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会报的人，有好几个人同潘其武的关系很好，负有给潘其武通消息的任务，倪超凡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天我一席揭穿潘其武作伪的话，他很快就会知道。潘其武的器量窄狭，私心很重，本来对我成见很深，知道了我当着二十几位同志的面，对戴先生说他是官僚，揭发他的虚伪真面目，他会把我当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恨入骨髓，遇机报复，我已种下杀身之祸的原因了。

毛郑交恶殃及池鱼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成国防部保密局以后，郑介民先生任局长，毛人凤先生任副局长。当时介民先生负责军调部三人小组政府方面代表，保密局实际工作由毛人凤先生主持。三十六年（1947）11月中旬，我从美国考察回来，已内定我为北平站站长，从12月生效，所以，11月底我就回到北平。

三十七年（1948）3月开完国民大会，毛人凤先生升为保密局局长，徐志道兄任副局长，主任秘书由黄天迈兄换成潘其武。介民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保密局，可是毛郑交恶却开始了。交恶的原因，据说起因于两家太太不睦，实际是毛人凤先生自卑感在作祟，造成错觉，惧怕介民先生对同志们的影响力量，对他不利，怕影响他的领导权，拼命攻击介民先生。

郑介民先生为人和气忠厚，人望很高，军统局的同志们没有不尊敬他的。他帮助戴先生工作，始终如一，是人所共知的。大概毛局长害怕同志们信仰介民先生，为保持他的统制力量，必须摧毁介民先生在同志们心理上的偶像作用吧？其实介民先生并不留恋这种工作，无意同毛局长竞争。我从来没有听见介民先生攻击毛人凤先生，说过他半句坏话。相反地，我每次去南京，总是听到毛局长毫不留情地攻击介民先生。

就我所知，介民先生至少帮过毛人凤先生两次大忙，现在他却恩将仇报。

二十八年（1939）我在兰州，春天戴先生来了，只带了一位副官，所有电报必须在兰州的同志们翻译，王孔安兄主持其事，我专译戴先生的亲译电报。有一份介民先生给戴先生的新译电报，报告领袖召见的经过。领袖告诉他汪精卫和敌人勾结情形，要他去越南，进行阻止。电报最后说：

“戴副局长不在重庆，你又离开，军统局由谁负责？”领袖问我。

“毛人凤同志。”我说。

“毛人凤怎么样？”领袖又问。

“忠实可靠。”我回答。

从领袖和介民先生的对话中，我们知道，介民先生曾以“忠实可靠”四字，向领袖推介毛人凤。这四个字多么有分量，他应该衷诚地感谢才对。介民先生的电报稿子，我想他一定看见过，他应当相信的。

第二件事情：戴先生殉职不到一个月，徐为彬兄来到北平，汉三兄要我问问他，是不是负有什么任务。我请为彬兄在中山公园古柏树下吃茶，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第三者。下面是我们的谈话：

“为彬兄！你这一次来北平，是来玩玩的吗？”我询问他。

“不是！”为彬兄说，“我是代表来看介民先生的。”

“代表！”我惊奇地说，不知道他是什么代表。

“是的，我是代表张毅夫、李肖白……他们来的。你知道毛人凤的太太贪污不法吗？她和重庆航检所长吴茂先等勾结起来，大干黄金买卖。譬如重庆的黄金便宜，上海的黄金贵，他们就由重庆买上黄金，飞机运到上海出卖，一转手，大发其财。又高价卖飞机黑票，生意兴隆。我们革命革到现在，让他们这样搞，成吗？重庆航检所长已经被张毅夫关起来。我代表他们，请介民先生报告领袖，否则，大家都不要干了，革什么鬼命！”

