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有座不太高的城门，看惯了北京的城门，太原的城门当然很不够气派了。可恶的是城门边上有日本鬼子兵站岗。中国小百姓走过城门要向鬼子兵鞠躬行礼，有一天我们乘汽车走过城门，看见一个中国人正被鬼子兵打嘴巴，司机懂日文，说是因为那个人不肯向日本兵行礼才被打。
山西省的火车车轨比其他省份都窄小，相应火车也小些，因为阎锡山当山西的土皇帝，怕别人乘火车进山西抢他的地盘，索性让铁路与外界不接轨。在山西省境内，有时就须乘小火车。
有一次看到禁烟所门口的警察蹲在地上吃面条，放了好多好多醋，我好奇怪为什么他将醋当汤喝，而且醋是白色的，后来才知道爱吃醋是山西人的习惯。
在太原的公园里看到过两件怪事：一是一只母鸡长着比公鸡还高的鸡冠，也会叫鸣，只是声音完全不像公鸡，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怪调，旁边还放着它下的几只鸡蛋。二是公园里有一头牛生着五条腿，其中四条和正常牛一样，能走动，第五条腿则长在脖子下面，偏向前方，粗细和其他腿差不多，很挺直并且照样有蹄子，不过第五条腿稍短些不能着地。
我看过一次山西梆子，演员出台的地方挂着张很大的锣，不时敲打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演员的唱腔也尖得要命，让人受不了。还看过一次京戏，只是道白的时候像说大白话似的，唱词中还不时哼出“哎哎嗳嗳哟”代替唱词哗众取宠，记得那出戏叫《木头人招亲》，看戏后爸爸说唱的是“走江湖的野妓戏”。
在太原期间我曾随于松涛秘书去看日本相扑表演。据说相扑是日本的国粹，可给我的印象坏透了。首先观看时要盘腿坐在榻榻米上，日本人会跪着，我们则坐得屁股疼腿发麻。加上那些胖得没边儿的国粹们路都走不动，每个运动员进场都要磨蹭好半天，才挪到中间赛场。除去丁字带他们什么都不穿，头上梳个髻儿，看上去又蠢又野蛮。加上我对摔跤规则一窍不通，只看见有个拿小扇子的裁判或者助兴的人，在场内跳来跳去，口中念念有词，与那些摔跤壮士相比，显得瘦小可怜，我看若是给块头很大的运动员抓住，一下子就能捏死。实际上最后两个超级块头根本不摔跤。手上打着幡儿，费九牛二虑之力将两脚拖到中央，手臂往上举起就掌声不断。真不懂那算什么表演！
另一次也是看日本的什么剧，演员脸上涂得粉白，五官都是画出来的，不成比例，奇丑无比，唱法让人感到不在人世间，或拖长音调无病呻吟或拉着女人头发怪腔喊叫，看得我毛骨悚然。为了那次倒霉的演出我不知做过多少噩梦。但真正的噩梦会变成现实，发生在我初一升初二的那个暑假。
噩梦就是爸爸的被捕：
1943年暑假过去了，开学前爸爸妈妈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兴奋又有机会和爸爸一同乘火车，因为爸爸知识丰富，会谈古说今，会讲成语故事而且讲得生动有趣。顺便提一句，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力。随身带的小包中有许多是我爱吃的，像山西无核小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我准备在卧车里好好享受一番。但离开太原之前就好像要发生什么事，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属严肃地商量着什么，但毕竟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没料到会有灾难发生。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日本穿军装的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没有丝毫笑容，但却非常冷静。记得爸爸还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看样子是遭到拒绝。爸爸终于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我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我们一家人。我一下子长大了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们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我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敖弟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里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因为雨太大，不久灯笼也熄灭了，忽然拉着我的日本兵没看清掉在水沟里。妈妈听到落水声惊惶地喊：“哎呀，安琪！”我回答说：“不是我！”只不知为什么眼泪随着落下来，心中无限委屈。我当时的心境也像外界一样漆黑一片。最后总算是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敖弟和六妹那个时候都小，依在妈妈身边倒也不哭不闹。第二天清早我走进院子里，只不过是孩子，日本兵对我并不防范。几个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妈妈对日文更是一窍不通，结果用上我这个“大翻译”了。我学到的日文只是片语只字，还会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几个鬼子兵赞声不绝。