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清朝那逊位诏书吧——因是向全国全世界发布的公告，考虑到最广大的中国人能明白到什么程度以及各国翻译的效果怎样，已是自行采取了最白话的表达，但“商辍于途”之“辍”、“海宇乂安”之“乂”、“郅治”、“懿欤”之类字词，没有文言基础的人，不听别人讲解估计就不太明白了。尤其“拂兆民之好恶”一句，其“拂”虽用得妥帖，尊严有在，但“兆民”二字，委实含糊，绝不抵“四亿多人民”之具体的数字概念更触及人心。在此点上，文言的叙事弊端确乎在焉；每以形容代替数字的说服力——如“罄竹难书”“血可漂杵”“杀人如麻”“汗牛充栋”之类成语可见一斑。

而白话文运动，实际上首先是在提倡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当以说最广大的民众听得懂的话为荣，而不是反过来以卖弄文字，使最广大的民众听不懂为能事，扬扬自得。即使著文，也主张以前一种态度可取。果而如此，知识分子与最广大之民众的文化距离易缩短矣；知识分子团结最广大之民众推动社会进步非一厢情愿矣；官僚阶层世代凭借“先天”般文化优势蔑视广大民众的统治“天理”，在文盲依然众多的时期，亦可被“白话”潮流的进步之道所抗衡、对冲，发生最初的文化总格局的嬗变——“想怎么说，便怎么说”，“怎么说话，就怎么写”——胡适之此言，含意深也。

它使汉字漫长的文言过程对文人士子造成的一种思维积习得以克服——那积习每体现于辞藻堆砌，用典成癖，非诗非词非赋非联，虽只不过是文章，亦求对仗，合辙押韵，字词鲜见，显示才学。其表意陈情，往往寓象高蹈，矫揉造作，华而不实，不接地气。此类文章写多了，久了，连人也华而不实了——白话文恰可医此症。

白话文运动之深刻、广泛、久远的社会进步推动作用，亦其功大焉地影响了中国的近当代教育方向——当时持教育救国思想的人们，借力于白话文运动，使他们的实践在中国大地上四处开花结果。首先，以白话文编辑的课本，使从小学到高中的学子，接受起各科知识来印象明晰。特别是物理、化学、生物等课，是无法以文言编得概念昭然、易教宜学的。即使语文一科，白话文的教与学，也为孩子们呈现了一片汉文字魅力依旧的新天地。那时有幸入学的孩子，不仅可以领略白话文课本与文言课本迥然不同的新内容，接受课本所传播的新思想、新道德与情操的熏陶，还有白话诗文可欣赏，白话歌曲可共唱。课文不必再要摇头晃脑前仰后合地背了——从前某些不敬业的先生，只管督促着背，字性词义往往是懒得讲的，理由曰背得滚瓜烂熟了，年龄大了几岁，查查字典，自己就懂了。

有一例可证明此非编派——1952年，湖南大学评最高等级教授，资深教授杨树达与另外两位教授荣登其榜；杨树达甚觉羞辱，议二者之一曰：“他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理解不透，何以竟与予同级？”

1926年蒋介石在北伐誓师大会上宣读的誓师词，因求格式之工，每句四字，反而使豪情受拘。

誓师词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1937年，其动员抗日之演讲，则又是一番意志的体现：“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因为做到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可谓直抒胸臆，其演讲反而句句铿锵，掷地有声。少了陈词，多了真挚。

从1926年到1937年，蒋介石在汉文字的应用方面也与时俱进矣。

总而言之，白话文之教与学，使中国的公学与私学教育，一并呈现前所未有之朝气，如霞光初灿。

第二，谈教育，绕不过蔡元培。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拒不执行袁世凯要求从小学到中学高中大学皆须置孔子像，纳“四书五经”内容为教材的指示，宣传应以美育阻止所谓“儒教”的推行。被免职后，便继续办私学，并著书阐述自己的教育主张。

若言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总设计师，大约歧议有也不多吧？而他任北大校长后，因北大之教育一向处于风口浪尖，其作用或可形容为北大之“伟大的纤夫”。

他关于“超轶乎政治之教育”“技能教育”“公民道德教育”“身体素质教育”“美感教育”“普及教育”等现代教育的基本思想，不但在当时深受中国教育界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乃至今天，“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也仍是教育要求，并仍符合世界进步教育的理念。

为倡导公民道德教育，他还亲著了《中国人的修养》一书——即使当时，被公议配写那种书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寥寥无几。

“世界上的大学校长，在某学科的建设卓有贡献的不乏其人，而能领导一所大学对全民族全社会的进步产生巨大影响的，迄今为止，除了蔡元培再无第二人。”

杜威当时对他的评价，可谓客观准确。

其可贵处还在于，身为国民党元老，却坚决禁止本党分子发展党员的行径活动于北大。不论教师学生，皆不网开一面。而对于学生中的涉共活动，虽心有不悦，然学生一旦因而被捕，却又积极营救。

一方面，当学生罢课分明将有大的政治举动时，他劝止无效，竟声色惧厉曰：“我要与你们决斗！”

另一方面，当学生果而入狱，却多方奔走，积极串联对当局的抗议。一俟营救成功，且自掏腰包，向学生供餐压惊。

其不但称得上是中国当时的教育之父、北大之父，亦可称为北大当时学子之父也。

关于蔡元培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贡献，各种评价都不言过其实。却有以下两件事，值得赘议。

