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守密，戏剧作家为我安排了一个片时的惊讶；反之，如果早一点把内情透露给我，他却能引起我长时间的焦急。
对于霎那间遭到打击的人，我只能给予霎那间的怜悯。可是，如果打击不立刻发生，如果我看到雷电在我或者别人的头顶上长时间聚集而不击下来，我会有怎样的感觉？（狄德罗：《论戏剧艺术》。）
在实际的艺术处置上，狄德罗认为应该做到“让观众明了一切，但尽可能使剧中人互不相认”。
威廉·亚却在《剧作法》中对这个问题讨论得更为详尽，他的意见，集中地体现在对一个实例的分析上。英国18世纪的戏剧家谢立丹的代表作《造谣学校》中有一个情节，一位夫人在屏风后面，听到了一场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绯闻的交谈，最后屏风被推倒，原先不知屏风后面有人的交谈者大吃一惊。对于这个情节，《英国文学家》一书的作者奥利芬夫人认为：“如果剧作者也能像骗过剧中人那样骗过了我们，使我们也同样为这一发现而惊讶意外，那无疑会是一种更高明的艺术。”亚却的意思正恰相反，他认为，这一场戏的精彩效果，只能建立在观众明知夫人正藏在屏风后这一基础上。戏剧文学教授马修斯认为，观众在知道秘密的情况下还能有兴趣看这段戏，主要是想等待看剧中人在屏风推倒后的各自狼狈相。
看来，奥利芬夫人把悬念的手段理解为保密，把悬念的效果理解为惊讶；马修斯教授把悬念理解为在明了大体情况下的期待。亚却在否定奥利芬夫人、肯定马修斯教授的前提下，又作出了进一步的补充：假定观众非常熟悉这一场戏，连屏风倒下来后剧中人的台词也能背诵，他们仍然愿意一再地看这段戏并且每次都获得愉快，其原因，“也许就在于重新体会作者在结构这一场戏时所独具的匠心”。
这样说来，观众重复看戏时的注意力全都倾注到艺术技巧上去了。对此，亚却自己也深表怀疑。因为远不是一切观众都是剧作家和评论家，而即使剧作家和评论家重复看戏，事实上也不会在意技巧。
所以，亚却得出了他的根本结论：观众重复看戏的兴趣和注意力的产生，恰恰是因为他比剧中人知情，换言之，是洞察一切的优越感，使观众处于一种兴奋状态和满足状态。
亚却生动地指出，当我们作为观众在剧场里注视舞台的时候，颇有点居高临下的气概：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某一事态的全部背景、关系和错综复杂的纠葛，而在这一事态中，至少有两个切身有关的人物却正在盲目无知地走向他们自己所不曾梦想到的结局。实际上，我们就好像是处在上帝的地位上，正在以不可思议的洞察一切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可怜的、茫然无知的凡人如何跌跌撞撞、瞎摸瞎碰地在生活的迷宫中踯躅彷徨。我们在剧场中的座位就好像是享乐主义者理想中的奥林巴斯神山一样，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切人类命运的错综复杂的反应，而自己却无须参与其事，也不必对此负责。这种优越感是永不会使我们生厌的。当奥赛罗容光焕发地走上台来，对于苔丝德蒙娜的爱情深信不疑的时候，我们对他未来的熟知，比之渴望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这样一种单纯的好奇心，更能百倍地引起我们对他的兴趣。正由于我们预先知道娜拉在最后一幕末尾的出走，才使她在第一幕开头时的上场富于强烈的戏剧感染力。（威廉·亚却：《剧作法》第九章。）
亚却认为，按照流行的戏剧观念，观众的好奇心要比上述洞察一切的优越感更重要，其实那是不对的，至少是一种浅薄的理解。
有关悬念的问题出现了这么不同的意见，其实是展示了悬念作用于观众注意力的多种功能：
——对于不知剧情的观众，剧作家所运用的保密和透露相结合的办法能够激发他们猜测的兴趣，长时间地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对于粗知剧情的观众，长时间地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可能，大多是出于对剧中人种种反应情状的设想和期待；
——对于熟知剧情的观众，他们的注意力常常与自己洞察剧中人所不知的种种秘密的优越感同时产生，并借以延续……