爸爸看到机会喊我进他的房间，教我背诵六件事，说等有机会的时候转告徐伟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态严重不敢偷懒，努力默记在脑子里。在我数次出入爸爸那间房间的时候，爸爸让我反复背诵给他听直到无误，记得六件事中有一条是“局长做的事自己有底，不会有问题，更不会牵连别人”。从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么听明白当天下午会离开榆次，爸爸妈妈知道这一消息都称赞我能干。果然那天下午我们又被解送回太原。又进了太原的日本宪兵队，听说队长叫长谷川，一个翻译对妈妈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家，没有我们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爸爸对妈妈说：“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接着爸爸被带走。坚强的妈妈眼圈红红的但不落泪，带着我们三个没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宪兵队，背后没有人跟随我们。妈妈喊来两部洋车，但在紧要关头敖弟和六妹都要跟妈妈，而不肯跟我坐一辆洋车。没办法只好四个人坐在一辆车里回到禁烟所。徐伟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静的态度，听我背诵了爸爸的几点嘱托，并且边听边点头。事后妈妈多次夸奖我“真懂事”。接着就知道与爸爸同时被捕的还有钟科长、信科长和于松涛秘书。以后的几天，每天早上醒来都看见妈妈坐在床上发呆，红肿的眼睛说明她痛苦悲伤无法安枕。不太久，妈妈被允许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回北京。爸爸并没有被判刑坐牢，而是囚禁在日本宪兵队。
约半年以后：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我们说：“亲启的信就是密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刘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学生，最终妈妈回家谜底揭晓。信上只有几个字：
据闻老师不日归京。
寥寥几个字使全家乐开了锅。接着是期盼、期盼，再期盼，总算盼到爸爸回家了。他消瘦了很多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茬儿，面色苍白，看上去格外让人心酸。能从日本宪兵队活着出来，等于通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
二姐提到的“男仆温茂林”是中国民间耿直、倔戆而又忠诚人物的代表，当然也是某些方面愚昧的代表，这由我六岁时得阑尾炎开刀那一次可概其余。二姐回忆：
四姑嫁人后，南房的大间大部分时间空着，我们放学后自行车放在里面。一度温茂林住过。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憨直到不讲理的程度。两眼瞪得老大，自以为是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懒觉，门从里面锁着。我们上学怕迟到敲门的时候，从窗户玻璃看到他有心慢腾腾地起来，将袜子正面甩了又甩，反过来再用力甩，然后像慢镜头一样一点点地往脚上套，愈急得敲门，他就愈拖时间，令人哭笑不得。对小少爷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当名医关颂韬诊断敖弟患阑尾炎需动手术治疗的时候，温茂林向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说：“动刀开膛还了得？”等爸爸信任关大夫的诊治方案，同意手术切除敖弟的阑尾时，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比任何人都动真情。说也奇怪，听到开刀的李敖忽然说他肚子不痛了，就连诊断阑尾炎重要手段压痛症状也突然消失了。专家关颂韬当然不会上小小的李敖的当。手术是在南池子东华医院进行的，症状已转成腹膜炎，伤口不能马上缝合，而是每天换纱布引出脓水，李敖很坚强，任凭换药一声不响，受到医生不少称赞。有一天我睡在李敖病床边的一个小床上陪他，熟睡了一整夜。第二天李敖抱怨说：“二姐说来陪我，可一直睡觉。”可见他痛得睡不着。我回家后温茂林说若是他陪，他要瞪着眼看小少爷一个晚上。实际上，这话他是瞪着眼对我说的。不过有一次温茂林说对了。
二姐因为大我五岁，很多我小时候的逸闻其实她比我记得清楚，并且是权威无疑，例如她回忆“李敖”名字的由来，竟是这样的：
李敖有个正式小名叫安辰。大概因为是男孩对出生时辰也重视起来，并起在名字里面。实际上并没有人叫他安辰，大人用“噢，噢”的声音逗他，被四妹误解，于是四妹喊他“小噢”，变成了李敖大名的来源典故。
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在我家家谱——《李氏宗谱》中，居然有一代祖宗名字也叫“李敖”！中国历史中《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有汉朝“李敖”铜印、魏晋南北朝史也有“李敖”之名，可见古人先得嘉名，李敖两字并非首见。只是在发音上，我倒由第四声的“傲”音，慢慢倾向喜欢第二声的“熬”音，一来忧患使然，二来第二声听到响亮一点。有人甚至纯用第一声为名呢！孔丘、曹操是也。
二姐回忆我的童年：
敖弟小时候皮肤较黑，有点儿封齿，发音的时候舌头也不那么利落，还有几分眯缝眼，说话的时候喜欢嬉皮笑脸地盯住人看。那种神态直到今天我看他笑还能捕捉到他童年时的影子。
