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身一人前往太平洋屋脊步道进行历时三个月的徒步旅行，可谓下过几次决心。第一次是未经大脑、一时兴起地想尝试一下。第二次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要付诸行动。第三次是打定主意后，我花了几个星期购物、打包，开始了漫长的准备工作。我辞去了服务员的工作，了结了那场婚姻，把自己的家当几乎变卖一空，和朋友们道了别，又去母亲的墓前看了她最后一眼。之后，我驱车一路横穿美国，从明尼阿波利斯赶到了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几天之后，我飞到洛杉矶，坐车到莫哈维，又换车来到了太平洋屋脊步道和一条高速公路的交接点。

千呼万唤始出来，大显身手的时刻终于到了。但我很快意识到这次旅行到底意味着什么，不禁担忧起来。本来我这决心就下得无厘头又欠考虑，未知的艰险自不必说，途中肯定还充满了我始料不及的意外，况且我准备得又那么仓促……我转念一想：放弃吧？

但是，我的双脚已经踏上了旅程的起点。

坚持去做，不顾一切。尽管会遇到前所未见的大熊、响尾蛇和美洲狮，也会惨遭水疱、过敏、擦碰和划伤的折磨；尽管疲劳和贫困、严寒和酷暑、单调和痛苦、口渴和饥饿、荣耀和回忆一直困扰着我，我依然只身从莫哈维沙漠一路走到华盛顿州。

终于，在经历了漫漫日夜后，我真正走完了这条长路。我发现，我所认为的起点并非是真正的起点。实际上，我的太平洋屋脊步道之旅的起点并非始于我心血来潮决定上路的那一刻，而是始于我产生这个想法之前。准确地说，是四年七个月零三天前，当我站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梅奥医院的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被告知：母亲就要走了。

当时我浑身上下一袭绿衣：绿裤子，绿上衣，头上戴的蝴蝶结也是绿色的。这套衣服是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我从小到大的衣服几乎都是她做的，其中有些恰好是我梦寐以求的，也有些我并不是很喜欢。我对身上这套绿衣服就不是很喜欢，但我还是穿了出来，因为它是我的忏悔，我的爱意，我的护身符。

那一整天，我都穿着那套绿衣服，和继父艾迪陪着母亲在梅奥医院楼上楼下地接受了一项又一项的检查。与此同时，我的心里却渐渐浮现出一句祷告。可能用“祷告”这个词来形容我心中闪过的念头并不合适，因为当时我在上帝面前一点儿也不谦恭，甚至不相信上帝。我心中的“祷告”，并不是“上帝啊，请怜悯我们吧”。

我想要的并不是上帝的怜悯。我根本不需要。我的母亲才45岁，看上去还算健康。她坚持素食已经多年了。她从不用杀虫剂，而是在花园四周种上了万寿菊来驱虫。我们几个孩子一患感冒，她就会逼着我们生吃大蒜来治病。像母亲这样的人，是肯定不会得什么癌症的。梅奥医院的检查结果一定会证明她是健康的，德卢斯市那些医生的诊断到时就不攻自破了，这是肯定的！德卢斯的医生们算老几啊？德卢斯又算老几啊？德卢斯？哼！那充其量只是个乡巴佬扎堆的小镇，那里的医生只会信口开河。一个45岁、不抽烟、常吃大蒜、崇尚自然的素食者怎么会到了肺癌晚期？这不可能！

让他们见鬼去吧。

对，这就是我的祷告：见鬼去吧，见鬼去吧，见鬼去吧！

可是，身在梅奥医院里的母亲，只要站着超过三分钟就会疲乏得支撑不住。

“要不要坐轮椅？”我们在一个铺有地毯的长廊见到一排轮椅时，艾迪问她。

“她才不需要那东西呢。”我说。

“就坐一下。”母亲说着，几乎瘫软在了轮椅上。她与我四目相视了一瞬，然后就被艾迪推往电梯间。

我跟在后面，不让自己胡思乱想。终于，我们乘上了电梯，准备去见宣判命运的医生。我们总是叫他“正牌医生”，一个已经把母亲所有的检查结果汇总，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相的人。电梯徐徐上升，母亲伸出手来，一边帮我把裤子整理好，一边用手指摩挲着裤子的棉质布料。

