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迷迷糊糊睡着了。几只蚊子在四周萦绕，发出不怀好意的嗡嗡。

第二天一大早，雷新海的死讯传来。

人真不结实，说死，一下子就死了！逢春听到消息愣怔半天。

爹妈教导他好一阵儿，说危险的事情不要参与，生产队“五王八侯”啥人都有，做事情要动脑子，交识人更要动脑子，不然会吃亏。逢春想一想也觉得后怕，假如受重伤、死了的是他，父母现在会是怎样的心情？家里会乱成啥样子？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啊。想到这里，他不禁打寒颤，原来，昨天他的经历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雷新海的尸体连夜拉了回来。按照乡俗，死在外面的人不能再进家门，甚至不能进村。雷新海的遗体被停放在打麦场上。第二天，他家人在场院设置灵堂，开始丧葬的繁杂程序。死者暴毙，家人的悲伤显得更深切，更强烈，秋凤多次哭得昏死过去。

因为是“开火车”摔死的，生产队没有给雷新海及其家人更多的抚恤。经过征求其他干部意见，队长孙振山决定将场院边上一棵泡桐树砍伐，给雷新海做一口薄棺材。另外从集体“储备粮”里拿出一百斤小麦，磨成面，埋人那天叫“相烘”（帮忙者）吃一顿。要是不够，由雷新海家人再出粮食。至于摔坏生产队架子车辕把，也不再追究。

“逢春，你看叔说的咋样？叫你甭坐‘火车’，还不听！你看新海，欢欢实实的小伙，就这么死了。你以后要听叔的话呢。”雷建海说。埋人过后，帮忙的人等着吃饭，雷建海主动凑到逢春跟前唠叨。

逢春没有吭声。他厌恶地皱眉头，他不明白雷建海为啥老跟自己套近乎？他想转身走开。

“逢春，先甭走。”队长孙振山喊道，然后他对雷建海说，“你当拉粪的领导哩，把人都当死了！”

“不怪我。”雷建海辩解，“新海不听话嘛！你问逢春，看我干涉了没有？新海不听嘛。逢春也不听，硬要坐‘火车’。我把他的没办法，我又不是队长。”

“算了算了算了，甭说了。明儿把拉粪先停下，队里等着烧窑，没炭了，架子车都得用上，到县里东风煤矿拉炭。我和你几个都去。”

“行么。”雷建海说，“套驴不套？”

“不套。回茬地这几天正用牲口哩，驴闲不下。用人拉，俩人一个架子车。”

“咦大大，把人能挣死。”

“逢春，你明儿起来早些，拿根绳。叫你妈给弄几个白馍，甭穿新鞋，磨脚呢，旧鞋也不能太旧，省得半路里鞋烂了，没法务治。”孙振山说。

“能成。”逢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