总之，悬念之设，需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一览无余，二是彻底保密。因为它们都不能吸引和保持观众的注意，更不论其他了。
中国传统戏曲花映月掩，曲径通幽，历来反对直露简陋，但也明显地抵拒那种颇费猜想的躲藏方式。总的说来，中国观众更流连那种居高临下、比较超逸的欣赏态度，不喜欢在剧场中花费太多的心力。对此，盖叫天又是数语道破：
不好的戏，演员上场一抖袖，一念引子，下面的戏观众已经料到了八九分。这样的戏，观众就自管自抽烟喝茶去了。好的戏，观众不知后事如何，随着演员，随着戏的变化，一步步、一层层地深进去，看得津津有味。最好的戏，是故事情节，观众全都知道，甚至自己也会唱，但每次看，每次都感到新鲜，总像第一次看的一样，戏能演到这样才算到了家。（盖叫天：“《武松》的表演经验”，《粉墨春秋》。）
中国传统戏曲长于直接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往往一上场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了，连坏人的阴谋计划也毕呈无遗。“戏曲作者不应当向观众保守任何秘密，而应当让观众知道自己给人物设计的行动，从而引起观众看他们如何行动的兴趣。”（范钧宏：《戏曲结构纵横谈》。）有时候，“台上的人物越紧张，台下的观众越轻松。虽然明明知道‘包袱’里面装的是什么，但也一定要看看抖露之后是如何一个场面”（范钧宏：《谈“留扣子”、抖包袱》。）。这种情况，“看来似乎没有悬念，其实这正是最大的悬念”（范钧宏：《戏曲结构纵横谈》。）。这也就是说，中国戏剧家对于以悬念吸引和保持观众注意力问题的理解，基本上不同于奥利芬夫人，比较接近于狄德罗、马修斯和亚却。
悬念的设置，在原则上为观众注意力的持续创造了条件，但是，一个很长的演出依凭着一个总悬念，是否能保证观众的注意力自始至终不松懈呢？这就牵涉到注意力加固的问题。
注意力的加固，大致有两种主要办法，一是小悬念的连缀；二是节奏的调节。
先说小悬念的连缀。
从一开头提出问题到最终解决问题，构成一个大悬念，没有这个大悬念，观众注意力的方向就会随意晃动，甚至还会因失去了最终目标而使注意力流散，就像没有既定流向的流水渗失在黄沙干土中一般；然而，如果光有这个大目标而没有一系列中间环节，水流仍然难于抵达。观众心头埋伏着大悬念，但他们的注意力所面对的却是一个个接连不断的小悬念。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波涌浪迭，峰回路转，最后抬头一看，原来已到了解决大悬念的时分。在特别复杂的某些戏中，小悬念又可由更小、更精细的微型悬念构成。
西方戏剧家曾描画过这种珠联式悬念系列的示意图：那是一个弧形曲线，表示着全剧的总体悬念；细一看，这个弧形曲线是由许多小弧形构成的，恰似一个弯弯曲曲的花边；再细看，小弧形更由密密层层更小的弧形组成。
这个示意图表明，为了紧紧地牵住观众的注意力，悬念的组合会达到粗中有细、间不容发的地步。如果任取一出结构严密的大戏进行分析，人们即可看到，在大开大阖之间，每件事，每个场面，每个纠葛，都有新的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一环紧扣一环，直通高潮的结尾。焦菊隐曾把这种加固观众注意力的办法，称之为“连环套”，他说：
剧情的发展，最好能一环套一环、一扣套一扣。像个九连环。作家用合乎生活情理的偶然事件与必然事件，把故事编织起来，在这中间，又把主要的事件突出强调起来，就能吸引观众。……《四进士》的情节安排，就是这样。从杨春买妻，引出杨素贞与他的矛盾，遇上毛朋私访，发现了冤情，替素贞写状。杨春撕毁了婚书，与素贞结为兄妹，愿意帮助她去申冤告状。路上兄妹分散，素贞遇上流氓，流氓又遇上爱打抱不平的宋士杰。……这样发展下去，事件越来越复杂，人物越牵涉越多，矛盾越来越大……（焦菊隐：《豹头·熊腰·凤尾》）
焦菊隐认为，这种技巧的采用，出自于艺术家对于生活逻辑的自然提炼，因而观众都易于接受。
再说节奏的调节。
