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不为别人，就这些对话一聊到底，还是感觉有压力，来自大众的压力。说实在的，你就说两亿四的票房，八十块钱一张票，三百万观众，到哪儿你也不算全体观众呀，怎么都不算。甭拿观众说事，谁不是观众啊？现在没有谁在为大多数人在拍戏，也不可能，永远——只能是少数人为少数人。所以也别一听不为您拍戏就炸，觉得您花几十块钱就是上帝了。
孙：永远在说为大多数人。
王：戏里两个角色一个女演员一个男导演，我当然也有目的。媒体不是经常爱搞那种暧昧猜测吗？演员、导演这两者关系先天给人感觉暧昧。得，那我就利用你这点下流吧，当然我这想法也不高尚。我不正派，我投机心理，我承认。
一男一女大夜里聊天，聊什么哪？很多人都奔那儿想去了——奔他妈生理需要那儿想了。但是，正常一个组，导演演员夜里不睡一般还是想工作。真正使人感到需要聊聊的还是怎么把自己想要的表达出来。当你努力半天，却发现自己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你表达的完全不是自己。这种表达的错乱，不全是外在原因的问题，是表达有先天的局限，语言它本身是一个不能完全表达人思想的工具。所以，陈村说过，最好的小说是脑子里想的那个。你就得面临一个表达减分的过程。其实拍电影，就是一个不断减分的过程，从最初的想法开始。
孙：老话说，最好是好的敌人，求极致结果就是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
王：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家经常聊的，甚至拉下脸来互相大骂的。最狠的评价就是：您没有自己。那我觉得在这个戏里，这两个人是既信任又不信任、既合作又怀疑的关系。其实演员和导演，包括制片人，包括组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咱们现在合作，我们互相不可能绝对信任，甚至有时候我会迁怒于你。认为你没有给我表达出来。
很多导演片子拍砸了，赖演员，你没演好。演员拍砸了认为编剧不靠谱，导演不靠谱。好像自己的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其实，都顺，都随你，你表达出来的也未必是你真想表达的。
孙：就像卡夫卡说的，我写的不是我想的，我想的不是我应该想的，直至我的内心深处。呵呵。
王：在这个问题上，我绝对认为，没有谁有能力把自己表达准确，还能完好无损地传达出去，使对方一点不误会。我自己就有这个感受。冲上来强烈夸你的全是前门楼子。你说这叫误解，最大的误解往往来自于拥鳖、饭厮。
孙：有人，只要是赞扬，误解也行。是不是有这么着的？
王：再恶毒的谩骂，你说他面目可憎吧，也有好的地方，决不让你产生丝毫误会，表达绝对清楚，就是骂你了。要说什么时候人表达无障碍，就是骂人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绿帽子》里，那几个演员，只要一开口怒骂，立刻无比真实，所有表演都顺了。
我觉得，绝对无障碍的自由表达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否则的话，在言论自由的国家，它就不会这么多焦虑了。你表达不出来就是你的问题。不管商业，那些全是因素之一。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就这意思。所以，什么事光聊，到最后不可能有结果。
