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所料，我如期当上了少先队员，是我们班入队的六个人中其中的一个。其它五个都喜疯了，只有我无动于衷。

入队仪式，在主席台兼舞台播音室的台子上进行。（所有的仪式都在那台子上举行。）

在某个节日里，入队仪式兼校庆要开始了，（两个仪式一齐举行不浪费时间一些，经常这样。）

开始是校庆，是由一个小姑娘主持的。后来，不知不觉的，就换成了入队，主持人也换成了一个戴着红领巾的中年妇女。这时，我开始纳闷：我是亲眼看到初二还是初三的学生，就要离队，把红领巾摘下来，难道是因为她表现太好了，不许她摘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是大队辅导员，重要会议、仪式上都戴这。我又兴冲冲地问：“是不是有重要机密，红领巾是暗号？”

那位大队辅导员手持话筒，竭力地吼道：

“现在请新少先队员，上台，一（1）班，甄飘良，吴真帅，吕强仁，乐果果，笛弟伟……念到我的时候，我兴奋极了。鄙人的名字，竟然从大队辅导员的口里，渐渐地，慢慢地，倒出来。啊！

我跟着一大群人，像蚂蚁搬家一样，跌跌绊绊地，带点小跑地，跑上主席台。让我可以炫耀的是：由于主席台后面是广播室，话筒又是从广播室伸出来的，所以不少人被话筒的电线绊倒了，由于我天生对名利看得很淡泊，所以我慢慢悠悠地，小心翼翼地绕过一些人磕掉的牙齿，上了主席台。

一上去，就有人接待。乍一看，是个大姐姐，仔细看，原来她手上还拿着一条新的红领巾。她目不斜视，拽着我的胳膊走。把我安定到一块乐土上之后，又急急忙忙地招呼别人去了。

我见旁边站的是自己人，虽然不熟，但在这挤满了人的大舞台上，能找到认识的人，既激动，又高兴。

我问旁边站得笔直的同学：“好傻呀，对吧？”我的说话声根本不会被听到（因为现在鼓号队的鼓打得倍儿响，小号声音倍儿大，而且此时人声鼎沸，再加上大队辅导员还在往台子上喊人），但我亲爱的同胞却使劲地摇头，连身子都左右晃荡，令我惊叹的是：他比不倒翁还稳，每到身子快倒的时候，就及时地摇向另一边。

终于等到人全部上齐了，大队辅导员终于说出了我梦寐以求的仪式：给新少先队员佩带新红领巾！话音未落，一群大哥大姐蹦了出来了，大到五年级，小到三年级（这是我以后知道的，这时我只是以为他们大大的，高高的，壮壮的）我带着瞻仰的心情，盼望着那个最漂亮的姐姐，来给我发最红的红领巾。

果然，是那位头发长长的大姐姐，来给我戴红领巾。

我半张着嘴，瞪着大眼睛。缩着脖子，虽然兴奋，但多少有点害羞，她不太熟练地把红领巾绕在我的脖子上。我看到别人都是把红领巾，藏在领子下面的，对于她的偷工减料，我愤怒着，愤怒着，没有愤怒完，大姐姐就开始系红领巾了，看得出来，她刚入行，动作迟钝，她先系了一个蝴蝶结，再拆；再系了一个死疙瘩，还拆。最后实在不耐烦了，就像陕北老汉系毛巾一样，一勒，就走了。

忽然，她又转过身来，回到我的面前，敬了个队礼，还不走。我呆呆地望着她，不知自己有何不妥，她瞪着我，许久，才迸出：

“敬队礼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