如果介民先生把这件事情报告了领袖，毛人凤先生一定吃不消。但是以后并没有什么动静，可见介民先生没有报告领袖。毛人凤先生应当清楚，介民先生没有对他下过毒手，张毅夫、徐为彬对他如何，不应当和介民先生扯在一起。现在他做了局长，对于一位离职的旧局长，攻击不遗余力，道义上实在说不下去。毛人凤先生和郑介民先生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一位戴雨农先生，现在闹分裂，兄弟阋墙、仇快亲痛，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我最后一次去南京，毛局长把我当作亲信，对我说：“郑介民岂有此理，他想出卖团体，向领袖建议，把交警改编为一个军，由吉章简任军长。”

交警总局有交警十八个总队，每一个总队的兵力超过一个团，火力超过一个师。一个军顶多辖三个师，吉章简为什么不干十八个总队的总局长，而要干一个军长呢？介民先生又为什么做这种建议呢？在情理上，都不会有这种荒谬的事情。我说：“毛先生！你比戴先生如何？以戴先生那样了不起，都离不开介民先生，而要用他，你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他呢？”

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完全是为他着想。可是毛局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变得非常难看，笑容消失了。他再没有说什么，我告辞出来，他也没有任何表示。在他的下意识中，我是站在郑介民一边，我已潜伏下杀身之祸，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后来我才知道，凡是顺从着毛局长骂郑介民的，他就认定是亲信，否则，就认定是“郑派”了。周伟龙想干交警局长，毛人凤又想把吉章简赶走，于是，周伟龙跟着毛人凤大骂郑介民，就成了毛局长的亲信，和潘其武三个人跟到戴先生灵前，磕了头，拜为把兄弟。不久，吉章简被打倒，周伟龙做了交警总局长。周伟龙眼里哪里瞧得起毛人凤，做了局长就不买账了。结果，周伟龙还是被他的把兄弟宰了。死的是不是冤哉枉也？他死前在牢里和我碰过头。

毛人凤的政治戏法

三十七年（1948）3月行宪国民大会开第一次大会于南京国民大会堂。毛人凤先生曾经玩了一次政治戏法，玩得非常高明、非常成功，得到领袖的信任，从此身价百倍，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事隔三十年了，至今回想起来，犹觉毛人凤先生玩政治，确有一套，可叹为观止。

山西出席代表一百一十六人，我是我们交城县选出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代表有五人没有出席，傅作义和王应尊（胡宗南的师长）因有军事任务请假，孔祥熙在国外，也请假。赵召南和吕存恭不知何故没有报到。代表团由梁化之兄率领，行动非常一致，为他省所不及。当时副总统竞选非常激烈，情况空前。参加竞选的有于右任、孙科、莫德惠、李宗仁、程潜五人，拉票积极，各显神通。阎百川先生对山西代表曾做交代，共产党叛乱，国家艰难，选举副总统，希望代表们尊重总裁的意见，总裁要谁担任副总统，山西的票子就投给谁。阎百川先生老成谋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应当让总裁知道，于是，我报告了保密局，这立刻就变成了毛局长的政治资本。

毛局长造了一本九百多人的名册，呈报领袖，说这本册子是保密局控制的代表。虽不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二，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问题是毛局长是不是真能控制这九百多人？保密局的同志当选为国大代表的，还不到一百人，而这些人当选为代表，都是凭个人的关系，保密局对任何人并没有帮过任何忙。所以，保密局的同志，毛局长也未必能控制，怎么能控制九百多人呢？

毛人凤先生事先做了一次很有益的调查工作，他要求每一位和保密局有关系的代表，把个人能够影响投票、支持中央希望选出的副总统的代表姓名，报告备查。他所造的名册，就是根据这些报告编造的。他既然知道山西的一百一十一张票子，一致支持中央希望选出的副总统，于是列入他控制的名册内，呈报领袖，并没有把阎百川先生的指示，据实报告，实为遗憾。

