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守后方卧薪尝胆的毛泽东却因祸得福。
不论从背后袭击日本人或袭击国民党，都袭击得有声有色，并且在这种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运动中，神出鬼没地发展壮大。
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后，抗大学生几个星期就毕业一批，毕业一批送到前方一批，数量非常之多，势力扩充极快，有些做军队工作，有些做地方工作，敌后几乎都成了共产党的势力。此番更是不费一枪一弹就到了山西，阎锡山此时只好照单全收。
到了这时，国民党才看出些眉目。
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就开始拦路扣人，再到延安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国共两党联手对日的双打中，毛泽东提出游击战，避免和日本人硬拼，有人将此理解为心怀叵测是非常错误的。当时共产党只有几万人马，前方不过三个师，又没有多少武器装备，怎么打?——打就打光了。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热血沸腾之际带着打了百团大战，为此挨了毛泽东的批，批他的百团大战暴露了共产党的实力。其实说是“百团”，也未必就真是整整一百个团，但影响确实不小。
那么一九五九年彭大将军在庐山上的遭际也就不足为奇、可以说，命运早在此时就暗示了它的轨迹。百团大战后，八路军再没有和日本人大规模交手，也没打过什么像样的战役，大部分是在敌后活动。在那些地区，军队给养、粮草、弹药和医药都很困难，作战是极其艰苦的，当然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只能伺机袭击，取得局部胜利，集小胜为大胜。以至几十年后，影视界刮起拍摄抗日大型战役题材之风时，却无从下手。
这虽让热爱战争题材的影视界人士无从着手，却为共产党日后夺取天下积蓄发展了力量、也就难怪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他老人家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那一天对日本社会党领袖佐佐木更三说：若五日军大举侵华、八年抗战后的疲敝，中共便无法夺得政权。
该算是毛泽东式的幽默!
无独有偶，胡秉宸也曾说过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方针也还是，一盘棋，可是这盘棋没有下到底，没有安好内又去攘外了，结果败在共产党的手下一可以看做是胡秉宸对毛泽东老人家那份幽默的心领神会。
最终落荒而逃、苟安一隅的蒋介石，更残漏尽之夜，难免不追悔许多可能挽救党国命运的大政方针没有坚持到底。
很多时候，两强相遇拼的不尽是真理，恐怕还有谁敢把命“玩儿”到底的心理素质。
奔向延安的道路，是如此直白地提示着人们常常挂在嘴上，实际上又不十分考虑的一种东西。
汽车几乎没有停止过颠簸，乘人不备突然将人抛向车顶，脑袋理所当然地就撞在车篷上。幸亏有那个连接上下身的“轴承”，也就是叫做腰的东西缓冲，当臀部落回原位时，不过被坚硬的车座猛挫一下，跟着全套内脏也就猛地往上一颠。可是热情高涨的人们一路连笑带唱，就连五音不全的胥德章也张着大嘴在唱，唱了《胜利进行曲》又唱《兄妹开荒》，唱完《兄妹开荒》又唱《延水谣》……歌声跟着臀部和全套内脏的上下挫动而挫动，却是阳光灿烂。人们不知道看没看见清凉山或宝塔山就喊了起来：“看哪，看哪，那就是宝塔山!山上还有宝塔嘛，那边肯定就是清凉山啦!”
胥德章用胳膊肘捅了捅胡秉宸，风华正茂的胡秉宸的确也想跟着热情热情，可他就是喊不出来。熟悉历史的胡秉宸，只是沉默地观察着这个小城，像个点心盒子似的让人送来送去，一九三六年还是东北军驻地，后来说送就送给了毛泽东。
为什么有史以来它就是陕北的一个重镇?相传北汉降宋名将杨继业杨老令公就曾驻守于此，以抵抗北方契丹的进攻和威胁。
至于“座襟三山，——带延河”的宝塔，传说为一女子而建，《太平广记》有云：“昔延州有妇女，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
按照《太平广记》的说法，这该是一个放荡纵淫的女人。可黄土高原却将她包容在自己博大的怀里，塬上的人又共同捐凑“丧具”安葬了她，——不但安葬了她还为她建起这座塔，祈愿她来世有所皈依。
到延安不久，胡秉宸就独自到延河对岸的宝塔山上走了一遭，塔内黑黝黝、空洞洞，连一行诡谲的文字也没有找到。
跟着他看见了一个口号：“集中是目的，民主是手段”。
这个口号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比之这个口号更能说明一个政党性质的口号千千有万。可对胡秉宸来说，却是惊鸿一瞥，他突然觉得以前对共产党的了解都算不得了解，只有从这个口号开始，他才真正踏上了中国的共运之旅，等到黄炎培先牛访问延安时，听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那番对话，胡秉宸就更加迷惑不解。
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年，耳闻的不说，就亲眼所见，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及至一国，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有的因历时长久惰性自然发作，并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下大力也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也有的因区域一步步扩大，有些扩大是自然发展，有些则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环境越加复杂起来之后，控制力不觉趋于单薄。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有，总之，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是略略了解的了，就是要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那么，民主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呢?