我这剧本，老实说，就对话而言，这个密度差不多两万五千字就够了。情景喜剧的话，聊为主，差不多一万二到一万五千字，四十五分钟就到了。电影的话，一个半小时，两万五足够了，你中间总得留点缝吧。所以，原来我剧本都写到两万就打住了，这个写冒了，写到后来，聊聊扯出别的了。
我其实是跟自个儿乱聊，全聊到我自个儿心里头去了，跟别人没关系。我是自说自话，聊得倍儿他妈高兴，我自己特别高兴，就是自己说话说痛快了。所以，这个剧本大致就这样的。（大笑）
孙：这个剧本，我看了，其实是拍了三分之二吧。不到三分之二。
王：从量来说，是二分之一。
孙：其实这里头，我看的就是说，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小说来读，一个对话体的小说来读。而且这里头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是在你的叙述中。就是你在说这两个人描绘这件事的时候，有很多。
王：我写冒了的意思就是，好多话本来说完了又冒出来一小尾巴，明明到头了还有，拉线屎，怎么都拉不尽，怎么都连着，该打住了，还有一串串话手拉手往外滋。这个其实让我有极大的愉悦，这个愉悦就是终于无节制一把。
孙：写高兴了。
王：写高兴了。真要把话说尽了挺难的。不是回回都能赶上，过去我挺装的，好耍那意犹未尽、话里有话的范儿，推崇节制——这他妈是谁装我脑袋里的！其实日后，完全可以多场景再拍一次。我是准备，将来没得玩的时候，重拍一次。从容点。毕竟这个戏太自我了，别人的处理上，有一定障碍。
孙：其实本来那个徐静蕾也说你来导也很好，其实你来演也挺好。
王：我不行，我这人脑子想的和嘴说出来的不一样。当着一堆不熟的人，一帮现场人员面前，我会觉得我跟他们说不着，我说得着吗，我？那咱就别费工夫聊这事了。（孙笑）
其实我是个窝里横儿。出门就紧张，人多就肝颤，特别是我怕群众。我见群众有巨大精神压力。为什么我不爱去各种社交场所？到门口我进不去，人一多就把我吓着了，惊着了。我觉得群众挺操蛋的，你站在他们对面，他们就千方百计逼你逗他们高兴，特别齐心想看你当场变成猴儿。我去过一次什么狗屁大学年轻不自重的时候，刚上台我他妈的就觉得特别糟心，就觉得自己正一脸媚笑，想控也控制不住，我害怕呀！怕底下有人不喜欢我呀。所以什么不得体的话只要有效果就喷，感觉在那儿演了一晚上流氓。中间有一胖大女生愤然起身走了，我顿时就觉得心里掉了摄氏五度，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这人的事，偷了人东西什么的，一边嘴里继续胡说，一边想跳下台追上去，叫住她：哎，同学，我怎么得罪你了？那胖姑娘后背我现在还有画面，衣服颜色不是橘黄就是淡红，肩膀上吊着一带儿倍儿长的沉重书包。
所以，我最流畅最自信的时候，实际上就我一个人儿的时候。天生写东西的胚子。过去，有一阵，1991年以前，我觉得写作我是拿来当饭碗的。拿那个提升社会等级，中国这么残酷的社会，你敢往下掉，你就不是人了，大家能踩死你。我必须往上，蹲到一个至少不挨欺负的位置。我不是说我上去要干吗，我信这句话：贫穷既罪恶。也不能最后他妈的被日常中的那种可怕摧残了，自信全磨灭了。那后来，我感觉挣钱和写作这俩事缠在一块了，也挺拧巴的。很长时间我完全忘了写作其实是我一爱好。就觉得是一饭碗。你想我这么想这事，天天写作就等于天天闷家里做饭，我能觉得有意思吗？用《绿帽子》里的台词：我他妈能舒服吗？所以1991年以后我决定不写了，出去玩几年，我一点也不遗憾。我还记得在上海写了一傻逼告别宣言之类的东西发在《新民晚报》上，好像还是钟红明帮新民约的稿。
我现在等于是，把这俩事分开了。写东西就是纯粹爱好，挣钱就是电影了。这回一发杂志，好像又不像了。好像又有点见钱眼开了。心里一股很熟悉的过去那种追名逐利的干劲又涌了上来。我他妈就不能该着我的钱不拿！这是我一大弱点。跟，就是不能让人把我当傻逼！并列为两大过不去。