“这样就好啦。”她对我说。

当时我22岁，母亲怀我的时候也是22岁。她22岁有了我，我22岁时她却要离开我……不知为何，这个句子就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一时间盖过了那句“见鬼去吧”的祷告。我差点痛苦地怒吼出来。余生母亲就要离我而去了，这种对未知的已知让我快要不能呼吸。我竭尽全力将这个残酷的事实挤出脑海。在那一刻，在那个电梯里，我不能让自己那么想，并且尽力继续呼吸。我安慰自己说，如果医生带来的是坏消息，他肯定会把我们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会放着一张锃亮的木制办公桌，医生会在那里通知我们。

可是事实并非如我所想。

我们被领到一间做检查的病房里，按护士的指示，母亲脱去上衣，穿上一件棉制的罩衫，罩衫上的带子在她的身侧松散地垂下。然后，母亲爬上了一张带软垫的台子，垫子上铺着白纸。她每动一下，身下的白纸就会发出哗哗啦啦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整间屋子都在炼狱之火中熊熊燃烧。我的目光落到了她裸露的背部，她腰间那微微凹进去的曲线依然散发着生命活力。她不会就这么离开的，她的背部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明。我正盯着母亲的背发愣，我们的“正牌医生”走进了房门。他告诉我们，母亲若是能够再活一年，就是天大的奇迹了。他解释说，母亲的病已无药可救，医院已经回天乏术，决定放弃对她的治疗。之后他安慰我们说，肺癌拖到这么晚才诊断出来的例子，并不算少数。

“但她不吸烟啊！”我反驳道，仿佛这能让医生推翻他的诊断结果，仿佛癌症是按常理出牌的好好先生，可以与之讨价还价一样，“她只在年轻的时候沾过烟，况且她已经成功戒烟好多年了。”

然而医生只是忧郁地摇了摇头，然后便继续进行下面的步骤，他毕竟是有工作在身的。他告诉我们，医院可以通过放射疗法来减轻母亲后背的疼痛，通过这种方式，沿着她整条脊椎生长的肿瘤也许会有变小的可能。

我没有哭，只是呼吸，使劲儿地，故意地。然后，忘记了呼吸。我3岁的时候曾经昏厥过一次，当时我不想从浴缸里出来，所以在水里憋着气耍性子。那时我太小不记事。“你当时怎么办的？你当时怎么办的？”童年时我总爱缠着母亲，让她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讲这个故事。这股刨根问底的劲儿，让我乐在其中。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当时她伸出双手，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脸变成了铁青色，直到我的脑袋栽进她的手中，然后呼了一口气，就这么活过来了。

“我还能骑马吗？”母亲向医生问道。她坐在那儿，双手紧攥在一起，两只脚踝也勾在一起，就像把自己铐了起来一样。

作为回答，医生拿出一支钢笔，直立在水槽的边上，然后重重地拍了一下水槽边缘。“这支笔就是你接受放疗后的脊椎，”他说，“轻轻一颤，它就可能像薄脆饼干一样粉碎。”

我和母亲来到洗手间，各自将自己反锁在隔间里抽泣起来。我们没有说话，并不是因为悲恸让我们感到孤立无援，而是因为我们的悲恸是如此贴近，仿佛我们已然合二为一了。我感觉到母亲靠在隔间的门上，用双手一次一次地捶打着那扇门，整个洗手间的所有隔板都随之颤动起来。过了一会儿，我们从隔间里走出来，一边洗脸洗手，一边从亮得刺眼的镜子中看着彼此。

我们来到药房等着拿药，一袭绿衣的我坐在母亲和艾迪之间，头上还顶着那只绿色的蝴蝶结。环视药房，我看到一个胖乎乎的光头小男孩坐在一位老人的腿上，一位女士的一只小臂不停地抽搐着，她用另一只手死死地攥着胳膊，尽力让这抽搐停下来。她等待着，我们也等待着。还有一位一头棕褐色头发的漂亮女人坐在轮椅上，头戴一顶紫色宽檐帽，手上戴满了钻石戒指。我们三人出神地盯着她，只见一个貌似她丈夫的人和她其他家人向她围过来，她用西班牙语向他们说着些什么。