就像吴为人学那天，一进大学校门就看到“做党的驯服工具”那个口号一样，连身体都像块铁似的硬了起来，怎么也不能接受、说服自己是个“工具”，怎么也不能将“人”的现实虚拟处理。
像胡秉宸和吴为这种执拗的人，某种思绪一旦开了头就会继续下去。
也就难怪，几十年后在“大革文化命”的那场运动中，谈起“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两人一拍即合。
因为带着周恩来的介绍信，胡秉宸一到延安就品尝了革命的等级，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在那里等待分配工作。当时延安还很匮乏，除了伙食。勤务兵、婚嫁各方面的供应或限制，没有更多的、用以区别等级的标志，住进边区政府招待所，确是等级不低的待遇。
不但包天剑和顾秋水到延安后的际遇与他无法相提并论，就是胥德章以及那些投奔革命的青年到延安后的际遇，也很少能与胡秉宸相提并论。
在招待所，他迎头碰上一个平生从未见过的美人，一个来自四川的革命女青年。‘他们一见钟情。也许无所事事，也许那女青年果然美若天仙，胡秉宸几乎在那场欲火里化为灰烬。
尽管日后回想起来，那场恋爱除了无法遏制的床上欲念，并没有给胡秉宸留下多少值得回味的地方。但想起不得不将爱人拱手相让的往事，还是耿耿于怀。
其实，他一直要求于女人的无非就是床上的游戏。那么对胡秉宸时而强调女人品位或情调的要求，不妨看做是主莱前面用以开胃的头采。
再说事情一旦成为过去，当初清清楚楚的动机忽然就朦胧起来，这就是那些陈年旧事歧义越来越多的原因。
然而他们不能结婚。当时延安规定女人不限，男人结婚必得遵守“二五八团”的规格，缺一不可。胡秉宸是一门也不门。
四川美人很快就和一个符合“二五八团”的长征干部结了婚。
等到延安成立女子大学和自然科学院时，胡秉宸就对新成立的女子大学极为不恭地说道：“这，一来‘二五八团’们可就有了挑老婆的好去处。”据说这位四川美人的长征干部从前方回来时给了毛泽东一张名片：少将旅长某某某。被毛泽东骂了一顿：到我这里说什么旅长!
胡秉宸听了一乐：“二五八团”倒是“二五八团”了，就是脑子不够使唤!
延安所有活动都在组织的“组织”之下，可有一阵居然冒出一些民间活动，如马列学院办了一个可以自由撰稿，叫做《评论员》的墙报。还有-。-份青联出版的《延河轻骑》，对延安生活的弊端多有尖锐的评论。享誉几十年也受难几十年的《三八节有感》，就发表在《延河轻骑》上。
也许已然处于等级的享用中，胡秉宸对那些民办刊物兴趣不大，他感兴趣的只是那些报刊对“延安婚姻”的批评。大批知识女青年的到来，先是引爆了离婚地雷战，一些老干部的婚姻就像膛上了地雷阵，东炸一声西炸一声，纷纷与陕北老婆或红军老婆离婚，之后又立即展开迎娶女学生的闪击战。那些女学生也如胡秉宸的四川情人一样，纷纷抛弃没有地位、权力的男朋友，嫁给了有权有地位的高级干部。于是有人对胡秉宸说：“要是知道延安也有这样的事，我根本就不来了。”
胡秉宸听后却没向上汇报。
还有那个很有学识、留学德国的朋友，因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曾被“中统”逮捕，如《四郎探母》那出戏里的杨延辉一样，用了一个假名，假降，方才出狱。
当然他也可以像后来的小说或电影里写的、演的那样，等待党的营救，再不就通过狱中内线，将消息传送出去，静候党的指示等等。可是党并不知道他被逮捕，他也不知道谁是狱中的内线……到了延安之后自然受到批判。又因性格过于耿直得罪不少人，始终不甚得意。如果你的朋友不甚得意，总应该去看望一下，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规矩。胡秉宸那时还不懂得一旦什么人不再得意，即便亲爹也要脱钩，最好是投井下石。这次看望，让胡秉宸挨了好长一段时间“整”。古已有之的规矩从那时起，就已成为作不了数的老皇历。引子却是他用老曲子开了个玩笑，他嘻嘻哈哈地唱道：“黄河之滨，冻死了一群中华民族倒霉的子孙……马马虎虎、吊儿郎当是我们的作风……”被人汇了报。
这和原版的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不但相距遥远，简直就是背道而驰。背道而驰是什么?是反动。
胡秉宸不服地遍查延安文字，觉得很多都是有章可查的旧瓶新酒。怎么到了他这里连玩笑都不行?