电影最终是导演的。钱制片人挣，名儿导演出，编剧夹在中间，本来就不是最大受益者，我干吗要负责？我使一半力已经很对得起大家了。我觉得不为钱写作确实非常愉快，真的！我这几年不是还写了俩长篇嘛，当然我不准备发了。不发的原因是我觉得写得不好。写写就发现，其实还是在千方百计偷偷满足公众要求，比如话到包袱口了，必须抖一下，不抖显不出我机灵。靠。我真不是无时无刻都准备谄媚各种恶势力。我怎么这操性啊？我估计啊，什么时候我目中完全无人了，我就算成了。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一辈子不老实，一辈子说瞎话，老了一定要敞开一把。
孙：我正相反，公众没要求，反正你扯什么咱们也不怎么明白。就有年轻的朋友拿亨利·米肖的话来安慰我，说是一个人要是有两千个以上的读者就该去自杀。人总有办法宽慰自己和别人。（王大笑）
王：过去，还不说社会要求你一作家要有责任感，你自己也觉得说出去的话最好别太乌七八糟，做不到正确，就尽量圆滑。最近我越想过去这些也不知谁灌进我耳朵里，就当行为准则约束自己的东西——越觉得可气。我怎么可能每句话都正确？我是谁呀？凭什么我就得正确？而且什么是正确啊？哪儿刻着呢？我对你负责，我怎么可能对你负责？没可能！我都不认识你。
仅仅是不为钱写作，就感到从没有过的自由感。原来，说实在的别看我这操性还有很大的自我克制：这句话能发吗？不能发，我就别这儿费劲了。我绝对自个儿跟家瞎琢磨：这段我不这么写，我拐个弯儿，你们看不出来了吧？好像很巧。其实是把真正想说的，主要的意思，那个原来的坏就放弃了。
因为原来我，大家都说，你写出来的东西是给大家看的，那么你就要对大家负责，大家都挺容易学坏的。我觉得我现在写的——当然我不是指这个剧本了——我写的其他东西，就为我自己看，我就不为大家负责，我甚至都不为我自己负责。
孙：“大家”其实是这样一种东西，你指望他的时候，他就跑没了，你不指望的时候，他就蹦到你跟前了。
王：但是生活总是要买很多东西的，有时候人家把钱搁在你面前，就拿走你几句话，我凭什么不让人拿走？几句话嘛，想要还有。但是扛着，不发，不缺钱，等我死后吧。为钱写作多不牛逼啊！回来一进家，真缺这两块钱。有这两块钱跟没这两块钱还真就不一样。说不要，但是回家想。想怎么说服自己：你不是那人啊，让谁将住也别让自个儿将住啊。扛到今儿，一下秃噜了，一秃噜百秃噜。守志很难的。
我想我将来就是，现在因为有这种可能，现在有这种可能。现在这个东西写出来卖出去需要一个中介，比如出版社呀，比如说电视台呀，比如说电影发行公司。这些中介呢，有他们自己的喜好，而且是不问对象向全社会推广，那你就要照顾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全社会——就是连小孩也算，精神不正常不能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也算，那水平就是最低水平。是啊，他不能负责，只能你负责了。这要求很合理，你要连小孩、精神病的钱都赚，那你当然要负责。
那互联网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我东西搁这儿，小孩不许进来，精神病不许进来，就像黄色网站似的，先屏蔽了他们。我相信这技术不难。成年人进来，能为自己负责的人进来，大家先看，看着不满意，您可以不花钱，看着还行，要下载，您就付我这下载的钱，一页一毛，就咱俩之间，一对一，不许中间那些乌七八糟的人抽成儿。事先说好了，出门您打家劫舍可跟我没关系，要签同意书的。或者我在网页底下写上一条：点击下载就意味着您已经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自动放弃因您本人行为失当对本网主进行的所有精神追偿权利——将来直至永远。您不能说因为我受了刺激。
