回来工作。”

“有点小事，没大事。”万里高兴地说，“回内蒙再好不过，各省这样搞搞干部交流，对党对国家和他本人都是好事。”

“那好吧，就叫他回内蒙继续干公安厅长。”周惠把剩下的一点粥打扫尽，起身道：“万里同志，以后我们还得多交流。”

“不光是我们两个，”万里的神色、口气都意味深长，“要广泛，从中央到各省。”

他用手划了尽可能大的一个圈子。

三

黑暗稀薄起来，晨曦像一种神秘的暗示在慢慢地艰难地展开。

“巡洋舰”又驶入了旷野，车上坐的还是那个周惠，随行的也只是两个秘书一名警卫。极目四野，还是那种人迹渺渺，神情冷冷……

不过，孤寂感渐渐远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各路“诸侯”、各位“封疆大吏”活跃着做了广泛的串联，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自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后，高级领导干部便有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哪怕是同住北戴河“易地办公”，房前房后也少有串门；开会坐一屋，会后各自东西，生怕串门串出个“集团”。“俱乐部”之类的罪名来。

赵紫阳、万里、任仲夷、池必卿、廖志高、江渭清、谭启龙……各省市的负责人形成一种“转折”的组织基础，保证了邓小平提出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折。

一团浓烟升腾而起，周惠将车窗拉开一条缝，嘴巴不闲地又连吸几口。

春寒料峭；针眼大的窟窿斗大的风，他紧紧身上的军大衣，脸上却是热辣辣的感觉，一如十几道灯光投射过来。

三中全会进行中，他曾莫名地被烧一下子，记者们将摄影摄像的灯光齐射向他，热了好大一阵。记者们是很少这样对他“犯神经”的，一张“黑不溜秋”的麻脸有什么好照的？他心里自嘲。

可是，不到几个小时他就明白了，增补的九名中央委员，他也榜上有名。

这些记者，比当事者消息还灵通！

想到记者才发现今天的车上多着一名《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办大事还真少不得这些笔杆子。

“昭盟灾情严重，看到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遗体你们不急不愧不难过当务之急，一是救济粮，二是要种下庄稼，种子下不了地就要出大事。”周惠在赤峰对那些党员干部讲得动了感情，“我且不说你们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狗急了还要跳墙呢！你们要说来不及解放，转变，莫非也不急没饭吃要饿死人的，知道不知道？”

“谁不急呀？”干部们摊开两手，“跳墙也不知往哪里跳呀。”

“包产到户，责任到人。放手让老百姓自己救自己，把你们过去那些禁令统统收回去作废！”周惠简直动了肝火，把干部们拉着去农村转，指点荒芜的土地：“分了，分给老百姓，责任一定要到人厂

有干部指着麦田里的青苗：“荒地好办，青苗怎么办？”

“青苗也分。”周惠接口便拍板作出决断，“半路出家也能成佛，分青苗也能收回好庄稼，总比不分没人管，丢下庄稼扒火车逃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