环环紧扣、层层叠加的注意，也容易使观众产生疲倦。作为一种拖延时间很长的过程性艺术，只知加重刺激的分量而不知调节，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江海夜航，航标灯一闪一闪，明灭有间，这不是为了节省电力，而是经验证明，它们比无间歇的长明灯更能刺激航海家们的注意。在戏剧中，要使观众的注意和期待心理一直保持到剧终为止，必须经常变换速度和节奏，克服任何一种单调，包括分量很重的单调，因为任何单调都会使观众的注意力消失。
节奏的调节、变换和穿插对于保持观众注意力的重大意义，可以从很多实例中体会到。美国戏剧教育家威·路特在他那本作为剧本写作指南的书中论及悬念时曾举过一个最浅显的例子：在一次拳击比赛中，一个年轻运动员被一个彪形大汉一次次打倒，他爬起来，又被打倒，被打得血流满面，还是毫无获胜的希望，眼看就要被打死。这一情节的毛病，与下面一个情节作一下对比就可看出来了：年轻运动员被打倒了，但他马上跳起来，反把大汉打倒；观众一见势均力敌，立即提起了兴趣，果然，“砰！”年轻人又被打倒，而且这次还受了伤，观众为他捏一把汗；但是他又站起来了，扭住大汉，狠揍一顿，大汉又反击，各有胜负，直到高潮，年轻人已被打得不能动弹，裁判员对他数数，看来已经无法挽回了；但他还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一拳把大汉从赛台上打了下去，于是观众欢呼……
根据这个例证，威·路特指出，不能把悬念之弦向着同一个方向、以同一种方式来绷，因为这样会使观众因重复而厌倦，结果只能是注意的松懈；相反，倘若采用上述第二种方式，全剧的每一个段落都会被观众密切注意。
类似的例证，还可以举出中国不少传统戏曲剧种都乐意演出的《苏小妹三难新郎》。苏小妹给新婚丈夫秦少游连出三个题目，考试合格方得进入洞房。对于戏剧家来说，这三个题目的难易程度如何搭配呢？第三题应该最难，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一、第二题应该如何排列？可以采用爬坡式，即一题难似一题。然而依据节奏调节的需要，不妨让第二题容易一点。秦少游面临第一道难题，动了脑筋回答出来了，欣喜中还有不少紧张，等待第二题。而第二题却是相当容易，于是他得意了，观众与他一起松了一口气，不再为他担忧了。正是这时，第三题宣读出来，一下子把秦少游推入了难以脱出的困境。由于答第二题之后他曾轻松，于是此时又使观众在有趣的对照中加强了注意。尤其重要的是，一题难似一题的爬坡式，观众当然也未必会松懈注意，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考题本身，比较狭隘；而中间让秦少游松一口气，观众的注意力必会集中到秦少游乃至苏小妹的人物性格，兼及舞台上的气氛变化。这就是说，一经调节，观众的注意力更弘广、更深入、更细致了。
在戏剧中，凡是需要浓笔重彩地加以刻画的地方，最好设法把“点”拉成“线”，延长观众对这种地方的注意时间；而只要懂得调节，就可以使注意力有效地延长。周信芳演出的京剧《天雨花》写到一个势利可笑的知县与八府巡按左维明的周旋，可以作为有效延长注意力的例证。照理，把知县对下踞傲、对上谄媚的态度进行短距离对比，已经可以有效地刺激观众的感知，但戏剧家不满足于此，而是在这一“点”上拉出了一条几度起伏的长“线”。知县不认识左维明，于是一仍惯例，命令来者报出身份，但当来者刚刚提出“左维明”的名字，知县大吃一惊，连称死罪，恭敬跪拜——这已构成节奏的第一度变换；但在此时，知县听到了真的巡按来到的消息，于是立即又把座上客打成阶下囚，重新声色俱厉起来——这是节奏的第二度变换；然而，原先那个被认为冒充左维明的人并非骗子，而确是左维明派出的随从，于是，当真的左维明登堂下视，看见跪绑之人，知县又一次陷入了难堪之境——这是节奏的第三度变换。这些变换，耗费的时间不短，刻画的只是一个焦点，但观众并不感到厌倦，注意力始终非常集中，原因就是这种处理很像上述拳击赛之例，在一来二往的更替中获得了心理调节。
德国思想家席勒指出，戏剧诗人不能单靠刺激来加深观众的印象，“因为我们的感受功能受到的刺激越猛，我们灵魂为了战胜这种印象而发出的反作用也越强”。如果要使观众的心灵持续在某种感受上面，“就必须把这种感受非常聪明地隔一时打断一下，甚至于用截然相反的感受来代替，使这种感受再回来的时候威力更大，并且不断恢复最初印象的活泼性。感觉转换是克服疲劳，抵抗习惯影响的最有力的手段”。（席勒：《论悲剧艺术》。）席勒的这一论述，是观众心理学的重要原理之一，他所说的“感受”，并非局限于注意力一端，却也包括注意力在内。