“你觉得她是不是有癌症啊？”母亲向我耳语道，声音却不小。

艾迪坐在我的另一侧，但我不敢去看他。如果我朝他看一眼，我们就都会像薄脆饼干一样彻底地粉碎掉。我想到了我的姐姐卡伦，想到了弟弟利夫，又想起了我的丈夫保罗，还有千里之外的外祖父母和姨妈。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会说些什么呢？他们会如何悲痛欲绝呀？我的祷词变成了“一年，一年，一年……”这两个字在我的胸中，如心跳一般地搏动着。

那是母亲还能活着的时间。

“你在想什么呢？”我问母亲。这时等候室的扬声器中传来一首歌，是一首没有唱词的旋律，但母亲知道歌词，所以她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对我低声吟唱起来：“纸玫瑰，纸玫瑰，看似真玫瑰。”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我小时候听过这首歌，在这种境地时听到相同的歌，想想真是不可思议，我从来没有料到过。”

正在这时，我们听到医生呼叫母亲的名字：她的药开出来了。

“去帮我取药吧。”她说，“告诉他们你是谁，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女儿。”

我是她的女儿，但不仅如此。我是卡伦，是谢莉尔，是利夫，是卡伦·谢莉尔·利夫，是卡伦谢莉尔利夫……在母亲的口中，我的名字与姐姐和弟弟的名字早已混成了一体。她低声轻唤过这名字，大声呼喊过这名字，尖声怒吼过这名字，也轻柔哼唱过这名字。我们是她的心肝儿，是她的伙伴，是她的终点，也是她的起点。我们三人轮流坐在车里她身边的副驾驶座上。她会把双手打开一掌距离，问我们：“我爱你们有没有这么多？”“不止这么多。”我们狡黠地笑着答道。“那我爱你们有这么多吗？”她不断问下去，双手分开的距离一次大过一次。但无论她的双臂打开多大的距离，还是没有她给我们的爱多。她给我们的爱太多，已经超越了双手能够比画出的长度。这份爱无以度量，无以容纳。就像《道德经》中所说的“有名，万物之母”一样，她的爱是无时不在的，是无微不至的，也是不加矫饰的。每一天，她都毫无保留地把爱献给我们。

母亲出生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军人家庭。在15岁之前，她已经在两个国家和美国的五个州生活过。她痴迷于马，狂爱歌手汉克·威廉姆斯，还有一位名叫芭布斯的挚友。19岁时，她奉子成婚，嫁给了我的父亲。新婚不过三天，父亲就在家里对她拳脚相加。她一次次地和他分手，又一次次地回到他身边。她不愿忍受这种虐待，但还是选择了接受。他把她的鼻子打得流血，摔碎了她的碟子，他揪着她的头发，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拖到人行道上，磨破了她的双膝。但他并没能把母亲打垮，28岁时，母亲终于离开了他，再也没有回头。

母亲孤身一人，只有副驾驶座上的卡伦谢莉尔利夫伴她左右。

那时，我们四人在离明尼阿波利斯一小时车程的一座小城镇上辗转了好几个社区，这些社区都有着特别唬人的高档社区的名字，什么“磨坊湖畔”“巴巴利山庄”啦，什么“林荫洋房”“美景湖畔别墅”啦。母亲换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她先是在一家叫“诺斯曼”的饭店做侍者，后又转到一家名叫“大无限”的餐厅。在那儿，她穿着一件黑t恤制服，胸前印着闪闪的彩虹色的“goforit”。她曾经白天在一家制造盛装高腐蚀性化学物品的塑料容器工厂上班，下班后就把残次品拿回家来用。这些容器要么有裂缝和缺口，要么就是在制作过程中变了形。我们拿这些容器当玩具，给玩偶当床，或是当作玩具车的车道。母亲没日没夜地工作，但仍没能把我们拉出赤贫的泥沼。我们接受了政府救济的奶酪和奶粉、食品券和医疗救助卡，还有圣诞节来临时，用来救助穷人的免费礼品。我们围着公寓楼的邮箱玩贴人游戏、红灯绿灯停、猜字谜。这个邮箱仅用一把钥匙就能轻松打开，里面寄来的，只有账单。