当时领袖未必注意这一本名册，可是，到了选举副总统的时候，没有一个候选人的票子能够当选，很显然地，李宗仁的票子要比孙科的多，中央就非常紧张了，一票也势在必争，何况九百多票呢。事情就那么凑巧，山西代表的选票都投入第八票箱，当第八票箱开出的票子都是孙科的时候，毛局长的名册就起作用了。从第八票箱开票的结果，证实了毛局长控制的名册是真实的，这引起了领袖重视，表示欣慰。

副总统选举结果，李宗仁当选了，领袖非常生气，这真是国家的大不幸，不到一年，大陆就断送在李宗仁的手里。据说，选举完毕，领袖曾召见陈立夫先生，责备他说：“你身负组织责任，对选举票都控制不了，还不如毛人凤。”

副总统选举完毕，保密局曾招待山西全体代表，以酬谢被利用之功。但毛局长向领袖报告，他能够控制山西代表，完全是李广和的力量。山西代表一致投孙科的票，那是阎百川先生的明智指示，梁化之兄领导有方。说李广和能够控制山西代表，真是天晓得。哪一个山西人不知道李广和的老婆刘秋芳是毛人凤先生的情妇，狗屁倒灶，李广和明明是个活乌龟，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说山西代表控制在一个活乌龟手里，那对山西代表真是无上的侮辱。

李广和做和平运动

李广和与刘秋芳这一双男女，在我的一生坎坷中，关系实在太大了，我的《入狱记》中，不能不特立两章，加以叙述。李广和，山西襄垣县人，住过太原的外国文言学校，他哥哥李德和办过盐务，因此李家在地方上颇有势力。李广和豪强霸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绅。抗日战争蔓延到山西，他不敢待在家里，跑到武汉。因为他是天主教徒，雷鸣远神父把他推荐给委员长，委员长批交戴雨农先生运用。李广和表面看来，笨头笨脑，说起话来，好像很老实，实际他能把没有的说成有的，还会使人深信不疑。他向戴先生说，他在华北能联络游击武力，于是以军事特派员名义，派到北平工作。

二十八年（1939）夏天，我回华北视察工作，经周世光兄介绍，我才认识了他。世光告诉我：“李广和以军事特派员来北平联络游击武力，实际上连个鬼都联络不上。他向戴先生乱吹牛，结果一筹莫展，无法交代。不过他很胆大，所以要他做北平区的行动组组长。”无论如何，一个人敢在敌区工作，总是值得赞佩的，我对李广和也不例外。9月间，天津失事，区长曾澈被捕，北平的环境也非常险恶，我一再阻止周世光兄进行行动工作，以策安全。我又告诉李广和不要轻举妄动，有什么计划，希望他先告诉我，再考虑进行与否。

实际上，周世光和李广和瞒着我，正在进行他们的计划，一定要开枪，结果出了纰漏。二十八年（1939）12月24日周世光、李广和及其他同志多人被日本宪兵队捉去，牵连到西什库的天主教堂和辅仁大学，很多天主教的神父和教友因而被捕。

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整整打了两年，他们已经深深地了解，愈打愈没有办法。汪兆铭的傀儡组织虽然成立，对于结束战争，丝毫不起作用。真要进行和平，必须以重庆为对手才有效。李广和被捕后，自称是中将军事特派员，一个中将在日本人眼中分量很大，认定是一块可以利用的好材料。于是，把他释放，要他回重庆进行和平运动。日本人说：“我们不要再打了，共产党才是我们的真正敌人，日华合作，对付共产党吧！你回重庆进行和平运动，三个月回来，我们就把全部逮捕的人都释放。”

李广和是一个不知轻重深浅的人，知识简陋，深信日本军阀的说法，真的以和平使者的姿态，二十九年（1940）夏天回到重庆。不过他不但见不到委员长和戴先生，连军统局的重要干部也接不上头，无法传达日本军阀的和平愿望。我听说他回来，去中央饭店看他，他满腹牢骚，大谈和平。我知道他已入魔，中了日本人的毒，警告他说：“你不要胡说八道，相信日本人的鬼话。他们打不下去，才想和平。我们的抗战国策是绝不中途妥协，抗战一开始，委员长就宣布过。中途妥协，等于投降。这是我们不能动摇的国策，谁主张中途妥协，谁就是汉奸，以后不要再提。”他才不敢再侈谈和平。