他惊讶区区小事，也能做出这样大的文章，然后开了窍。“汇报”实在是需要学习的重要科目。但他并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点，这种事只能靠自学成才，不能指望他人传授。
胡秉宸又总结出，挨“整”一般都是从这种不起眼儿的小事开始。你以为不过如此的时候，枪子儿可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如同顾秋水和包天剑将军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汇报”一样。“连咳嗽一声都有人汇报厂顾秋水如是说。后来他们又从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说与此毫无干系。
等等、等等，如此、如此。到了后来，即便胡秉宸有周恩来那封介绍信护航，头上的光环也渐渐失色。理工科的学生胡秉宸自然明白，世上没有永动机。
到达延安后，胡秉宸和胥德章很快就进入了第一期陕北公学高级班，班上只有十几个学员，大多是大学生，还有留学生。
让胡秉宸感到又一个不适的是投有换洗的衣服，更谈不上洗澡，上课时看看周围那些记笔记的手，又黑又皴又脏，厚厚的泥垢结在手上，就像鱼鳞。他那双有点女相的手，更是惨不忍睹。
讲课的教员多半到苏联留过学，教员凯丰就是其中之一，又是“二卜八个半”中的一员干将，回到延安仍然高举坚决维护王明反对毛泽东的旗帜。有次胡秉宸和同学在窑洞前议论凯丰课讲得不好，正巧被他听见。
教员们上课骑马而来，夹着五六本摞在一起半尺多厚的精装硬壳书，张嘴就是列宁怎么说——“请大家翻到《列宁全集》第x页”，接着又是马克思怎么说——“请大家翻到《马克思选集》第x页”……
胡秉宸听得不耐就提问：“如果电车算先进事物可是群众非要砸，共产党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教员反问胡秉宸：“你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他回答说：“我认为应支持群众。”全班同学大笑，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幼稚。
不知他这个回答是不是受了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本不同意“巴黎公社”起义，因为各方条件并不成熟，但当工人行动起来后，也就积极参与并支持了他们的行动。．吴玉章当时正在给学生讲群众运动，可是他也没有对胡秉宸的问题做出回答，只是笑笑而已。
然而胡秉宸的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如日本飞机空袭，他总是跑到山上打钟报警；没人干的事不分技术还是苦力，都是他的活儿；除了白天于活，晚上还常常装配军用电台，或校验机器，或查哨，或给新战士上课到深夜。
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胡秉宸即便不到延安参加革命，不沦干什么，都会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即便让他去跳芭蕾舞，相信也不会逊色于顶尖的芭蕾皇帝布拉施尼可夫。所以他到延安不到六个月就人了党。与胡秉宸同时到达延安的胥德章就没有这样幸运。他不大服气地对胡秉宸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比你进步，还是地下学联代表；你那时候什么也不参加，算是落后青年，怎么反倒比我先入党?”
对胥德章的疑惑，胡秉宸未置一词。
在学校时胥德章确实比胡秉宸进步，可是和地下党并无直接关系。而且胡秉宸估计这与胥德章初到延安、在填写那许多不得不填写的表格时，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有关。他不仅填写了自己担任地下学联代表之前参加过复兴社，也将父亲的头衔无一遗漏地举列，先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部长，后来又当了汪精卫的一个什么部长。幸亏表格上的栏目太小，不然连父亲几岁断奶、几岁遗精都得一一填写上去。
那时候他们谁也不懂得不必要的话少说或不说在日后的意义，以为事情一旦说清楚，也就完结。
该着胡秉宸不能平庸，他的再一次机遇来自通讯系统一个姓朱的副局长，这个副局长在老婆探望之后突然逃跑。胡秉宸震惊于一位堪称革命楷模的老八路怎么会叛离革命，他甚至能设想自己逃跑，也不能设想朱局长逃跑。胡秉宸还感到异常愤怒，因为整个八路军内部通讯情况都在这个副局长的肚子里装着，他的出逃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胡秉宸当即给上级领导写了一份报告，高瞻远瞩地提出需要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
胡秉宸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并让他从此担负起通讯系统的一个重要职务；延安的工农干部极多，难免有人对知识分子“看不惯”、“不放心”。胥德章恰巧碰上这么一位，这个领导总是意味深沉地对他说：“你应该到外面锻炼锻炼。”
于是懂技术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胥德章，却不能留在人才匮乏的延安，最后跟着胡秉宸到了重庆。不过谁又能说这不是胥德章的幸运?他要是留在延安，能熬得过一九四二年吗?