她又写道：
其实只是大人们宝贝敖弟，在我们四个姐姐眼里并没有当他一回事。敖弟除去在长辈那里到处吃香之外，姐姐们面前也捞不到便宜。我们家思想较开放，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不严重，敖弟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更何况李敖的四个姐姐哪个是好惹的？众多姐妹兄弟中，我认为有两个是出类拔萃的：一个是了不起的大姐。大姐从小聪明能干，读书成绩又好，在家里的权势地位连妈妈也得让她三分，妈妈管不了弟妹会吓唬说：“我告诉你大姐去！”另一个就是了不起的敖弟了。敖弟从一开始念书成绩就十分优秀，在班里总能数一数二。我从小最恨算术里的四则题，到底是几只鸡几只兔子那么容易数清偏不数，非关在一个笼子里挖空心思刁难人计算有多少只脚，真是好无聊！敖弟考初中之前运算四则题的本事，真让我羡慕佩服得不得了。记得有本升学指南，上面的题目敖弟算起来像吃豆腐那么容易，他考北京男一中，以第四名被录取，差一名就能考中榜眼，而考男四中敖弟名列前茅，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个得意呀！爸爸兴高采烈地说，他从榜尾开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走愈担心没考中，没想到“窝乐错”，（这是爸爸一句口语，大概就是不得了的意思吧！）原来李敖的名字高挂榜首，儿子中了“状元”，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爸爸为敖弟骄傲绝不仅因为他是男孩儿，而是这个儿子真争气！爸爸觉得脸上光彩。
敖弟从小有点儿古怪脾气，北京的夏天还是挺热的，我们女孩儿都穿短短的连衣裙，而敖弟穿着长裤，还像大兵似的绑上裹腿，他说穿短裤露着大腿“有伤风化”，敖弟不肯报考育英中学而只考国立中学，也是他与我们想法不同的标志之一。孩子们都去买新鞋，他会挑选式样八股价钱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兴，但四妹骂他是“伪君子”，敖弟最要好的同学叫詹永傑，两个孩子有八拜之交，敖弟屈居老二，过年的时候小兄弟俩都穿上缎子长袍黑马褂，拜年的样子四平八稳的，就像又回到巴金写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与我们读教会中学，习惯洋打扮的姐姐们，在穿戴方面显得格格不入。
二姐又特写我和詹永傑，说：
两人判若兄弟常形影不离。我家曾在市场买来一只狮子毛小巴狗，我们叫它“伯儿”。“伯儿”像马戏团的小狗一样会许多表演，后来“伯儿”有个体态庞大的男友，生下一条杂种大长毛狗并送给詹永傑。过旧历年的时候，詹永傑牵着“伯儿”的后代来我家拜年。詹永傑白白胖胖、仪表不俗、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十分讨人喜爱。就连磕头的样子都四平八稳，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正规训练。他和李敖是拜把子兄弟，两个人学习成绩也都数一数二。过年一样穿上长袍马褂，人人见了都夸赞这一对小哥俩。
詹永傑这名字现已简化成詹永杰，分别四十年后跟我再度联络上，他送我“墨宝文房用品”一盒，内附手书：
李敖学兄把兄如晤
契阔四十五载
常思念
但愿有朝一日
重相见
弟永杰1993年3月21日于北京
二姐又回忆到我的娱乐。她说：“敖弟小时候也不像我们女孩喜欢跳绳、拍皮球、玩‘chuǎ’子儿，而他最爱耍京戏里的刀枪剑戟”，她说我：
从小在姐妹堆中长大，可丝毫没有娘娘腔。喜欢舞京剧的道具大刀、扎枪之类，尤其喜欢和亲戚一个叫大连的孩子相互对打乱砍。李敖口中发出锣声“喋匡匡匡”，大连不断用鼻子发出“得儿哼哼哼”的梆点声应战。有一天半夜里，我蒙蒙眬眬听到“得儿哼哼哼”战斗声，奇怪地想为什么半夜三更敖弟和大连武打开场啦？好一会儿才清醒是外祖母在睡觉打呼噜呢！
二姐又说：
敖弟比我胆子大很多，记得有一天客厅里飞进一只马蜂，我吓得乱叫，敖弟正赤脚坐在沙发上，他一声没响跳下来先用手掌打在窗户上的马蜂，当马蜂被拍落在地上他又用脚丫踩，我好惊讶他胆子那么大，到底是男孩子！
我家西面是男二中的操场，我们学骑自行车也多半是在那个操场上由敖弟的男佣人温茂林教的，操场东头是个土坡，坡上长着杂草，热天我很喜欢在草堆里捉蚂蚱，捉到就放在一个硬纸盒子里，盒子上面扎好多洞给蚂蚱透空气用。有一天妈妈嫌我整天疯在草堆里不好好念书，骂了我一顿让我将蚂蚱全放掉，我将盒盖打开一条缝儿，看到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蚂蚱，相互踩来踩去东咬西嚼的样子，忽然手麻害怕起来不敢捉了，结果是敖弟自告奋勇将盒子拿到院子里东驱西赶，好不容易将蚂蚱拨走，剩下飞不动的便宜了猫。
敖弟不太喜欢大喊大叫，常是闷声不响地调皮。有一天他将两个小青杏儿塞进自己的两个鼻孔里拿不出来，跑来找我帮忙，我真费了好大劲儿，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将青杏弄出来。另有一天我们捉迷藏，敖弟藏好后无论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后惊动得大人们慌了手脚，原来他躺在盖着丝绒台布的麻将桌下两把椅子上，任凭大家声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声。谁也没想到他藏到那么刁钻的地方。还有一次大人们在北海公园茶座喝茶，我们几个孩子爬上一个小土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蚂蚁，敖弟抓一只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结果手臂肿起好大一片红疙瘩。
