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芳，”她那头人声模糊，荣恩听起来有些难以启齿，“……阿芳，你出来一下好不好？”

“这么晚出来哪里？”

“拜托……你不来我就死定了，”她娇憨的嗓音从话筒传来，“我在警察局。”

深夜的警局十分冷清，柜台上的警员搁下他的便当盒，指示我来到一个办公桌前，四下却不见荣恩的身影。

“你是朱荣恩的姊姊？”他问我。

“不是。”

警员很奇怪地瞥了我一眼。“她说是。”

这个警员向我解释，在他们的深夜临检中，发现荣恩出现在“不太正经”的酒吧，严格说起来并不算违法，但因为市政府的一项“保护青少年措施”，他们必须联络家属前来领回荣恩云云，从头至尾，这警员都显得颇为客气。

我本能地连声道歉，心中非常不明白。我说：“但是朱荣恩已经不是青少年了。”

警员又瞧了我一眼，现在他的目光中已经多添一分开堂的意味了，他将荣恩的身分证交给我。

我瞥了她的身分证，登载清清楚楚，荣恩才十七岁多。

与荣恩一起站在轿车旁，我认得这是克里夫的座车，现在荣恩嘟着嘴四处掏弄，我们都不发一语，荣恩将整只凌乱的背包掀了底，还是找不到汽车钥匙。

“人家真的满十八岁了嘛，”最后荣恩喊着说，“是身分证记错了嘛。”

我不回答。

“你相信我还是相信那种无聊的身分证？”

我两者都不信。惟一确定的是，她是一个长不大的幼童。

“你怎么会开克里夫的车？”我问她。

“他老爸给他买了一辆新车，这辆他又不用，我就拿来开了。”荣恩趴在地上捡拾杂物，她欢呼了一声：“找到钥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