我们俩这交易就算完成了。——我就说，避免大量冤魂进来。这想法我觉得挺好。尽管现在未必能做到，赶明日后一定可能。
孙：这就是你写得痛快，买的人也觉得值。
王：就是你这话我看着高兴。或者哪天您看着不高兴了，扭脸骂我一顿，我也知道是谁在骂。不是莫名其妙冤进来看热闹，以为我这是热闹，但一看完全不是热闹。这种人最冤，那我觉得这些人不必了。我也不觉得一毛钱叫钱。当然，那位，花钱不多，脾气也没那么暴。
孙：有些人以掺和为主，仗着人多，觉得自己离真理比较近。
王：我个人有两个梦想，或者说是自我要求：一个现在不能说，一个是希望能最终真实地表达一次。巴金先生说过，讲真话。我觉得讲真话特别难。讲真话就算是有条件和环境，你讲出来的可能未必是真话，可能是被别人灌输的，甚至为了讨好听众说的话，那个可能不是内心真正想说的话。人其实很复杂，内心不断地被遮蔽，最终那个自己，我觉得认识起来挺难的。
孙：“遮蔽”这词儿也时髦了好一阵子了，海德格尔啦、贝托鲁奇的电影啦。
王：我过去讲过的以为是自己的话，大部分是流行观念，是别人的看法被我用了。我都忘了这话从哪里听来的，所有感觉都是别人给的。我觉得这里没有是否正确的问题，我希望我再说的话都是自己的，哪怕是错的，只要是我自己的。当然我也不觉得有些词谁有专利，他说过的话别人说就是受他影响，词儿不重要，自个儿琢磨也能说出差不多的。不好意思，我顶不爱看一本书里乱引用名人原话，好像跟人多熟似的。我当然觉得崇拜是最恶劣的品质，崇拜中最卑微的是崇拜名人。货真价实就不是炫耀了吗？
到今天我也不敢说我完全找到了自己，我说出来的话真是我想说的话。
听说咱们以后是信息社会了？我觉得信息社会，就是社会财富主要靠信息流通互相收费产生。原创信息——原始信息最宝贵。不必经过媒介进一步放大，把你修改成可爱的样子。我希望将来我自己可以不经过媒介加工，直接通过互联网将自己的信息提交给欣赏者，也使对方接收信息的成本大幅降低。一本书、一个电影，中间批发零售环节挣了百分之七十，他就是把这个话递给别人，有必要通过他递吗？他还挺事儿。
《纽约时报》还是一什么美国报估计说，二十年之内报纸会消失，你没必要去街上买报纸，从互联网看新闻就可以了，大量的信息完全可以通过更简单的操作获得。报纸消失的话，杂志没有理由不消失。我觉得电影也没有理由通过电影院来放映。少了中间盘剥，人们互相欣赏的成本会大大降低。
孙：一种科技进步所展现出来的乌托邦。愿景。这个词是我新学的，好像大公司里都这么用。
王：我算过账，每月汽油费加烟钱加物业费，吃饭又不贵，我其实一个月一万块钱就可以过去了。这样我一年挣二十万就够维持。我要卖书的话，现在一本书最多给百分之十六的版税，一本书定价二十块钱，百分之十六是三块多钱，刨去百分之二十的税净挣二十万块钱，至少要卖八万本。如果没有中间环节，我直接面对读者，一本书定价十块，刨去物流印刷之类，卖一万册就可以挣八万，卖三万本一年就齐了，我也不用到处吆喝去了。可是，现在我得给中间多少人弄钱，显得光我爱钱似的，不像话。
孙：好多人都为这事儿堵得慌。
王：到那时候，信息交流的成本大大下降，拍一部电影的成本也将大大下降。吃流通饭的，说实在的，二十年之内，这碗饭肯定不好吃了。谁用你当二传手呀！仗着你占着这块地方，你有银幕，你挣大头。没那事，我们以后都虚拟空间了，不需要你在那儿放映信息了。
不生产信息的人在挣最多的钱，这是本末倒置。“我给你编编。”谁用你编了，编的过程意味着什么？到那时候，言论自由反而可以接受。言论自由大家有顾虑，是怕不该听的人听到。要这样很简单，该你听的给你听，不该你听的就不让你听，譬如小孩，成年人的性生活您就别跟着听了，大家都自觉点，别弄得我们这些成年人现在都只能聊小孩的事。