敖弟和我有一段时间睡在一张大床上，一天不记得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吵了一架，于是规定第几根栏杆为界，谁也不许睡过界线，半夜睡梦中我发现有人踢我的脚，睁眼一看原来是敖弟，他说我的脚睡过了界。
清朝北京的雍和宫，本来是雍正没当皇帝以前的住所，当时他是雍亲王。他做皇帝后，把这地方赐给活佛章嘉呼土克图，作为西藏喇嘛的庙，在这庙的温度孙殿的楼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欢喜佛。二姐回忆：
有一年爸爸妈妈带着我和敖弟去参观雍和宫。……雍和宫里有个七丈二尺高的佛像，这还不算埋在地下的部分，是由一根整木材雕成的。因为佛像太高，在室内即使退到墙根儿也看不全它的脸。另外每逢过年，寺院里的僧侣用各种颜色的细粉，耐心洒成寺院的立体结构模型，我已忘记是派什么用处，只记得工程浩大而且细腻。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去看欢喜佛。本来欢喜佛是不对外开放的，除非额外付钱，导游僧带我们到楼梯口，上楼之前忽然小声问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看我一眼回答说：“没关系。”我当时真好好奇。为什么要怀疑我不能看？为什么不怀疑更小的敖弟？正因为好奇，上楼后我反而仔仔细细多看几眼，令我失望的是，什么破绽也没看出来。试想封建保守色彩浓厚的中国，又是寺院中的佛像，即使内容露骨一些又会到什么程度呢？与很多现代艺术、雕像、画报、照片内容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说不定也只是化缘的办法之一而已。
这些欢喜佛和导游的妖僧绝没想到在四十年后，我竟写《欢喜佛》一文研究他们，并且进而对既不智慧也不慈悲的文物，大加挞伐。
二姐又记得当时年纪小，大家一起演戏的盛况。在内务部街南房那个大间，我们合组了一个“索罗门剧团”。在剧团中，我还单独演出过，一次是演明末遗恨，演崇祯皇帝被李自成围城后，大将跑去救他，而我就是那大将。此剧底本大概跟北京景山“明思宗殉国处”那棵树有关。明思宗是17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国家危难时，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介石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二姐回忆中，又透露了我的一件轶事：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本纪念册，里面有许多同学在分手前画的图画或写的文字留作纪念。不记得为什么李敖会凑热闹用铅笔在一页上画了条船，船上单枪匹马地一个人撑着篙，船下还有波浪，另外还题了字，内容是：
二姐：
伟大惊人
愚弟小敖6月2日
有人看到李敖的落款感兴趣地认为：现在的李敖好像从来不用谦虚的“愚弟”这种字眼儿，更何况纪念册是我的珍藏品之一，相信是李敖最早的笔迹吧！
后来二姐把这本纪念册寄给我，我看了这歪七扭八的四个大字，完全不记得了。“伟大惊人”，想是与二姐共勉的话，也许二姐从不敢以“伟大惊人”自居，那就全是愚弟自道了。二姐说得没错，那的确是残留下来的李敖最早笔迹，那时我大概八九岁。二姐回忆：
两岸消息封锁的三十多年中，只偶然能在《参考消息》上透露点台湾的情况，曾有一条消息内容大意是“台湾当局迫害进步师生，李敖等被捕”，根据敖弟的古怪性格，我们也想到会不会指我们的弟弟？但敖弟去台湾的时候毕竟还小，只感到他怪僻的一面，看不到他锋芒的一面，因而也无法肯定，直到1976年年中，三妹首次从美国到大陆寻找两位姐姐，大姐和我才得知家中每个人的下落，也听说了敖弟在风浪中争斗成长的事迹。……
这些事迹，也许正是“伟大惊人”的发轫了。
二姐回忆大有白头宫女谈天宝的情致，但天宝一谈，总离不开繁华旧事和苦难前尘。谈苦难，最动人的一段是写妈妈的小妹——老姨：
老姨父李子卓解放前曾做过县长，无论时间多短，反正他做过，肃反运动老姨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被剥夺公民权，送往内蒙古劳动改造。老姨则在水电部设计院图书馆当管理员。老姨在哈尔滨读书并住过多年，俄文有些底子，加上聪明能干，工作还是蛮不错的。老姨父前妻生的儿子李景生从小就不爱读书，刚解放他就参了军，在空军某部队从事军事摄影。老姨一结婚，我们就认识景生二哥，他那个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十分调皮。忘了哪一年二哥弄来一批子弹，有手枪弹和步枪弹，还送过我几颗。二哥还说：“上面有红点儿的是炸子儿，打进身体会自动爆炸。”有一天，二哥和他的堂哥李景森一起玩儿危险游戏。一个用钳子镊住子弹壳，另一个用钉子顶住弹头平的一端，拿榔头往钉子上砸。结果真将弹头砸出来响了。老姨吓得要命，兄弟俩却说：“好响啊！”我想说的是二哥有枪弹由来已久。另外，老姨花费不少精神照看和教育二哥，为二哥的婚事也绞尽了脑汁。老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风趣地说，她花了多大力气帮二哥找对象，亲相来相去，设法安排约会，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吹”了。总之，老姨这位继母与前房儿子相处还挺融洽。有时候甚至说景生对她比亲儿子庚辰对她还好些。庚辰在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他个子像老姨一样很高，外表神气五官端正，在工作单位很吃香。有一回在一机部选十名小姐、一名男士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舞会，主要参加的是中央首脑人物，像周恩来也出席舞会，庚辰居然能以唯一的一名男士入选，说明他在单位相当红。