5
包天剑一行在东北军刘多荃军长帮助下，以东北军的名义向铁路部门申要了三节车皮，将全部军械从武汉运往西安。
人员及轻型武器留在西安，装有大型武器的三节车皮，开往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的咸阳留守处，进入火车岔道，作为何柱国的军需物资封存车上，派有卫兵看守。
何柱国曾任张学良将军侍从官，张学良将军待他不薄，后来蒋介石许了他一个省长也就成了蒋介石的人。可是包天剑没有别的办法，非指望他不可，因为携带这些武器前往延安肯定会被国民党扣压，只能日后通过何柱国想方设法运到延安。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得知，包天剑一行离开汉口次日，策动他们投奔共产党的王副军长册被蒋介石逮捕，后来牺牲在渣滓洞。
他们带着四箱手枪奔赴延安，行至距延安七八十公里的甘泉，由于路面翻浆，汽车不能行驶，只好徒步。四箱手枪存放甘泉八路军某连连部，留下顾秋水一人看守。半个月后路面情况有所好转，顾秋水才将这四箱手枪运至延安。
顾秋水到达延安时，包天剑和随行人员已人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那些用铁片窝的圆盘子，还有盘子里盛的干豆角、黄豆芽、炒辣椒，倒也难不住包天剑他们。
毕竟城里还有个小馆、馆里卖有肉片烧豆角、鸡蛋炒饭，西红柿炒鸡蛋更是不错。
除了包天剑顾秋水-行，小馆很少有人间津，彼时大家都没钱，所以顾秋水常被抗大女同学拉去“打土豪”。兜里还有几个钱，又是第一游击纵队参谋长，看上去比土八路有些滋味的顾秋水，简直成了护花使者。女人们对他也都兴趣有加，不知是否因为少见或根本没有见过贵族，都把顾秋水叫贵族，怎知道这个贵族却是个假冒伪劣。但是除了浪漫成性的刘采云，没有哪个女人对他认真，假戏真作不过为了蹭个下小馆的机会而已，谈及婚嫁，自然还是“嫁汉要嫁司令员，轻裘、白马、勤务员”。
说起来实在令人汗颜，与那些真正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对男人巧笑倩兮的女人相比，一个肉片炒豆角或西红柿炒鸡蛋，就能让一些革命女青年对顾秋水这个军阀的乏走狗、老走狗不但秋波频送，甚至为嘴伤身。可这并不妨碍她们日后道貌岸然地斥责成了“包二奶”的女人或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两性关系。
让包天剑沮丧的是不断发生在自己人中的灰色事件。
有个团长，抗大毕业后派往前线，只因为没有马骑，忍受不了徒步行军之苦，没到前线半路上就跑了。
与顾秋水同在抗大学习的一个团长，受不了三五九旅南泥湾式的开荒劳动，走了、随后两个营长也跟着溜了。说是受不了筋骨之苦，其实是看不到前途。所谓前途，就是共产党将来能给他一个什么官职。猜不透，更等不及。最让他们不能适应的是“连咳嗽一声都有人汇报”。如果包天剑和顾秋水想说点什么，就得趁到城里下小馆的路上解决。就连对小馆里的堂倌都不能掉以轻心，谁知道是不是共产党的探子?
一期期学员转眼就从抗大毕业，学员们从抗大毕业后就要上前线，上前线就得带武器，——取回存放在咸阳的大型武器，便提到日程上来。
派谁去?其他人没有那些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学生出身的又干不了．只好派顾秋水。
于是顾秋水不得不到偏关，请求驻守那里的何柱国，以向偏关运送物资为名．从咸阳派出汽车，将包天剑留在咸阳的大型武器运往延安。因为向偏关运送物资必得经过延安，那些武器在延安卸下该是顺理成章。出发时顾秋水根本不知道偏关在哪儿，什么手续也没有，只带了一个八路军臂章，就跟着做买卖的驴驮子，见村进村，见店住店，出延安往北奔榆林。驴驮子连地图都没有，也不知道路线，只能按大致方向前行，所幸顾秋水当过军人，尤其在夜晚，可以依靠星象不时校正前进的方向。
过榆林后顾秋水离开了驴驮子，独自一人在沙漠里走了两天，每天急行军一百八十里，伴随他的只有自己时现时隐的影子。
正是暑天，特别是太阳当空，连影子也缩进脚掌的时候，只剩下没完没了的干渴。放眼四顾，黄沙漫漫，哪里有水?他渴疯了，明知无望，却禁不住挖井那样在沙地上刨了起来。汉刨多久就没了力气，十个手指也磨破了皮，体内最后那点水分似乎也在疯狂的刨挖中蒸发净尽……就在于渴得头顶冒烟的时候，他刨的那个坑里居然慢慢渗出些水来!顾秋水扑身在地，像一只饮水的牲口那样，一头扎进那个不大的沙坑，怀着对于渴的仇恨，舔吮着沙坑里的水。
不知道是真是幻，那掺着沙子的水，竟如琼浆玉液。
从理论上来说，坑里渗出的水应该清凉才是千真万确。不过他的幻觉也不为怪，那从沙漠深处渗出的水，能说不是沙漠弥足珍贵的精血?
顾秋水不但被干渴折磨得头上冒烟，也从此仇恨上千渴，并添出毫无节制饮水的不良习惯。但对他的沙漠孤行，却无怨无尤。
行至绥远一带，顾秋水看见了长城，或不如说是看见了长城隐约在沙漠中的残骸。
顾秋水有时相当多愁善感，不知读者是否还记得当年他爱恋叶莲子的时候，写绐叶莲子的那首酸盐假醋的诗?一瞧悴扶病一登楼，放跟天南地北头。鹦鹉洲边芳草绿，江山无处可埋愁。
这样一个顾秋水，面对长城的残骸怎不兴叹?