我想那时候，每个作者、诗人、导演、歌手，都有自己的网站，你需要买他的产品，了解他的信息，可以直接上网购买，大家可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比现在消费一些所谓的信息产品便宜很多。艺术不是信息吗？
在艺术领域的自由表达，我觉得指日可待，我相信我活着能看到那时候，只怕到那时候我无话可说了。
孙：无话可说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想说，没了那兴致。
王：潮流这事，得赶在点儿上。赶早了，说了等于没说。早年间，多损的稿费，按字算，卖得越多给得越少。将来，到那个时候，信息家——咱们都算信息家吧？容易生活，不用为了生活，摧眉折腰。流通成本没有了，需要一点制作成本的东西，比如电影、唱片，也不是那么可怕了，可以很便宜自己搞。
我觉得，三五年之后，数字会代替胶片，胶片实在太复杂，又要洗印又有很多不稳定的东西，胶片会变成经典，如京剧、歌剧啊，有些人喜欢这些的东西，就像喜欢手工活。
数字化以后，完全可以自己编辑，制作成本大量下降，小富即可承担。当然，你可以拍超级的，人类生活那么多元，可以无限地拍。反正有电脑特技，软件越来越发达，肯定会有。
一般写小说都是写完了定稿了给你看，我想搞一个在线写作，过程中的。因为写作中，至少在知识上是会出现偏差，表述上会出现问题，甚至逻辑上出现混乱。如果在线上，可以像一个在线游戏，以某人为主导，大家一起参与创作。但这种小说，需要一个特殊的类型。如果写我自己的生活，别人没法参与。如果是写公共生活，涉及所有人问题的，别人就会参与，纪实和报告文学就可以这么做。比如写个反腐倡廉的，有人会说“这不是腐败”，有人会说“制度不公平”，那个过程我认为是所谓说话写作本来所要达到的，最古典的艺术目的。那种有教化意义的作品，在线写作是最好的。当然，这要服务器充分支持才能达到。现在看起来，这是肯定要实现的，就是我在那儿一百个不乐意，我喜欢纸版书或者喜欢顶风冒雨上书店，怀着崇敬的心情买一本书，回家摸着书，感觉那纸，啊，像熟人皮肤。——就算一百个不乐意，也得眼睁睁看着它发生，到时那逛书店就变成玩古董了。
孙：这个电影里两个人在说话，有点交互的意思。
王：人就是和人交流。有的时候，一间房子就是一个世界，非常丰富。刚写完的时候，我还跟人聊过，我觉得现在拍的是讨巧省事的方法，是一个粗枝大叶的方法。其实屋子里有很多特殊的地方，那得细细地去观察，要用不同的光把它表现出来，每个人屋里有好多灯，不同的灯光下感受不同，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观的变化，可以请摄影全部拍到，然后想明白搁在哪个段落。人那张脸上充满多少细节。当然那有点费琢磨，而且周期要比较长。
你说你在一个城市拍，你在一块平原拍，你哪怕出外景出到天边去，也跟在一个屋子里拍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都觉得外边才叫风景。
人在讲话时在表演时在行为时，他的情绪一直在不停变化，有起有落。所谓情景交融，一个人一间屋子很够了。
年轻的时候，在屋里待不住，老觉得屋外可看性更高，到这岁数以后，外面逛烦了，在屋里才待得住，才有兴趣观察到自己的房间。当然这个屋子最好受外界影响少，如果住楼房，外面走路装修打电话，你也不相信这屋子是完全属于你的。外界因素降低之后，你会慢慢看出这屋子里的东西，当然也能人为地改变屋子。