老姨父改造期满之后已经年迈，特别经过批准允许他回北京。但老姨父没有选举权、没有医疗保险，也有没退休工资，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退休，只是刑满释放而已。老姨因为身体很差，不能继续工作，但是开始水电部只同意她退职，退职拿一笔固定的退职金，然后包干一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看病自己付钱，对年老多病的人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老姨一度心情很坏。没多久以后，老姨因患妇科疾病需手术治疗。医生得知她没有医疗保障，又确实体弱多病，好心的医生愿意给她证明，让她由退职改退休。这样一来，老夫妇的晚年总算有一份退休金能维持基本生活。
我从北京转天津到上海时，已是1948年岁暮。我在上海念初一上，学校当时叫缉椝中学，今已改名市东中学，老友陈平景、陈兆基都代我旧地重游过、拍照过。缉椝是聂缉椝，他是曾国藩女儿曾纪芬的丈夫，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在日记中骂他“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回也如此骂他，不过左宗棠却提拔他，最后自江苏巡抚做到浙江巡抚。我对缉椝中学感情最淡。一来前后只三个月；二来上海是个市侩气极重的地方，给我印象不佳。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书店。
我从小爱书，在北京念小学时候，最吸引我的有两个画面，一个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橱窗，窗内有蒸汽火车模型，这是真正用蒸汽开动的玩具，我爱死它了。另一个是学校音乐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橱内是一排排整齐的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小学生文库”。在日本鬼子统治北京时期，这些书是比照禁书锁起来的，抗战胜利后，不但橱门打开了，我还做了图书馆长。从此“利用职权”，对这套“小学生文库”，更为熟悉。这套书有五百本，约一千万字，插图达七千多张，作者达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赏的第一套丛书。由于对这套书的好感，从而对出版它的商务印书馆也心向往之。北京琉璃厂本有商务印书馆的分馆，可是上海的总馆，才是更吸引人的。由于老姨父做过上海附近嘉兴县的县长，对上海熟悉，每在我问到上海的总馆的时候，他就详为解答，并且打趣说：“看你这样问东问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才过瘾呢。”说这话后半个世纪，我没做成它的总经理，但它的总经理郝明义却到我家来拜码头了。不过，台湾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名称上面被国民党伪政府硬加上“台湾”两字，倒有点像伪组织，比起真正的商务，可就逊色多了。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经验之一。另一欣喜的经验是我十七岁在台中一中时，当年商务的正牌总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幅字送我，字写得又破又熟练，但他不是别人，就是“小学生文库”的主编者啊！我三十一岁被国民党迫害时，印“李敖告别文坛十书”，王云五也亲笔预约了一套，后来听人说王云五极力称道李敖才干，可是“不敢用他”，足见李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学生文库”以外，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京，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390号的总店。北京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河南中路211号的商务印书馆，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开明书店却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开明书店不单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链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陷”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地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一个左派的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右派的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地在中山北路一段77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凄凉。