“我们不穷，”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好多好多的爱。”她把食用色素掺到糖水里，哄我们说那是黑松沙士、橙汁、柠檬汁之类的新奇饮料。她用不可一世的英伦腔问我们：“小姐，请问您还要再来一杯吗？”我们每次都被惹得捧腹大笑。她把臂膀大大地张开，问我们她的爱有多大。这游戏永远也不会有终点，因为她对我们的爱早已超越了世间万物。她是个乐观镇定的人，除了几次生气时她情绪失控，用木勺子打了我们的屁股。有一次，因为我们不愿意打扫屋子，惹得她大喊一声“去他妈的”，然后崩溃地哭起来。她就是这么一个纯真良善、宽容大度的人。她的男朋友有叫“杀手”的，有叫“毒品”的，有叫“摩托车手”的，还有一个叫“维克托”、喜欢滑雪的男人。他们都喜欢塞给我们几个孩子5美元，打发我们去商店里买些糖吃，好让他们能和母亲单独在家待着。

我们拿到钱，像小饿狗一样冲出房门，而母亲则向我们大声叮咛：“过马路左右看！”

母亲初遇艾迪时，并不对这段感情抱什么希望，因为艾迪要比她小8岁。但是尽管如此，他俩还是相爱了。卡伦、利夫和我也爱上了艾迪。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时候，艾迪25岁。两年后，他娶了我的母亲，并承诺成为我们的父亲——一个能修会补的工匠。于是，我们离开了拥有冠冕堂皇的名字的小区，跟着艾迪搬进了一间租来的摇摇欲坠的农舍里。这间农舍的地板是用沙土铺成的，外墙上刷着四种不同颜色的油漆。他们两人新婚过后的第一个冬天，艾迪在做工时不小心从屋顶上掉下来，摔坏了后背。一年之后，他和母亲用12000美元的事故赔偿金，以一次性付清的方式，在德卢斯西边一个半小时车程的艾特金县买了一片面积为40英亩的土地。

这块地上没有房子，从没有人在这块土地上建过房子。这40英亩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树林灌木、丛生的杂草，还有软泥淤塞的池塘以及长着马尾草的沼泽。它们和方圆数英里的树林灌木、丛生的杂草、泥塘沼泽没有丝毫的区别。在成为“地主”的前几个月里，我们一起不厌其烦地绕着这片土地转来转去。我们沿着不靠公路的两个方向一个劲儿地走，好像这么做就能把我们的土地与外界划分开来，让我们能够“自成一统”。而渐渐地，我们竟真的把这片土地和外界划分了开来。原本看似与其他树木别无二致的树，在我的眼里却如人群之中老友的身影般渐渐清晰了，树枝的摇曳突然间有了意义，树叶也像我熟悉的双手一般向我召唤。那一堆堆的杂草，那沼泽泥塘的轮廓，在我们的眼中都成了一种地标，一种除了我们以外谁也无法破解的暗语。

还没搬家之前，我们把去这块新买的土地叫作“北上”。整整半年的时间里，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北上”。我们用双手清理出一小块土地，在上面搭起了一个只有一个房间的木棚，好让我们五人有个栖身之处。我13岁那年的6月初，我们一家搬到“北上”定居了下来。这搬迁的队伍中，除了母亲、利夫、卡伦和我以外，还有我们的两匹马、两只猫和两条狗，以及母亲在饲料店里买了25磅鸡饲料后免费获赠的10只小鸡。夏天，艾迪会在周末开车回来和我们住。到了秋天，他又忙了起来。他的背已经差不多恢复了，所以他终于又能开始做活儿了。秋季是木工赚钱的旺季，因此秋季一来，他就会抓紧机会去做工。

家里又剩下了卡伦谢莉尔利夫和母亲，与母亲单身一人时的情形没什么两样。那年夏天，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我们都很少离开彼此的视野，除此之外也看不到其他人。在距离我们20英里处的两个相反方向各有一座小镇，东边的小镇叫作穆斯莱克，西北边的镇子名叫麦克格雷格。秋天的时候，我们就在其中较小的仅有400位居民的麦克格雷格镇上学。而整整一个夏天，除了偶尔登门造访的八竿子打不着的邻居，这里一直是我们四人的天下。我们拌拌嘴、聊聊天、开开玩笑、闹闹不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我是谁？”这是我们在游戏的时候一遍又一遍提的问题。在这个游戏里，有个人要先想好一位名人或普通人，然后其他几个人就可以无限制地提问，依照得到的“是”或“否”来判断这个人的人名。“你是个男人吗？”“你是个美国人吗？”“你已经死了吗？”“你是不是查尔斯·曼森？”

