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传统小说那种从故事和动作中写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运用到作品里。我喜欢通过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欢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绍。中国人喜欢具体思维，较少抽象思考，我注意这种特点，尽量用在小说笔墨上。这些或许都促成了我的小说具有电影化的效果。

我在小说中也确实运用了一些电影手法。像《射雕英雄传》里梅超风的回想，就是电影式的。《书剑恩仇录》里场面跳跃式的展开，这也受了电影的影响。

一些场面、镜头的连接方法，大概都与电影有关。

至于把小说场面舞台化，当然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刘绍铭先生曾经提到过《射雕英雄传》里郭靖的“密室疗伤”，是戏剧式的处理。（严插话“其实，这类例子还很多。）

《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的故事出自众人之口，有人说这是学日本电影《罗生门》（据芥川龙之介原作改编》三个人讲故事，讲同一件事但讲法不同。不过，在我其实是从《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方式受到了启发。不同之人对同一件事讲不同的故事，起源于《天方夜谭》。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写散文的？40年代写过小说吗？

答：写散文主要到香港之后。40年代在陈向平主编的《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也发表过散文。

我在重庆时曾经写过短篇小说，题为《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获得过二等奖，署的是真名。题材是泰国华侨的生活，采用新文学的形式。

《绝代佳人》是根据郭沫若写如姬的剧本（严按：即《虎符》）来改编的，曾得过新中国文化部的奖。

问：有人说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这可能吗？

答：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

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后面的小说，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

问：可不可以说您把武侠小说生活化了？使武侠小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生，是您的自觉追求吗？

答：生活化问题，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是比较神奇的，并不生活化。

但一写到人物的经历、感情，以及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这些就必须生活化，必须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

问：据说一九七一年（？）香港的左派青年叫嚷要“烧死”您，因由到底是什么？

答：不是一九七一年，而是一九六七年。那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香港左派也受影响，起来造反。《明报》当时持稳健的立场，对“文革”有批判、有意见，对香港的左派造反也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于是香港的左派提出要杀死5个人，第一名叫林彬，是电台的广播员。左派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给他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我是五个人中的第二名。另外三人，一位是立法局的议员，一个是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个是新界的群众领袖。林彬事件发生后，香港政府采取措施保护4个人的安全，那时左派就对香港政府武斗，并且到处放炸弹。

《明报》报社也收到邮包炸弹，后来周恩来总理公开出来表态，才控制住了局面。这就是那场“红色风暴”。

问：有部《金庸传》里提到您对曾国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传中所说的那样？

答：我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我们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

《倪匡金庸合论》那里面对我评论得实在未必对（有关曾国藩）。

有一部《金庸传》，是根据各种公开的文字材料七拼八凑再加上想象写成的。作者在写作成书之前并没有访问过我。讲我家乡是哪一县、哪一市，很多是错的。还说我50年代初二月份到北京穿一件衬衫和牛仔裤，其实我一辈子从未穿过牛仔裤。在北京二月份只穿一件衬衣，非冻死不可，他以为北京和香港差不多。有关邓小平接见前批示“可以”之类，更是胡编乱造。

（原载《文艺报》,宇慧文学视界二次校对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