自出世那天起，它可不就束手待毙，被这无定、无由、无来、无度、无骨的沙漠旷日持久地随意揉搓、折来折去……它的血肉早已被岁月和沙土吞食，剩下的不过是伟乎其大的脊梁。
谁能见到它死亡(又是如此窝囊)的过程?世人看到的只是那个被他们叫做“悲壮”的结局。
顾秋水突然对沙漠顶礼膜拜起来，——有什么武器，能体现这样一种于无声处将不论多么伟大的生命蚀灭的阴鸷之力?
零落在沙漠中的墙砖如长城散落的遗骨，拂去墙砖上的封沙，砖上既没有烧铸窑匠的姓名，也没有契明来历、身份的文字。它们和那条隐约在沙漠中的脊梁骨一样，既没有得到过文人骚客的吟唱，更设有得到过显扬，连一茎细草的点缀也没有，就这样默默地，无怨无悔、枕戈待旦地守卫在遥远的边关，永远等待着一声再也等待不到的军令。
狂风骤起，沙漠的褶皱如波涛般地汹涌起来。失水的沙漠竟如暴雨，如海涛般地轰鸣着，呼天抢地地倾诉着对水的思恋，诅咒着水的悭吝。
暴躁的狂风终于息怒了，汹涌的沙漠之涛重又凝固起来，暴雨、海浪之声也渐渐消沉下去，本该奏出号角之声的沙漠，反倒十分不合衬地呜咽起来……
当比长城还伟大的太阳，最后也不得不坠人荒漠时，狼们开始了夜的咏叹。
它们就像听到了口令，嗥声四起，顾秋水陷入了狼群的包围。作为一个军人，他连一件贴身的武器都没带。延安的子弹是金贵的，每颗子弹都必须拿到前方去，他只好赤手空拳面对不知多少只隐在暗处的狼。他甚至无法确定将自己的后背朝向哪一方，哪一方似乎都是它们的眼睛，在暗夜中冥火似的流闪。但是包天剑的那些武器合该贡献给共产党，身负重任的顾秋水，才免于将自己的血肉之躯贡献给狼。
在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顾秋水迷了路，荒原上甚至没有一盏灯火，何谈人家?
当地人都住在叫做“下沉窑”的窑洞里——在平地上挖个凹陷的方形大坑，再向四壁横掘出窑洞。窑洞冬暖夏凉，窑门上下有碗口大的风洞，四季敞开，空气对流。进入那个大坑要经甬道，沿很长的槽形坡道下行，待豁然开朗之后才到达类似南方民居天井的院子当中。那片开阔之地做晒场轧碾之用，略有倾斜以利排水。塬上干旱少雨，如遇暴雨，雨水将顺着微微倾斜的地面和沟线，流人十几或是二十几米的渗水井中，积蓄起来，用以备旱，饮用水井另辟在门侧的窑洞中。如此，夜行的顾秋水当然看不到灯火，找不到人家。直到他一脚踩空掉进沟里，摔到人家的柴垛上，才听见狗叫，才找到人家。在窑洞里过了一夜，吃饱喝足之后，按照老百姓的指点才走到神木。
何柱国在神木有个后方办事处，这才打探到何柱国驻在那个叫做“左云右玉”的地方。“左云右玉”听起来何其美妙，这种本该留在天堂的地方，怎么会落人这荒凉所在!
听说顾秋水一天可以行军百多里，那个后方办事处又让他带了不少文件给何柱国。
顾秋水在何柱国那里住了一宿，当夜两人吃了一顿饭，喝了一瓶白兰地，指点了一番江山，回忆了东北军的当年……之后何柱国慨然应允将包天剑留在咸阳的大型武器运到延安，临行时何柱国又给了顾秋水五十块钱，说：“延安很困难，这点儿钱可以下下小馆儿。”
回到延安后，这笔钱很快就被人——特别是女人，“打土豪”吃光了。
他带着何柱国签发的如结婚证书那样大的一本护照，上面写有什么部、什么官衔、什么任务、往何处去……走上回程。在那个各种杂牌军的混杂地带，何柱国签发的这个护照非常有用。
回程容易多了，第二天顾秋水就到了八路军的——个联络站，这时又掏出八路军的臂章，对八路军联络站说自己是抗大学员，来此公干。联络站一个小伙子为他找来一头驴作为交通工具。顾秋水是马上高手却不会骑驴，刚骑上去就从驴背上出溜下来。牵驴的小伙子吓了一跳，不知摔了什么大官。他骑着这头驴到了黄河，一过黄河就碰见某军团的汽车，打听到是回西安，就决定搭那辆车回去。不一会儿有个小军官上了汽车，一上车就把他往车下轰，问他：”你上哪儿去?”
他说：“西安。”
又问：“谁让你去的?”
