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海浪不太强时，我们经常会坐小橡皮艇出去照相。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第一次坐橡皮艇的经历：那一天，大海相当平静，有两个人想要把橡皮艇这个像气球一样的小东西放在水面上，搭着它出去兜一圈。他们将小摇桨扔进橡皮艇，一边高声笑闹一边准备坐进去，结果他们刚离开木筏，就被大浪一卷，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再次在海面上出现。每次他们一瞥见我们，就哈哈大笑，笑声好像要响彻整片孤寂无人的太平洋。我们看看彼此，心情有点复杂——一脸络腮胡的我们，看起来是真的很好笑，但是在橡皮艇上的那两个家伙，应该早就习惯这一切了。我们忍不住暗暗怀疑起来：他们是不是突然发疯了？或者中暑了？这两个人踉跄地爬回“康提基号”上，差一点就爬不回来，因为他们止不住地狂笑，笑得喘不过气来，笑得都流眼泪了，他们非让我们自己过去看看。
我和另一个人跳进摇晃的橡皮艇，接着被海浪一托一卷带走了，我们立即“砰”的一声坐下，然后就是一阵哄堂大笑。我们必须尽快回到木筏上，安抚最后那两个还没出来看看的人，因为他们以为我们也疯了。
第一次在远处看到自己和这艘我们引以为荣的木筏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完全无可救药的疯狂。我们从来不曾有机会从木筏外的角度看一看大海上的自己。即使是最小的波浪，也足以遮住原木，如果我们能看见什么，也只有低低的船舱和宽宽的舱门，还有在大海中显得十分突兀的香蕉叶屋顶。木筏看起来活像个老旧的挪威秣草棚，无助地在空旷的大海中漂泊，里面住着几个皮肤晒得黝黑、满脸胡子的流浪汉。如果在大海中有人划着同样满目疮痍的船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同样也会忍不住爆笑出来。即使是普通的波浪，也可以卷上船舱墙面一半的高度，看起来好像非得吞没这几个躺在船舱里喘息的流浪汉。然而，这艘疯狂的船再次出现在水面，躺在上面的流浪汉还是和原来一样邋遢、安然无恙。如果有一波高浪来袭，船舱、船帆，以及整支桅杆，都会消失在这山一般的波浪后，但可以肯定的是，下一分钟船舱和里面的流浪汉又会出现。
表面上，事情看起来很糟，然而我们也很疑惑：在这艘奇怪的木筏上，居然一切都颇顺利呢！
第二次我们又划着橡皮艇出去，打算拿自己的滑稽相好好取个乐时，却差点遭遇大灾难。风浪比我们预料中的更大，“康提基号”破浪前行的速度也比我们以为的快得多。我们这些在橡皮艇上的人，在浩瀚的大海中，为求生而拼命划着桨，试图回到我们的木筏上，然而木筏并不受控制，既不能停下来等，也不可能掉头回来。即使“康提基号”上的同伴放下了船帆，风还是紧紧地扣住船舱，结果木筏就迅速往西方漂去了，我们却还坐在橡皮艇里，在海面上直绕圈子，手里抓着小玩具桨在木筏后面拼命追赶。这时每个人只有一个想法——我们一定不能分开。我们追赶逃掉的木筏，蹒跚着爬回木筏之家的这短短几分钟，实在可怕极了。
从那一天起，我们就严格规定，任何人在划橡皮艇出去之前，一定要在船头和橡皮艇之间绑上一条绳子，这样遇到紧急状况时，木筏上的人能将橡皮艇拉回来。之后我们就不敢再远离木筏了，除非是在风很轻、浪很柔的时候。但是在前往波利尼西亚的途中，有几次，大海身为世界的主宰者，弓起身来，朝罗盘指着的每个方向伸展出去，仿佛把地球包了起来，于是，我们反而可以安全地离开“康提基号”，划着橡皮艇进入天与地之间的蓝色空间。当我们看见木筏的轮廓在远方越变越小，终于在地平线上缩小成模糊的黑色小方块时，一股寂寞的情绪顿时袭上我们心头。蓝色的海浪在我们脚下铺展，和蔚蓝的天空交融在一起，形成一片蓝幕。我几乎以为我们悬在半空中，周围的世界一片空旷，什么都没有，只余蔚蓝。世界仿佛都融在一块儿了，温暖的金黄色热带阳光，炙烤着我们的脖子。遥远地平线上的孤筏帆影，像一块磁铁把我们吸过去。我们划回木筏，爬上去，虽然只是回到甲板，但终究是平稳又安全的地面，感觉自己重新回到家，回到了自己的世界。我们在竹编船舱里找到了庇荫，竹子的香味和凋萎的棕榈叶。外面仍然是纯粹的蓝，我们从开启的船舱门望出去，发现蔚蓝的纯度浓得恰到好处。我们一度以为自己已经习惯这般平静的美好，直到外面那片无边无际的湛蓝再度诱惑我们出去。