那时重庆的生活非常艰苦，洗个澡都不是容易的，中央饭店有澡堂，李广和愿意请客洗澡，我把毛人凤、李肖白、徐业道、徐人骥等约到中央饭店洗澡，李广和才和他们见面，接上头，李广和在重庆到处活动，看到孔庸之先生，大谈敌区情形。孔先生听来，觉得非常新鲜，认为李广和了不起。

6月24日雷鸣远神父病逝歌乐山中央医院，李广和想干华北督导团主任，要我保荐他。我告诉他，我不能。华北督导团系天主教的团体，只有于斌主教向戴先生推荐，才能生效。李广和对钻营这门学问，真有一手，第三天中午，他就请我和于斌主教在一家西餐馆吃饭。

“我向戴先生推荐李先生任华北督导团主任，成吗？”席间于主教问我。

“华北督导团是天主教的团体，戴先生非常尊重于主教的意见。不论于主教推荐谁，我想他都会同意的。”

11月我赴太行山工作，离开重庆的那天早上，李广和到汽车站送行。那时不时兴这一套，他是唯一的送行者。我到达陵川后不久，史择言同志从后方来，才知道李广和已发表为华北督导团主任，而且孔庸之先生派他为山西主任赈灾委员。

三十二年（1943）1月，我离开太行山，回到西安，听说李广和已经在重庆被关起来。他哥哥李德和拿着一本十行纸写的书稿，字写得好，文章也不差，详细叙述李广和到北平和敌华北派遣军接洽的经过，还有到南京和汪精卫伪组织联络的情形。系李广和口述，李德和笔记的。

“李先生！”我看过以后，对李德和说，“我劝你把这本东西收藏起来，留给子孙们看吧！不要再给人家看。令弟是华北督导团的主任、山西主任赈灾委员，是政府的官员，私自去和敌人、伪组织接头，那是通敌，杀头也不冤枉。你的这本自白书是自己宣布自己的罪状，还让人家看吗？”

原来李广和不管其他赈灾委员，带上赈款，跑到第二战区，把钱交给阎百川先生，他就到北平、南京活动去了。委员长知道后，非常生气。李广和从敌区回来，自以为劳苦功高，才由李德和写下这本杰作。李广和一到重庆，就被关起来。他从北平回来，带着刘秋芳到西安，把她留在三原李德和家里。刘秋芳不过二十岁，系北平的舞女，行动随便，态度浪漫，令人生畏。她和李德和一家合不来，一个人带着几个月的小男孩，住在通济坊。隔不了三天两头，就来缉私处找我，要去重庆。我和军统局西安负责人王啸云兄商量，他不能做主，必须向重庆请示，结果不准。

“现在戴先生搞中美合作，常常举行舞会。”我怕刘秋芳再来胡缠，对王啸云兄说，“刘秋芳原来是个舞女，到重庆会派上用场。我看这样吧！你装作不知道，我把她悄悄送走，如何？”

“好的，你去办吧！”啸云兄同意了，我派人把刘秋芳送到宝鸡，送上到重庆的汽车。刘秋芳一到重庆，就和毛人凤勾搭上，成了他的情妇、禁脔。

刘秋芳想做北平立委

我从三十六年（1947）12月到三十七年（1948）7月1日入牢，做了七个月保密局的北平站站长。在此期间，先后接获毛人凤局长四封亲笔信。一封是拨给李广和夫妇坐车的事，一封是关于李广和住房子的事，两封是关于刘秋芳竞选北平市立法委员的事。汽车问题很简单，就是把北平站所有的汽车全部拨给李广和夫妇也不成问题，房子问题可就麻烦了。