顾秋水说：“军长。”小军官一听是军长，也就不再问长问短。他就这样连蒙带唬乘汽车回到了延安。紧赶慢赶，连抗大的毕业典礼也没赶上。已经毕业的学员，正翘首以待顾秋水弄回的武器上前线呢。在延安女友刘采云眼中，顾秋水简直就是孤胆英雄。来回行程千余里，费时二十多天，经清涧、绥德、神木，渡黄河，过偏关，走长城，途经沙漠，时值炎暑，千难万苦找到何柱国，并得伺柱国慨然应允，将武器从咸阳运到了延安。
可对顾秋水来说，这一行谈不上什么英雄意识，也没有把握一定干好，更不是为了向共产党表忠心。来延安几个月，顾秋水已然觉出共产党没把他当自己人，他也就没把共产党当自己人。
他干什么都是听天由命，尽力而为，也不曾忘记自己一辈子都是他人的走狗，——既然是走狗，就得让主人觉得有用，否则主人就会把你一脚踢开。
不久包天剑就把顾秋水带到小馆，对他说：“……我们的人越来越分散，大家好不容易在哪个大型活动见了面，泪汪汪什么也不能说……”
顾秋水比包天剑清醒冷静，说：“你想抱着咱们那团人搞独立王国，是根本不可能的。”
使他丧失理智的事发生在第一游击纵队即将开赴前线的时候，顾秋水向队领导提出带上他的女友刘采云。
当时，延安的规矩，每个大队都有一名文体干事。顾秋水那个大队的文体干事不好好干，顾秋水只好代他参加文体工作会议。开完会后，负责文体工作的刘采云追上已经走远的顾秋水，要和他研究研究文体工作。顾秋水说：“我不是文体干事，只是替他来参加这个会。”
刘采云歪着头，秋波漾了又漾，说：“你就是担负起这个工作，又能给你添多少麻烦呢?”
从此他们就开始了往来。
刘采云虽是共产党员却是富家子女，某大学英国文学系学生，完全有机会、有可能到经典伦敦度过一生，但她突然被日本人当街打了一记耳光。这样的反差对一个富家子女极难忍受，于是这记耳光就成了她的人生转折点，一气之下奔赴延安。北平的学生到延安并不难，日本人虽然占领着北平，但离城不远就是八路军的天下，门头沟就有游击队，而国民党也有一股势力活动在北平地下。
奔赴延安的路上，刘采云的男朋友又不幸被她最要好的女朋友挖走。她伤心欲绝地来到延安，没想到在延安却常常可以遇到北平那些party上的旧人，真像是各路子弟又聚合到延安开party来了。
因为有文化又会演戏，便负责起文体工作，与人接触的机会也多，且都是各个单位很“文艺”的那些人，轮空的刘采云到了女性匮乏的延安，竟成了恋爱专家。。
顾秋水把和大学生刘采云的关系看得很正经，也很当回事，所以他和刘采云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尽管当时很多人因“二五八团”的限制或其他什么规矩的限制，不得不到野地里去解决这类问题，而顾秋水却没有这样做。
他之所以要求带刘采云上前线，是生死与共的意思。领导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他说：“我们是恋爱关系。”
领导想都没想，一口回绝道：“不行，你不可以带她上前线。”
顾秋水又问：“为什么别人可以带女人上前线?”
领导没有回答，只是眼神怪异地看了看他。这副眼神当即让顾秋水冒了火，反唇相讥道：“既然不同意我带她上前线，何必还问我们什么关系?过瘾还是怎么的?……不管到了哪儿，男人在鸡巴上的待遇应该是一律平等的……”．之后他又找了各级领导，可是没有一个支持他和刘采云的恋爱，更谈不到批准他把刘采云带到前线去。
于是他就到处说怪话，到处骂娘：“我从小就当兵，懂得军队里的规矩，要是上级军官毫无道理抽我一个嘴巴子，我也不会有二话。可是男人睡女人的权利却不该分等级，就算我是一个老军阀，我的鸡巴可不是老军阀，它凭什么不该享受操女人的平等待遇?”