我们一面玩着游戏，一面打理着一个花园，它支撑我们在这片似乎千年来无人照管的土地上度过整个寒冬。与此同时，我们在这块土地的另一头搭建的房子也在一天天成形，有望在夏天结束之前就能完工。在劳作时，我们被身边的蚊子闹得一刻也清闲不下来。但母亲不允许我们使用任何损伤大脑、污染环境或伤害子孙后代的化学杀虫剂，而是让我们在全身涂上薄荷油或是胡椒油来驱蚊。夜晚时分，我们喜欢就着烛光来数自己身上的蚊虫叮痕，像79、86、103这样的数字，已是家常便饭了。

“总有一天，你们会感谢我的。”如果我们几个孩子因怀念曾经拥有的便利生活而心生抱怨，母亲便会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从未享受过锦衣玉食的生活，甚至连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无法企及，但我们毕竟体验过现代生活的便利和安逸。电视一直是家里必不可缺的物件，冲水马桶和拧开龙头就能接水喝的自来水更不在话下。但在这种“返璞归真”的新生活中，即便是最为基本的日常所需也需要疲劳冗长而枯燥的步骤，严密、琐碎而徒劳无功。一台科尔曼牌户外炉、一台艾迪做的用真冰来冷却食物的不大中用的老式冰箱、一只倚着木棚外墙搭起的水槽、一个装水的有盖水桶，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了。这里的每一个物件起到的作用，都不及我们在它们身上所下的功夫大。每样东西都需要我们修修补补，倒了装装了又倒，拉过来又拖过去，清空再填满，用泵抽水，添柴火，还得随时留心那些物件的使用寿命……

我和卡伦睡在跃层的床上，床与天花板之间的距离很小，我俩几乎无法直着背坐起身来。利夫睡在不远处一张小一些的床上。母亲的床就在地板上，艾迪在周末回来时会和她睡在一张床上。每天晚上，我们都是在闲谈中入睡的，就像举办睡衣派对似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和我与卡伦的床大小一样的天窗正对着我俩，天窗上透明的玻璃离我俩的脸只有几英尺远。每个夜里，黢黑而迷人的夜空和闪亮耀眼的繁星都是伴我入眠的好伙伴。有时，它们那肃静的美丽近在咫尺，让我不禁深深地体会到，母亲的话是对的，将来的某天我们一定会感谢她的。实际上，我当时就已满怀感激，胸中似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发芽，如此强烈，如此真实。

几年之后，当我的生活被悲伤搞成一团乱麻时，我又忆起了当时在胸中发芽的东西。是它让我相信，这次跨越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徒步旅行，会让我寻回原本的自己。

万圣节那天晚上，我们搬进了自己动手用树木和木头边角料搭成的房子里。房子没水没电，没有电话，没有室内厕所，各个房间也没有门。在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艾迪和母亲一直在为这幢房子添砖加瓦，使它更完善。母亲种了一畦菜园，秋季来临时，她把园内的蔬菜装罐腌制，然后冷冻起来。她不但会割枫树的汁液来制作枫树糖浆，还会烤面包、缠羊毛，另外还能用蒲公英和西蓝花的叶子自制织布染料。

长大后，我离开家到位于双城的圣托马斯大学念书，而母亲并未离我左右。我的录取通知书上说，学生家长可以在学校里免费上课。母亲虽然留恋她在现代喧嚣中的清静僻壤，但她一直渴望拥有一个学位。我们两人一起拿她的“执迷不悟”开涮，然后又一起权衡这其中的利弊。我们讨论的时候母亲说，她已年过40，上大学未免有些高龄之嫌。事实的确如此，我无从反驳。况且，到圣托马斯大学开车需要三个小时。我和母亲思忖再三，终于做出了决定：她决定去圣托马斯大学读书，但我要求我们俩各自过各自的生活。我住在学校宿舍，她开车来上学，下课之后回家住。如果我们俩在校园里相遇，我只要不和她打招呼，她也得装作不认识我。