戴先生在世的时候，决定把三处汉奸住宅拨给北平特警班使用，预备招待美国海军军官和特警班美国教官居住。后来既没有请美国教官，也不再招待美国海军。李广和住进其中之一王荫泰的住宅，特警班主任戴颂仪又让他的朋友北京大学副教授毛先生住进去。李广和是一个贪而无厌的人，特警班结束，他就想独占这座大院子，要把毛教授赶走。他用各种压力，连倪超凡的稽查处也出面了，毛教授硬不搬走，李广和毫无办法，现在我做了北平站站长，毛局长把这个难题加到我的身上，我不能不办，只好拿上他的亲笔信去看那位毛教授。

“毛先生！我是为房子的事来看你的。”我一提到房子，毛教授怒容满面，非常不高兴。我说：“我吃保密局的饭，接到毛局长的亲笔信，不能不来一趟。”

“你不必多说，这房子既不是李先生的，又不是毛局长的。汉奸的房子，姓李的能住，我姓毛的为什么不能住？”毛教授理直气壮很生气地说。

“我的想法，和毛先生的想法不同。我有两点浅见，提供毛先生参考。第一，毛先生是大学教授，多么清高，和李广和那种人胡缠，实在豁不来。第二，戴颂仪先生是毛先生的好朋友，应当考虑，他是不是毛局长的对手，万一因为房子问题，使他吃了亏，毛先生过意得去吗？至于，毛先生搬走不搬走，我没有意见，很对不起，打搅你了。”

我们谈话不到十分钟，我就告辞出来。想不到，第二天，毛教授来什锦花园看我，他说：“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你说的话很对，我决定明天就搬走，特意来告诉你一声。”

“谢谢你！毛先生！”送走毛教授，赶紧到站里，打电报报告毛局长，房子的问题解决了。

北平市应选出五位立法委员，有一名妇女保障名额。刘秋芳仗着毛人凤先生的权势，突然要竞选北平市的立法委员。她不是国民党，为了要党提名，利用张志智兄在中央组织部的关系，要他帮忙，立刻就成了国民党党员。不幸得很，中央提名王霭芬，没有提名刘秋芳。

不提名就不能竞选，否则就是违纪。刘秋芳神通广大，她要做国民党，就是为了提名，你中央不提我的名，反而妨碍我竞选，我就不做你的国民党。于是她说：“加入国民党的刘秋芳，是山西襄垣县的刘秋芳。现在在北平竞选立委的刘秋芳籍隶北平市，是以社会贤达的姿态，参加竞选，这样一来，那就不违纪了，岂不妙哉？”

一件事情要出毛病，就会神差鬼使，阴错阳差，非促成不可。在北平市选举立法委员的前两天，我因蒋经国先生电召，去了南京。夜间刘秋芳来中央饭店找我，说她明天去北平，竞选立委，要我给民政局长马汉三兄写封信。我立刻写好一函，交她带去。

汉三吾兄：

李太太竞选北平市的立法委员，毛先生的意思，势在必得，无论如何，也要支持出来，千万！千万！

顺祝选安！弟乔家才拜上×年×月×日

我返回北平的那一天，选举刚结束。李广和夫妇的消息真灵通，我刚进门，连脸还没有洗，他们就来了。口口声声说，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账，我们花了毛先生的四五亿，都选不上，就因为马汉三不帮忙。

我一听刘秋芳落选，十分惊骇，知道事情弄糟了，毛人凤先生绝不能谅解，这是无法弥补的错误。我说：“请你们等一等，我就去问汉三。”

“家才兄！你来得正好，你不来，我也要找你谈谈。”不等我开口，汉三兄就对我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北平市选立委，投票三天，头一天，刘秋芳的票子投进八千张，而党提名的王霭芬还不到一千张，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非常着急，去找市长何思源，大闹特闹。当天晚上，何市长召集各区区长、警察局分局长训话：