其一，反对确立什么孔教以及禁止在校园促推孔子崇拜，无疑符合教育总长正当职责；但“四书五经”，毕竟属于学生亦应有所了解的传统文化知识，也严禁讲学，不似其兼容并包的襟怀。

窃以为，其意气用事，或许主要缘于对袁世凯的反感吧？袁氏乃火中取栗，窃国民革命成果者，作为身心投入地参加国民革命的同盟会元老，对袁氏的蔑视当属情理中事。而袁氏一死，他任北大校长不久，便诚聘辜铭鸿、刘师培、黄侃、陈汉章、梁漱溟等以尊孔为己任的“旧派”人物入北大任教，讲授国学——这便又自行地矫了“过正”之“过”了。

其二，蔡元培一生光明垒落，坦荡无私，身后名清白无诟病，纵腹诽者亦不敢贸然成文字。迄今为止，仅留一个谜团，即——最后一次辞校长职的简短声明中，除言极疲惫，竟引一典是“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此典甚陌，知之者无多，坊间一时议论纷纷，不知“马”喻何人，“道旁儿”辈又指谁等——此惑一朝有解，对于研究他当际心境，必大有帮助耳。

与大学教育景象相对应，陶行知尽毕生精力于乡村小学教育的实践，亦值得今人心怀大的敬意。其所面对之生源，绝非乡绅富户子弟，大抵清贫人家少年，甚至收纳流浪儿童。这使他的办学，具有了显明的慈善色彩。

教育是强国的根本，小学是教育的基础——他的教育理念，完全符合教育的体系规律，也是对梁启超“少年强则国强”之思想的行动化。

在到处兵荒马乱，农事难为，民不聊生的岁月，他的努力谈何容易，每为经费所愁忉。尽管他和学生们开荒种地，自足菜薯，仍经常共同挨饿。好在学生虽然多为少年，但出身贫苦，对农事并不外行，能给予他坚守的欣慰。间或有捐助接济，然非定项支持，时有时无。

较之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陶行知的坚守可谓筚路蓝缕，躬奋行之；然其属于越挫越奋人也。比蔡元培省心的是，他的学生因年龄稍小，不会卷入学潮；不如蔡元培洒脱的是，孑民先生动辄辞职，十年间辞职七次之多，且次次是被恭请才归的。陶行知是自己在办学，若辞职，他的学生们也就不再是学生了，甚或又成了流浪儿。

故只有坚守。英年早逝，实因多年操劳所致。

陶行知——他可以说是一位被中国近现代乡村民办小学累死的人；一位甘愿以一己之努力，为中国草根阶级的孩子们在知识化的坎坷路上提灯照明的教育殉道者。

吾国吾民，实不应仅仰蔡元培，仅知梁启超那句“少年强则国强”的名言，却淡忘了陶行知其人。果而如此，负国义民义也。

黄炎培曾经蔡元培介绍加入过同盟会。蔡元培于清末辞官办学时，黄炎培也曾求学其名下，故二人有师生谊，亦师亦友关系。黄炎培得以考中清朝最后一批举人，显然受益于恩师的国学功底。而他后来一度致力于兴办中等“技能学校”，也显然是为了推行恩师“技能教育”的主张。

黄炎培运气好于陶行知，他回家乡办学时，受到一位石匠出身的富户的鼎力相助。对方的发达过程，类似现在农民出身的包工头的发家史。黄一公布消息，对方立即奉上了九万多银圆，那在当时是一大笔钱。并且，对方还命自己的儿子成为“技能学校”的第一届学生。自然，黄的两个儿子，也为其父起带头作用。那由石匠而成了富人的人死前，将家产整合，除了留一小部分供后人度日，竟凑齐二十万两白银捐给黄炎培，以作办学固定基金——可谓厚资，保证了黄炎培的办学事业较为顺遂。

细析之，不论办私学公学，办学人的知识出身，实为要点之一，办“新学”也不例外。甚或正因为办“新学”，尤其重要。虽然“旧学”模式已江河日下，旧“学位”的含金量，还是被坊间民间所极看重的。进士出身的前清翰林且任过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为弟子黄炎培出任校董，且黄本人亦是往后不可再生的举人，这些非同一般的前提，不是任何办私学的人所能相提并论的。

蔡元培之于黄炎培，恩师之扶持影响力的确在焉。

与资助黄炎培办学的“义石匠”相比，南洋华商富贾陈嘉庚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慷慨资助，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爱国华侨楷模与领袖。1913年1月，清廷逊位的第二年，他便全资在家乡办起了小学。之后，接连办成了幼稚园、中学、师范、水产及航海专科学校，并为各学校设立了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美术馆、音乐馆、礼堂、医院、银行等，形成了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院校村，也可以说是国内独一无二的教育基地。

清廷最后一位学部侍郎严修及最后一位状元张謇，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进程中的作用，也都举足轻重，南北互映，世人公认，史不能阉。众所周知，张同时又是当时举措风生水起的实业家，而严为南开大学创史人张伯苓的知遇贵人。借力于民族资本主义笋芽迅长，青竹勃生的优势，中国近现代教育之图景轮廓渐明。“一时多少豪杰”六字，用以形容彼时局面，不算枉论。“豪杰”者，不仅指达人名士，当然包括百千万孜孜办学的无名而有迹的人。若谁遍觅从前的县志、乡志，定可惊讶地发现，几乎县县必有那样的人，半数以上的乡存在过他们办的私学。许多人正是“新学”毕业的学子，办学既是个人谋生方式，客观上也繁荣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只要是一所有规模的学校，便有权自编教材，自立章程，自定检验教学质量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