三注意力的分配
从时间的角度研究了观众注意力的持续之后，还需要从空间的角度研究观众注意力的分配。
舞台所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情境、浓缩的世界，所以观众在看戏的时候，要兼顾许多方面。但是，注意力是一种集中和指向，面面俱到的注意就无所谓注意。因此，必须妥善地对注意力进行分配。
注意力分配的中心课题，是如何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目标上。
为了把握观众注意力分配的重心，从剧本创作开始就要减少头绪，万不能“令观场者如人山阴道中，人人应接不暇”。（李渔《闲情偶寄》卷一。）这一点，几乎已成了世界各国剧作教本的共同定规。头绪减少到何种程度，论家标准不一。李渔曾主张“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做到“文情专一”。欧洲古典主义戏剧家对于剧情线索的精简也有很严格的要求。在许多剧作家的创作中，剧情线索并不完全是单一的，却必然有比较单纯的主旨，使观众的注意力找得到脉络。
在舞台演出中，“一台无二戏”，一切干扰注意力集中的因素应努力排除。浅而言之，群众角色不能抢了主角的戏，道具和布景更不能造成注意力的分散；深而言之，即便是再现代的“复调结构”、“无逻辑对比”、“故意的纷乱杂陈”，也不能在同一时间造成观众注意力分配上的困扰。这个道理比较浅显明了，不必多加论述。
观众注意力的分配除了把握重点之外，还有进一步的复杂性。有时观众的注意力似乎全部都贯注在重点区位的主要演员身上，但只要台上某一个角落略显异象，观众还是能注意到。这种旁及，从消极的角度看，台上任何不甚检点的艺术因素都可能分散观众的注意；从积极的角度看，戏剧家若要把观众的注意力挪移开去，即让原先不作为注意重点的内容升格为注意重点，或者让隐伏了一阵的人物和事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都有了过渡和缓冲，不至于猝然突至，使人毫无准备。
观众注意力的这种边缘关顾机能，为注意力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也使转移后的注意力增加了有意注意的可能。观众的注意力可以灵敏地觉察到台角上那个现在还寂寂无闻的因素正在萌动着某种活力，准备升格为舞台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说，观众的注意力很像乐队指挥的注意力。乐队指挥的注意力的分配既重点突出又全面顾及，哪一个演奏员的小疵也逃不过他的听觉。他不仅注意到音量渐大、渐小的乐器，而且还注意着那些暂时停歇着的角落。总之，这是一种极为复杂又极端灵敏的注意状态。
中国戏曲界老艺人喜欢用的“留扣子”、“抖包袱”这两个术语，形象地表明了注意力的隐伏和再分配的关系。一出戏在进入的部分，似乎很不经意地交代了一些人物关系和事态线索，在以后的剧情中不再提起，但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又突然出现了那一点因缘，观众至此才知原来貌似不经意的提及，实为留下的“扣子”，埋下的伏笔。
那么，非常轻淡的伏笔会不会根本引不起观众的注意，当“包袱”抖开时观众竟完全忘掉了前面留下的“扣子”呢？不会。只要戏剧家曾经点到过，到时候也就能点得醒，观众分匀出去的那一点不易察觉的注意很快就能风云际会，成为注意的重心。
观众的注意力有时间上的贮存功能。
中国好几个戏曲剧种都演出过的《连升店》有一个喜剧性片断，穷苦举子王明芳赶考投店，店主人是一个势利小人，见他衣衫褴褛，极尽讥讽凌辱之能事。等到王明芳得以高中，店主人摇身一变，阿谀奉承不一而足。王明芳为解被辱之恨，故意重复当初的对话，店主人同话异说，判若两人，使观众不断地发出会心的哄笑。
但在演出过程中，两段戏相隔的时间并不短，这就依凭了观众注意力的贮存功能。戏曲艺术家并没有笨拙到让王明芳责问店家：“你当初不是说我……吗？现在怎么出尔反尔了呢？”他们自信，当初贮存在观众脑海中的东西立即就能轻易地调动起来，构成跨越时间的明显对比。一切有价值的贮存，始终处于审美的敏感地带，一触即发。在未触之时，贮存物处于注意的边缘，而在触发之际，贮存物又迅即流转为注意的中心。