“‘王霭芬是总裁提名的，和我何思源毫无关系。’何市长说，‘既是总裁提名，就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全力支持。现在跑出一个刘秋芳，今天就投进八千张票子，王霭芬还不到一千张。这不是和我何思源过不去，是同总裁过不去。现在告诉你们，不论哪一区，明天只要发现一张刘秋芳的票子，我就立刻撤你区长和分局长的职。’

“第二天清早，李宗仁、陈继承、何思源、徐焕东、吴铸人等许多党政军要人在飞机场送某要人，何市长手里拿着一张选票，一边摇晃、一边嚷着说：‘我这个市长干不成了，北平市选举立法委员，都被保密局包办了。五个立法委员，他们就有刘秋芳、唐嗣尧两个人来竞选，而且都不是中央提名的，教我这个市长怎么办？’

“家才兄！经过情形如此，刘秋芳八千票，候补第一，一出缺就可以补上。假如我们不顾一切，硬把刘秋芳选出来，我们要不要在北平做人，要不要在北平工作？”

“我们要做人，”我说，“也要工作，你没有错。”

我了解了实际情形，返回寓所，向李广和与刘秋芳解释。我说：“我们也得替马汉三想一想，中央提名的人选不出来，何思源和吴铸人不答应，中央也不答应。何市长既然宣布不准各区再投我们的票子，民政局长一定要投，你们想一想，各区长、各分局长该怎么办？因此区长被撤职，怎么得了。”

“我是社会贤达，不管他中央提名不提名。”刘秋芳说。

“北平是一个文化古城，社会贤达多得是，恐怕轮不到你吧？就以你们天主教来说，够得上社会贤达的，只有于斌主教。连田耕莘红衣主教都成问题，因为社会上还不太知道他，你怎么够得上社会贤达呢？”

“马汉三买何思源的账，就是不买毛先生的账。他不帮忙，就应当早说，免得花毛先生的四五亿。”刘秋芳和李广和异口同声地说。

“马汉三对工作、对团体都很忠实，怎么会不买毛先生的账呢？同志相处，应当相互体谅，我们也应当设身处地替汉三想一想。”

“明明是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账，”李广和很肯定地说，“非教毛先生干掉他不可！”

“这些人革命，是凭本领干的，不是依靠什么臭东西。”我劝说了一个多钟头，而李广和夫妇居然要毛局长干掉马汉三，一把无明火高升三丈，我说，“毛先生要不要这些人在他，我们干不干在我们，你们教毛先生干吧！给我滚！”

把这一双男女轰走，半天气都消不了。马汉三兄没有错，不过祸是种下了。刘秋芳既然没有当选，能说不是不买毛先生的账吗？真是海水也洗不清。凭良心说，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的女朋友王霭芬借上党的力量，非当选不可；难道保密局长毛人凤的女朋友刘秋芳就不应当当选吗？汉三！汉三！你为什么不把王霭芬和刘秋芳两个都选出来呢？

那时选举，是假民主，不像现在台湾这样民主、认真，官方可以操纵的。否则，选举的第一天，刘秋芳就不会有八千张票子。假如把王霭芬和刘秋芳两个女人都选出来，既不得罪吴铸人，也不得罪毛人凤，皆大欢喜多好。聪明如汉三，为什么想不到呢？

乌龟长天津稽查处

一天，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兄和天津警察局副局长齐庆斌兄来长途电话，要我到天津一趟，有要事相商。到天津以后，我才知道，天津警备司令马法五将军要换稽查处长，托他们办理，他们怕得罪朋友，推到我身上。中午在庆斌兄家里午餐，除了他们两位，有警察局长李汉元兄，稽查处督察长王鲁翘兄和傅有权兄等。一会儿，马司令来了。抗战期间，我们在太行山就认识。