因为去中山路太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唯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1992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77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牌一段77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粮。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了吗？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指，声音平直地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间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慢慢地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回开放探亲后，我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房，自己搬到三楼来。这就是开明书店。没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在上海，除了对书店的深刻记忆外，跟王家桢吃饭那天，也使我记忆犹新。王家桢是我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张学良主持外交的。张学良垮后，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战期间，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抗战时他在重庆，他的家人都留在北京。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姨太太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太有关。当时共产党革命，多少女孩子，为了献身国家与理想，甘心把自己青春与肉体牺牲者，比比皆是。这位王府姨太太下场还算好的，王晓波的母亲，实是下场凄惨的一例：她嫁给宪兵高干，最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然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为共产党牺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姐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妹夫、后来任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桢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兴安省是国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空有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残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老爷孙棣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11号六桂行”（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139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京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仓促决定来台湾，积蓄所剩无几了。
我们全家是1949年5月11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中兴轮本来还算豪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漂洋过海。5月12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我同在。当年的孩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与台湾共存亡”？没有那么严重；“归骨于昆仑之西”？实在有够麻烦。我曾以粗话自嘲：“我来台湾时，鸡巴还没长毛；如今鸡巴毛都快白了，人还活在台湾。”其实，何止活在台湾，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陈寅恪“生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我则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浊水（浊水溪）之鬼。大陆虽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湾人（我六岁儿子、四岁女儿）的爸爸，难民不复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