可能因为他是老东北军，所以才没有整治他。
刘采云也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恋爱状态中的女人一般处在逆反心理的巅峰，这种情况下，越是正面劝阻越是适得其反，反对那个爱情的最佳办法是为那把爱情煽风点火。
可是领导没有闲心跟她玩这把游戏，简单明了地拿出杀手锏——刘采云是共产党员，如果不听党的劝告，前程就会断送在和顾秋水的恋爱之中。但对刘采云这种浪漫的人来说，这——手似乎不太管用。只好把她送到某地去受训，行动快速诡秘到谁也说不清她的下落。为此顾秋水甚至不怀好意地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可是直到离开延安，他也没有联系到刘采云。
他痛苦地以为刘采云已经不在人世，以为刘采云的爱无比忠诚，只因共产党不拿他当自己人，于是他的爱、他的鸡巴也都人了另册。他们演出的这场《梁山伯与祝英台》轰动了整个延安，特别是顾秋水的那些怪话、那些寻人启事，连胡秉宸都有所风闻。胡秉宸甚至借故来到刘采云的单位，一睹当代“祝英台”刘采云的风采，之后大失所望地对人说：“不过尔尔。”
胡秉宸怎能想到，几十年后这位“梁山伯”竟然成了他的岳父，并与他有一席长谈。
其实刘采云比顾秋水这个登徒子还要快地走出了这个爱的迷魂阵。新年就要来到，负责抓文艺的上级领导需要了解由刘采云策划、为迎接新年而准备的大型晚会情况，而负责抓文艺的领导出乎意料地潇洒倜傥。
刘采云最后与主管文艺的领导人结了婚，头生儿子取名狄更斯，后生女儿取名勃朗特，总之是不能忘情英伦，可能与当年读英国文学系有关，却再也想不起自己曾为之“-哭二闹三上吊”的顾秋水。
若干年后他们还有一一次重逢，但是他们已经不能认出彼此，更忘记了曾为他们的爱情舍生忘死。不过说了归齐，顾秋水也早就忘记了叶莲子。也难怪，他与叶莲子的婚姻多少带有因陋就简的性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叶莲子只好成为“过去”。
临出发前，周恩来给他们讲了一次话，讲到八路军和东北军的关系，讲到革命团结的友谊，鼓励他们杀敌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在延安养病的抗大校长林彪也写了书面讲话。
顾秋水带着一颗忿忿不平的心离开了延安，来到边区司令部的驻地。
第一游击纵队党代表即刻与有关方面研究了扩充东北军的问题，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同意，可是仍然没有人负责落实。包天剑想，当初周恩来先生在太原说的好好的，答应扶持东北军，时隔一年多，第一游击纵队仍然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
原来他们跑来跑去都是蒙着来的!一笔笔糊涂账究竟是谁的责任?连包天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不知为什么他就不能直接与有关方面商谈，非得通过纵队的政委?如果他能直接与有关方面商谈，是不是会好一些呢?
这都是马后炮了，包天剑反正是没有直接参与这个与东北军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商谈。
于是包天剑打算返回后方延安，希望在周恩来先生和毛泽东主席那里得到求证和明确。
包天剑要求顾秋水随他一同返回延安，但顾秋水厌倦了，再也不想追随包天剑没头苍蝇似的东撞西闯、蒙来蒙去，只想借此机会，借包天剑那点尚未贬值的影响离开延安，至于去哪儿也不知道。
然而禁不住包天剑苦求，顾秋水最后只好随行。这一次江湖义气的结果，日后险些为他自掘坟墓，他和包天剑的缘分也就到了头。离开边区前，顾秋水很组织纪律地找政委淡了一次话。政委说：“估汁包天剑回延安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并且可能不回来了。如果那样，希望你做做包天剑的工作，一是不要当汉奸，二是不要投靠蒋介石。”
对这个任务虽然把握不大，但顾秋水说：“一定凭良心，尽力办。”
离开边区时，包天剑只带了一个卫队排，即他带到延安的四十名军事干部，每人携带一支自动步枪、一支连发手枪。顾秋水只携带了一支八音手枪，其余的武器、人员、马匹，全部留在了边区。
途经山西赵承绶防区，赵承绶极力劝说包天剑要回延安，加之随行的四十人中有个王团长，此人极富煽动性，不但其他人的情绪说煽就煽起来，连包天剑也难逃他的影响。王团长认为，即便回到延安，扩充东北军的问题也不一定得到圆满解决。
趁赵承绶请他们到驻地吃饭之机，包天剑借用赵承绶的电话，与绥远的何柱国取得了联系，何柱国请包天剑速到他的后方办事处神木面谈。
于是包天剑修正了回延安找周恩来、毛泽东求证的路线，向神木而去。由于当时通讯不便，他们改变路线的决定，前线也好、延安也好，很难掌握得一清二楚。即便掌握得一清二楚，这四十个人又值得花费多少心思?有多少比这四十个人还重要的事情亟待解决?
到了神木，见到何柱国，所谓面谈也没有谈出什么惊人之语，无非是游说包天剑到重庆去。
其实何柱国在接到包天剑的电话之后，马上就打电报给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何应钦表示坎迎包天剑去重庆，并且保证其人身安全绝对不会出问题。
随行的王团长此时终于彻底暴露出反共面目，极力煽动包天剑到重庆去。不论顾秋水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但他认为包天剑这样干非常不妥，为此找包天剑长谈了一次。顾秋水说：“第一，何柱国煽惑这件事是为了向蒋介石邀功清赏，好像是他把你从共产党那里拉回来的。西安事变时候他就背叛少帅投靠了蒋介石，现在又用你来请功。第二，蒋介石最不讲信用，何应钦的担保更靠不住。第三，你去重庆即便没危险可也没前途，现在你是一个本钱也不趁的人了，蒋介石怎么能重用你?所以我的意见是：一、我们还是去延安，周恩来满口答应我们建立一支新式的、革命的东北军，不能说话不算，一些细节也不难解决。如有困难解决不了也不要提什么分外要求，可以提出送你到苏联学习两三年，理由是政治思想水平太低，先学习学习本事，提高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觉悟，干革命的日子还长着呢。二、如果还不行，那时再走。统一战线政策允许来去自由，他们不会太难为你。来去要光明正大，这样中途不辞而别实在对不起周恩来先生，也对不起东北救亡总会的一些老朋友，大家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期望也很高。反正无论如何不能去重庆，不要对蒋介石抱什么幻想。最后实在没办法，可以到香港或到欧洲游历，这一点你在经济上也不难办到。”
包天剑听后没说什么。顾秋水想，他本是一个不善辞令也是一个没主见的人，容他想想再说吧。其实包天剑去重庆的决心已下。
他把从边区带出的那点人马枪支留给了何柱国，心想何柱国到底还是东北军骑兵军军长，还抗日。哪里知道何柱国很快就完蛋，包天剑留下的枪支想卖也卖不出去，最后落到谁的手里也就无从得知了。交出那些人和武器后，在东北军里混了多年、武器从未离身的包天剑，至此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轰轰烈烈奔赴延安的一行人，此时也就剩下了包天剑和顾秋水。顾秋水最后还让各人将自己的枪支擦亮，当人们将擦过的枪支放到枪架上后，一排排枪就像参加葬礼那样庄重。
他独自在那些武器面前站了很久，这哪里是枪，分明是长歌当哭的男儿咽、他忍不住从枪架上取下一支自动步枪，抚摩着乌亮的枪身说道：“这种自动步枪，全国都没有啊!”