“华北剿匪总部成立以后，情况不同过去，我们必须配合傅总司令的作风。”马司令寒暄几句以后，从衣袋里掏出一封给毛局长的信，递给我，然后说道：“我已把军法处长撤换了，稽查处长也换人，希望毛局长派一位能够配合剿总作风的人，这是给毛局长的信，希代转交。”

我不便推辞，只好接受下来。回北平后，给毛局长写了封信，报告马司令交代的话，并将马司令的信附上，火漆封好，送往南京。没有几天，天津警备司令换陈长捷将军担任。稽查处长发表为李广和，同志们闻讯，没有一个不感到惊奇的。乌龟藏在桌子底下，没有人说什么，把他拿起来摆在桌子上，就会遭遇到议论和批评。刘秋芳和毛人凤先生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李广和是个活乌龟，既然人人都知道，怎么能让活乌龟做天津稽查处长呢？

“老弟！你不能再跟这些王八乌龟一道混了。”天津市副市长张子奇先生来北平，见面后，他这样说。

“张先生！你怎么啦？”我装着不明白。

“你不知道吗？”张先生问我，接着说，“李广和的老婆同毛人凤狗屁倒灶，现在让这个活乌龟来做天津稽查处长，成什么话？”

“哪里有这回事？”

“南京的人们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我去南京，立法委员邓建侯等都对我说过，难道你就不知道吗？”听了子奇先生说，心里实在不是味道。国家的事，哪里能这样糟蹋呢？令人寒心。

“听说李广和的老婆跟你们毛先生有一手？”有一天因事到西郊剿匪总部，那里的熟人很多，有位少将把我拉到一边，很神秘地对我说。

“听说李广和的老婆很漂亮，因为跟毛局长勾搭上，李广和才能当上天津稽查处长，是吗？”另外一个这样问，教我怎么回答？我感觉到受了很大的侮辱。

“李广和靠着老婆跟人家睡觉来吃饭，真给咱们山西人丢脸！”副官处长温国梁这样说。在绥远陕坝，我看他不起，我立身正，站得稳，挺得起胸膛，副长官都奈何不了我。现在被他抓住机会，被他奚落，受龟气，心里非常不好受。

马司令已准备办移交，所以对稽查处长人选不再过问。陈长捷将军在赴天津以前，曾约汉三兄和我叙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到天津，很想有所作为，对于李广和长稽查处，只顾摇头，表示配合不上。

李广和本来被关在重庆，戴先生殉职不久，毛人凤先生就把他释放了，成了活跃人物，毛人凤先生的亲信。他在北平简直是胡作胡为、无法无天，他可以到商店里随便查人家的账簿，查完还要在账簿上盖一个李广和的木质戳子。起初我不信会有这种怪事，后来有人领我去看被查的那几家商店，亲眼看到账簿，就不得不相信了。现在居然发表李广和为天津稽查处长，社会上和同志们反应又这样恶劣，我不应当再沉默了，于是给毛局长写了一封信：

毛先生钧鉴：

自从钧座发表李广和同志为天津稽查处长后，华北同志闻之大哗，查李广和同志自称为钧座之亲信，招摇撞骗，胡作胡为。希钧座能辨白忠奸与贤不肖，则华北同志必能竭诚拥护钧座，而报戴先生在天之灵也。敬叩钧安！职乔家才谨上6月×日

副站长孔觉民就坐在我的对面，信写好，顺手递给他。我见他一面聚精会神地看信，一面皱紧眉头，频频摇头，好像很发愁样子。

“这封信怎么成呢？”觉民看完信对我说，“毛先生度量小得很，不比戴先生。这封信会闯祸的。”

“觉民！”我说，“我们相交已经十年，难道没有一点革命勇气吗？何必这样小心？告诉你！如果毛先生如此之糊涂，而我们的贤明领袖又把如此之重要的任务，交给如此之糊涂的人，国家都会亡掉，个人生死，算个什么？国家的情况演变到现在这样地步，我们能再沉默吗？发出去吧！不必计较后果。”