将来我可能还真要去做一阵导演，没人拦着我还真想不出不干这事的理由。我做电影目的就是钱嘛，只有当导演才能取得利益最大化。指得上谁呀？谁也指不上，求人不如求己，我必须把死前最后这二三十年的钱宽宽裕裕挣出来，早挣够早歇，七十了还为小钱奔波太可怜了。怕的是要受累。所以一直犹豫。有人说你行，因为导演就一条：你得明白你要的是什么。底下人拿出一方案，你得马上给出意见行还是不行。这我估计问题不大，我不想明白了我也不动啊。再说我建组我得全找熟人啊，我这么大岁数我就别再去受人治了。
也有人说你不行，说做导演毕竟要跟人打交道，必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把不乐意都藏心里至少不能当场跟人码。而我现在太爱跟人急，不许别人说话，而且跟谁一翻了脸就再也翻不回来了。别一部戏没排完，人都得罪光了，老了找谁玩呢？
其实我最担心、觉得最恐怖的是到电影院见人，铺着红地毯进去和戴着脚镣进去是一回事，我不觉得这些导演演员谁真觉得好，大概第一次被观众瞩目挺好，后来简直是千夫所指，指着夸你也不舒服，这种东西尝一次就够了。
孙：好多人干电影是冲着这个去的，没到那上头溜达一圈，都不算拍电影吧？就跟落奖似的，没得着，那就算白写。（大笑）
王：有个做电影的跟我说，他发自己片子的时候，大中午的跟各省院线公司成箱地喝白酒，喝趴下了才答应放几场。这种流通环节让人瞧不上，哪儿都不挨着哪儿，让人瞧不上。它就是夹在中间的那张皮，就是个张罗人儿，什么和什么呀？弄得跟大爷似的，莫名其妙。
当然还有大量的所谓媒体，飞短流长，古代长舌妇今天的传人！最可气的是他们还经常问别人是不是在作秀，你们丫就是正宗作秀界人士。这些人特别讨厌。他冒充观众代表，经常拿观众知情权说事，谁告你观众什么事都非得知道了？媒婆把自己当新娘了，人家结婚她入洞房，这太可笑了！振振有词冒充在行使宪法更可笑！还不就因为现在大家还处于有线广播阶段，社会上有什么事还要大喇叭广播，要通知必须经过喇叭，喇叭自己就活了，自己在那儿瞎说。这帮孙子现在都开始编瞎话了，假装见面采访，假装自己回答特机智。
孙：我现在一半时间就冒充一喇叭。（笑）
王：当然还有电影管理人员。“我们的前提是要拍部正确的电影，正确的标准在我这儿，你先跟我聊，我来告诉你是否正确，不正确修改到正确，严重不正确你就算了。”我倒觉得实际操作往往不在于政治上的大是大非，谁吃饱了撑的真在电影里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大量的争执发生在趣味不同，他是学古典的，心里有几个碰不得的，你不同样尊重就是冒犯了。
孙：这使事情简单化了，但是审查大概都是简单化的吧。不然没个完了。研究几千年，不下定论，也没法下。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诗歌不可译，误读，过度阐释，希腊如何，印度如何……知识分子拿手这个。
王：当然观众也有很多坏人，过去被枪毙的电影基本上都是观众写信告的状。电影局多为难啊。过去的年代真培养出很多懂文艺座谈会的人、爱写信但不爱写自己名字的人，爱骚扰行政机关的人。所以第一，别再说拍电影你不爱看就是浪费人民的钱，人民早不掏钱了。电影早不是福利了，甚至也不是基本人权，是商品，是交易。您逛商店一定不说那些您不买的东西摆在那儿是浪费钱。第二，别再说现在电影不反映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了，因为你们太爱急。
估计我还要等一等，等互联网再发展得好一点，看情况吧。也许，后来我可能不写小说了，我现在觉得拍电影和写中篇是一回事，信息量和篇幅都差不多，而且现在我觉得文字有很大的局限，简体字简化画面，是残缺的信息。我相信日后人与人交流完全可以依靠画面，接受的信息更全面，是叫全息吗？