而后他就是退出戎马生涯，也还会在梦中听到这些枪支的哭泣。醒来之后，看看睡在身边一茬又一茬的女人，深感连一个可以说说枪支是女口何哭泣的人也没有，只能对着黑暗悄声自语：“你知道枪支如何哭泣吗?你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儿汉吗?”而在没有女人共枕的时候，他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号啕：“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啊——”
他原本期望过一个儿子，像这些自动步枪一样禁得起风雨，禁得起拳打脚踢，与他同舟共济，使他如虎添翼的儿子，可是叶莲子偏偏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顾秋水错了，他无从了解，也不愿了解，吴为虽然身为女儿，可她的一生就像这些自动步枪一样，不但禁得起风雨，更禁得起比拳打脚踢还残酷的日子。
包天剑带着顾秋水，乘何柱国的汽车，与何柱国一起从神木到了西安。
到西安后，共产党没找他们，国民党没找他们，胡宗南也没找他们，不论哪一方政治势力都把他们忘了。
留在神木的人很快四分五裂，王团长并没有跟随何柱国，而是投奔了南京伪政权的鲍文岳。鲍文岳给他在山东章丘县弄了一个县长的位置，当了一两年县长，弄了几个钱回到北平，花十条金子买了一所四合院。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企图偷越国境，被解放军抓获后又释放，在北京一个电子管厂当了工人。工人成分不但使这个反共老手免除了各种政治灾难，“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成了专政知识分子的工人宣传队队员。
有一个下场很惨，到地方土匪武装那里胡吹，说自己在南京有关系，能弄来多少多少武器，结果被土匪活埋。
还有个营长，岳父大人是阎锡山的高级顾问，通过岳父在阎锡山那里弄了个小官，抽上了大烟，再也不讲抗日，也不再讲反共。
何柱国到西安后先期飞往重庆，不久包天剑接到何应钦电报，也就与顾秋水搭机飞往重庆。
到重庆后与东北军的一些旧人重逢，包天剑又支上了麻将桌。
何应钦将包天剑到达重庆的消息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不计前嫌召见了包天剑，按规定只谈五分钟，实际上却不止五分钟。召见回来，他对顾秋水说：“就是蒋介石一个人在说。”却没有告诉顾秋水蒋介石都说了些什么。
顾秋水想，可能挨了骂。
蒋介石果然把包天剑说了一顿：“共产党是很会骗人的……我在苏联的时候比你还相信共产党，比你接受共产理论还早。你是上当受骗了……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我原谅你……”
包天剑这才算是过了关。
过了一个多月，蒋介石又请包天剑出席了一次宴会。经人疏通，蒋介石最后给了包天剑一个军委少将高参的闲职。包天剑原是中将，这下等于降了一级，使他大为丧气。
顾秋水劝解道：“你不想想，你这样倒来倒去，搁在谁那儿谁不杀你?说来说去蒋介石还算大度，没有杀你就是好的了，还计较什么升降?也许他有意留个后路，老太爷不是还在天津日伪区?
说不定将来就有什么用处。”不久包天剑听说特务头子戴笠要找他，吓得失魂落魄。借此机会，顾秋水又向他进言：“重庆是待不下去了，不会有好结果的。还是设法去香港吧，要走赶快走，晚了恐怕就走不成了。”
包天剑马上弄来两张飞机票，和顾秋水一起飞到了香港。
蒋介石后来也没过问这位军委少将高参哪里去了，显然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
在顾秋水和胡秉宸那次会面中，胡秉宸却这样解释戴笠的事：“戴笠找包天剑是为了拉拢他，分化东北军。”
顾秋水也好，包天剑也好，他们的延安之行本无悬念。但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制作了一个悬念，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误解，不管结局怎样，都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