“这一切可能都是枉费心机。”我们的计划一出炉，她就告诉我，“因为我十有八九会因为挂科被劝退吧。”为了做好准备，她在我高三的最后几个月里一直跟我如影随形，乖乖地完成跟我的作业一样的所有作业，努力磨炼自己的学习技巧。她把我的练习题悉数抄写下来，跟我写一样的论文，通读我读过的每一本书。我依照老师的打分标准给她的作业评分，但在我的眼中，作为一个学生而言，她真的不怎么灵光。

然而没想到，她却在大学里获得了全a的好成绩。

在学校里碰到母亲时，有时我会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有时我则与她擦肩而过，仿佛她只是一团空气。

母亲被查出患有癌症时，我俩都在读大学四年级。我们在圣托马斯读了一年以后，双双转入了明尼苏达大学，她在德卢斯分校上学，我则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分校。说来也巧，我俩选的竟是相同的专业。母亲主修的是女性研究和历史两个专业，我的则是女性研究和文学。到了晚上，我俩常常要煲上一个小时的电话粥。那时我已经结了婚，嫁给了一个叫保罗的男人。我们就在我家那片土地的树林里举行的婚礼。婚礼上，我身穿一袭带蕾丝的纯白缎子婚纱，这婚纱，是母亲亲手缝制的。

母亲生病后，我把自己的生活完全抛在了一边。我告诉保罗，不要寄望于我，我是去是留，全看母亲的需要而定。我想要辍学，但是母亲不应允，她恳求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拿到学位。她自己暂停了学业，说这只是暂时的“休整”。其实，她只需要再修几门课就能够毕业了，她说她一定会毕业的，还说即便是死也要拿到文学学士学位。说完，我们俩哑然失笑，然后又四目相视，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她在病床上坚持完成了作业，我通过她的口述，帮她把作业录入电脑中。她坚信，不久之后，自己就能有精力完成剩下的两门课了。我虽然没有离开大学，但在征得了教授们的批准后，每周只在学校里待两天。这两天时间一结束，我就会赶回家里，陪在母亲的身旁。得知母亲的病后，利夫和卡伦几乎不知该如何去面对她，不同于他们，我不愿离开她哪怕一分一秒。况且，母亲需要我。艾迪虽然尽己所能地抽空陪在母亲的身边，但他不得不去工作，毕竟要有人来支付这一切。

我为母亲准备饭菜，她虽然很努力地试着下咽，但却几乎吃不进什么东西。如果她感觉肚子饿了，便会像个犯人似的坐在那里，直愣愣地盯着盘里的食物说：“看上去很好吃嘛，我可能缓一缓就能吃下去了。”

我把家里的地板擦得锃亮，还把橱柜里的东西全部清了出来，在柜里垫上崭新的纸张。母亲不是在睡觉，就是在呻吟，要么就是在数药片、吞药片。她的身体状况稍有起色时，她就会坐在椅子上和我聊聊天。

其实，我俩也没什么新的话题可聊。母亲是那么透明、那么坦率，而我又是那样喜欢刨根问底，以至于我们早已聊过了所有话题。我知道，她对我的爱大过了世间万物，大过了世间万物之外的万物；我知道，她在童年时喜爱的三匹马分别叫作“伙计”“老兄”和“酒神”；我知道，她在17岁的时候把第一次献给了一个叫迈克的男孩；我知道，18岁时她遇到了我的生父，也了解了他俩头几次约会时的情景；我知道，当她把未婚先孕的消息告诉外祖父时，外祖父惊得把勺子掉在了地上；我知道，她讨厌向神父忏悔，也讨厌自己所做的不得不忏悔的事情，比如对她的祖母出言不逊、破口大骂，又比如抱怨她的妹妹在旁边玩耍而自己却得摆餐桌，再比如穿着裙子出门去上学，然后再偷偷换上塞在包里的牛仔裤。小的时候，我不厌其烦地问啊问啊，让她一遍又一遍地给我重复故事中的那些情景，还盘问她谁说了什么、是怎么说的、她当时是何感想、当事人站在什么地方、事发时是什么时间……母亲时而不甚情愿、时而津津有味地向我描述着，一边笑着一边问我到底为什么如此好奇，然而我就是想要刨根问底，自己也说不出个缘由来。

而今，母亲正濒临死亡。我彻头彻尾地知道有关她的一切，她已经融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不仅是我所熟悉的那个她，连我降生之前的那个她，也一并与我合二为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