“我看这封信还是不发好。”过了半个钟头，觉民拿起信来对我说。

“发了吧！反正这个脑袋不被自己人拿去，也会被敌人拿去的。”说完，我就离开办公室，以后再没有提这封信的事，两星期以后，有位同志从南京来，说毛局长在纪念周大骂，有人给他写信干涉他，教训他云云。无疑地，那是看见我的信了。忠言逆耳，可能他不会接纳的。

胆大妄为洋相出尽

李广和本来是一个土豪劣绅，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在敌区工作，自称中将，当然不会有人和他计较。想不到，后来凭借老婆的关系，中将会成了真的。他又喜欢穿军服，洋相出尽，大家都叫他“武大郎”。

过去我们嘲笑北洋军阀，狗肉将军，现在这种怪现象居然出现在毛人凤先生领导的保密局里，把清白家风糟蹋得不成样子，肮脏到不能再肮脏，令人啼笑皆非，没脸面见人。

陈长捷将军保定军校出身，是一位标准军人。他能征善战，纪律严明。是他接掌天津警备司令以后第二个星期一，司令部举行总理纪念周，稽查处长李广和身穿呢军服，佩戴中将领章。按编制，稽查处长只是少将，并不是中将。李广和虽穿中将军服，却是赤着脚，穿一双凉鞋。他自以为阶级高，站在第一排的中间，而他的肚子特大，像一个临产的孕妇，特别现眼，被陈司令一眼看了个清清楚楚。

“总理纪念周多么神圣庄严！”陈司令指着李广和，大发脾气，厉声说道，“像你这样军不军、民不民，赤脚凉鞋，穿上将官服装，成何体统？给我滚出去！”

“你是中将，我也是中将，凭什么要我滚出去？”李广和自言自语，站着不动。陈司令的卫士看见他不服从命令，走来硬把他拖出去。

李广和宽宏大量，虽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家拖了出去，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满不在乎。可是好些军统局的同志感觉到丢尽面子，无地自容。戴先生死而有知，一定会气得跳起来。

我坐牢以后，听到天津的同志（被毛人凤关进监牢的）叙述李广和无法无天，国家法纪荡然无存的情形，不禁为革命三叹。

李广和做了天津稽查处长以后，唯一有兴趣的工作，就是抄金。因为李广和太喜欢黄金了，喜欢得发疯。那时禁止黄金买卖，抓住买卖黄金的，黄金就被没收。李广和以为中华民国除了毛局长大，就是他大，天不怕、地不怕，有毛局长撑腰，管他什么法令规章，没收的黄金都由他自己保管，不假手他人，也不归公交给国家。

因为李广和努力抄金，天津买卖黄金的人，哪一个不是提心吊胆？几乎没有人敢再做这种买卖。商人们简直是同李广和处长作对，他们不做买卖黄金的生意，教李广和如何抄法？

“我李广和为抄金才来天津，你们不做，我硬要你们做。”于是派出他的爪牙，到有钱人的家里，到银楼强迫买卖，出高价收买黄金，不卖也得卖。可是黄金一到手，另外有人出面来抄。连戴先生顶好的朋友吴幼权（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儿子）家里，都被李广和抄了，其他老百姓更不必提了。

天津稽查处办案子，也是别开生面。尤其有关抄金的案子，李广和不劳驾科长股长插手，都由女顾问和他亲自审讯。女顾问是谁？就是他的太太、毛局长的情妇刘秋芳。刘秋芳心狠手辣，真够得上女中豺狼，什么刑法都能用。

陈司令觉得李广和夫妇比土匪还凶狠，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无法无天，如何得了，于是，把李广和关起来，非枪毙不可。毛局长赶紧给陈司令电报，说李广和是保密局的人，应当移到保密局办理。陈司令以为像李广和这样罪大恶极，非就地正法，不能平民愤，不准毛局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