文字简化信息简化到最后必然剩下一概念，概念经过串联经过公证就会形成公共价值观，就会形成反对一个概念就是反公共——本来没多大事。
我当然认为所有写小说的作家都有资格做导演。小说多具体呀，每一个细节，都要想到还不能和人重样儿，重了就算抄袭。跟拿嘴盖一座楼差不多。导演都没这个本事，我不是挤兑他们。我见过的，能完全独立想象一部电影细节的只有一个姜文。大部分导演的想象是靠编剧提供，靠编剧激发，再由摄影美术道具一项项做实。导演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不真实的人，他就是一个总汇，是一个整合资源的人，设计打法的人，相当于部队打仗时的参谋长。司令是野心和金钱。参谋长臭点，司令坚决，士兵英勇，仗还是能打的。
孙：我认识的导演少，没见过他们拍戏，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想到拍戏得捎上那么多人、事、东西，先就想躺下了。当导演先得身体好。
王：日本管导演叫监督，监督大家干活，我觉得挺准确的。在好莱坞，钱、最终剪接权都被制片人拿在手里，导演无非就是现场工头，相当于造房子时的施工监理。所以你只要了解这个流程，有各方面信任，就可以干这个事情。
现在大家不敢干，是对这个行业不了解，以为很深，没一个创作行当带这么多帮手的，活都让人家干，自己蹲一边光点头摇头说对不对。噢，听说画画的卖钱了也有这么干的，叫导画。我还准备导音呢。所有摄影美术其实是提供技术支持的人。这个行业专业化以后，不分是谁，他们现在也不分是谁，无论你想没想明白，只要你按时付钱。
有了技术支持，再省了中间费用，拍一个自己日常生活电影，然后在网上传播，我觉得真花不了多少钱。剩下的就是演员钱。这也是我们常问自己的：你是花五百万请一个明星演，还是花五百万砸一个新人出来，哪个合适？一个电影的成功除了当年票房，更成功的是捧出一个人，随便一个电视剧一线小腕儿只要不心疼自个儿什么戏都上什么广告都接，一年挣千万玩似的。要不现在重点戏用新人出品公司必须跟你签经纪。
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可能，也表达得起自己的生活了，那时候，就逼得艺术家彻底平民了。估计将来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会拍一个电影，就像过去每个人青春期都写歌词一样。拍下来，自然有人好有人不好，不好的就淘汰了。咱们是文字接文字很熟，画面接画面不熟，咱们也试一下，接得好，就留下，接得不好，那就拉个洋片，我觉得相当多的导演是拉洋片的。
孙：没准我下回得一机会也拉一次。圆梦。
王：其实电影不是梦，也是日常生活画面的截取和重拾，再奇幻再未来也是建立在人情和现实生活逻辑上的。说梦只不过是夸大其辞给自己吹牛逼。我没见过一部电影不是人类生活投射，动物也全拟人了。谁有什么想象力啊？咱都别给自己吹牛逼。
孙：其实是观看别人的生活。
王：《星球大战》、《指环王》，还不是孩子气的天真神话？坏人那么好灭？正义那么好实现？当然电脑特技人员仍然可以高度敬业，怀揣一颗童心，定期制造出视觉奇观让孩子们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这种婴儿食品我觉得中国也有特别好的，孙悟空大闹天宫，《西游记》一路上妖妖道道，孙悟空的性格多小孩啊，特别适合小孩子看，学点反大人。
给小孩吃最甜的，看最甜的，惯着他，中学毕业，想赖着不长大也不可能了。到时可以看一点粗糙的，黑白不那么分明的，你不看，现实也要摁着你看。世间往往正义是最大的邪恶，这个小孩子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