除了对注意边缘和注意中心进行分配外，观众还需同时对一台之上的角色、演员、性格、语言、服饰、化装、布景、音响等等各种因素进行注意的分配。有时观众主要注意着角色辞令，有时主要注意着性格，有时则注意着演员的舞蹈动作，有时全场观众也会对台上某种音响倾注密切的注意。不管主要注意着什么，注意的边缘地带仍然十分宽阔，为注意的转移提供背景空间。
艺术家有时也用更主动、更干脆的办法来调配观众的注意。中国传统戏曲所习用的“搁置”、“轮推”、“背供”等诸法，便是这方面的有趣例证。在众多角色在场的舞台上，戏剧家大胆地把需要此时此地表演的角色轮番地推举出来进行中心表演，暂时把其他角色搁置一边，无言无动，形若泥塑木雕。在运用现代化灯光的舞台上，这种主动调配的注意圈，又可用灯光来轮番照亮，让注意圈外的一切，处于黑暗之中。
采用“搁置”、“轮推”、“背供”等办法是为了防止注意的边缘无端地升格为注意的中心。当然，在没有太大必要进行旁白和独白的情境中，生硬地运用这类办法会伤害正常的审美过程。对观众注意力的调配过于强制，会使观众的审美主动性受到影响。
比戏剧更积极主动地把注意的中心选择出来端给观众的，是电影和电视。电影和电视的艺术家全权支配着观众的视角和视点，观众的自由选择性减少了，分散注意力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再也不必让那些应该处于注意圈之外的演员背转身去、形若木雕了，电影、电视导演们根本不让观众看到他们。对于处于注意中心的人物，电影、电视可以给他们以细部特写，甚至对于在舞台上很难表现的某些重要而细小的道具，电影、电视也有足够的办法使它们成为观众注意的重点。但是，正因为电影、电视的这种特长，也带来了与之有关的种种局限。例如，正因为把观众注意力的选择性都剥夺了，一部枯燥、沉闷的电影比同样枯燥、沉闷的舞台剧更难以忍受。
四注意力与故事结构
观众注意力的张弛节律和分配方式，是故事结构的基础。故事结构，是艺术家对于观众注意力的一种设计。
故事结构的完整性，是艺术家对观众注意力的许诺和践约。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作家锡德尼在他的著名论文《为诗一辩》中曾提到这样一个故事：由于战争，特洛依王把自己的幼子和大宗财宝送到塞莱斯王那里。几年之后，特洛依王身亡，塞莱斯王为了贪图那大宗财宝，把小孩杀害了。正巧，小孩的母亲发现了自己儿子的尸体，她很快就用计策报了仇。显而易见，锡德尼说的这个故事是欧里庇得斯的一出悲剧的题材。锡德尼说：“我们的一个悲剧作家会从什么地方开手写这出戏呢？就从送小孩开始。于是他乘船过海，进塞莱斯，如此过了不知道多少年，走了不知道多少地方。但是欧里庇得斯从哪里开始呢？就从发现尸体开始。”（锡德尼：《为诗一辩》。）欧里庇得斯所采取的是紧凑的戏剧性结构。欧里庇得斯力图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最易激发他们兴趣的片断之上，而在这一故事中，小孩的母亲为儿子复仇的一段显然是最佳段落。漫长的前史，既然不足以吸引观众，那就让它们作为回叙交代出来。
注意所包含的实质性内容或指向，也规定着戏剧结构的不同方式。心理学认为，注意并不是一种纯粹独立的心理过程，它包含着感知、情感、理解等心理活动，或者说，是这些心理活动的共同特征。因此，当注意以不同的心理活动为重点内容的时候，结构方式也会相应而异。要求戏剧整齐划一地推行某种“最佳”结构方式，完全违背了人们心理活动过程的丰富性。
观众的注意力与故事结构的关系，决定了一切成熟的戏剧、电影、电视剧的编剧、导演，必须是讲故事的高手。他们的叙事能力，是连贯其他艺术能力的基础能力。具有叙事能力，其他能力都能被激活；缺少叙事能力，其他能力都提挈不起来，成为未经串络的散珠碎玉。叙事能力即讲故事的能力，也就是根据对观众注意力的预测而营造情节、结构的能力。离开了这个心理学依据，也就无法真正明白艺术作品中故事、情节、结构的由来。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把情节、结构的重要性置于众多艺术因素之前。但是直到今天，中国艺术家最缺少的艺术能力，还是叙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