摇摇欲坠的竹编船舱，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之重，令我感到无比惊讶。船舱有八英尺宽、十四英尺长，为了减少风与浪压力的影响，船舱建得很低，我们甚至没办法在屋脊下站直身子。墙面和屋顶都用坚固的竹竿紧紧绑在一起，而且以支索稳住，再用细竹条编成竹席覆盖在上面，相当牢固。绿黄两色横梁上还带着叶子，从屋顶上垂下来，看起来很悠闲、舒服，这是白色船舱远远比不上的风情。尽管开在右舷的船舱门占了全长的三分之一，日光和月光也会从屋顶和墙面透进来，但这种原始的小窝，比起那种白漆吊门和封闭舷窗，能给我们更大的安全感。对于这种奇怪的感觉，我们试图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意识上，完全不习惯把一间棕榈叶为顶的小竹屋与海上航行联系起来；波涛汹涌的海洋与在波浪上漂浮着的棕榈叶小屋之间，并不会产生天然的共鸣。因此，不仅小屋在汪洋大海中显得格格不入，连围绕着小屋墙面的波浪，也处处显得毫无关联。所以，只要我们一直待在木筏上，竹子编成的小屋和它所散发的丛林气味，就相当于平淡的现实生活，而不断推来的波浪，反而成了一种幻影。但是，从橡皮艇的角度来看，海浪和小屋却互换角色了。轻木像只海鸥般永远浮在海面上，不管扑上木筏的浪有多汹涌都会又从筏尾流下去，这个事实让我们产生了不可动摇的信心，让我们笃信木筏的中心点，也就是船舱永远是干燥的部分。旅途越长，我们越觉得这个温馨的小窝越安全。我们看着在舱门外摇晃的白色浪头，仿佛那只是一场动人的影片，对我们完全没有威胁。即使满是裂缝的墙面离没有护栏的木筏边缘只有五英尺，离水面也只有一英尺半，但是只要我们一爬进船舱，就会觉得已经离开海洋好多英里，住进了丛林中，海上的危险已经奈何不了我们了。在这里，我们可以仰躺着，看着像被风吹乱一般的树枝胡乱搭在一起的奇怪屋顶，享受着原木、竹子及凋萎的棕榈叶散发出的丛林气味。
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夜晚划着橡皮艇出去，看看夜晚的木筏是什么样子。海浪又黑又高，将我们围在中间，热带地区的漫天星光，映在水面上，浮游生物的微光也一闪一闪地与之呼应。世界是如此纯粹，只有星星在黑暗中闪烁。无论现在是公元一九四七年或是公元前一九四七年，根本不重要了。我们活着，而且无比清醒。我们明白了，早在技术发达的时代来临前，人类的生活就已经很充实了——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比现代人更丰富多彩。时间和进化似乎不复存在。所有真实的、重要的事物，在今天看起来一如既往，而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们被吞没在历史绝对公平的尺度里，同时被吞没在繁星之下无尽的漆黑中。晚上我们看着“康提基号”随着海浪升起又降下，它与我们之间，隔着高高卷起的黑浪。在月光下，木筏散发出奇幻的气氛，坚固、发亮的木头上挂着一层海草，船帆乌黑的四方形轮廓，盖满棕榈叶的竹制小屋，以及船后昏黄的煤油灯——整幅景象仿佛是童话故事，而非现实人生。偶尔木筏完全消失在漆黑的海浪之后会再度出现，在星空的映衬下，木筏的轮廓显得立体而鲜明，而闪亮的海水也从原木上筛出若隐若现的光影。
这沧海孤筏流露出的氛围，让我们在心里描绘出这样的景象：第一个前去开辟航线、横渡大海的人，应该是带领着木筏小舰队，然后在地平线上让队伍呈扇形散开，好增加找到陆地的机会。印加的图帕克·尤潘奎就在西班牙人来临前，带领了一支由数千名秘鲁人和厄瓜多尔人组成的木筏大舰队，去寻找传说中的太平洋岛屿。他们发现了两座岛屿，有人认为那就是科隆群岛。在离开家园八个月后，他带着众多木筏水手，千辛万苦地回到厄瓜多尔。再往前几百年，康提基和他的追随者想必也是以同样的编队航行，但他们在发现了波利尼西亚群岛之后，自然没有理由再一路挣扎着返回家乡。
我们跳上木筏后，就经常在甲板上围着煤油灯坐成一圈，谈论着一千五百年前与我们同样经历过这一切的南美洲航海者。灯光将我们几个大胡子的影子投射在船帆上，让我们联想到来自秘鲁留着胡子的白人，我们在神话和建筑的领域里，跟随着他们的脚步，一路从墨西哥跟到中美洲，再进入南美洲的西北区域，最后到达秘鲁。在印加人来到之前，这个神秘的文明仿佛被魔杖一挥从秘鲁消失了，然后又在如今我们要去的西方孤岛上出现。难道流浪者的导师是早期来自对面大西洋的文明种族？是不是他们在很久以前，就以同样简单的方式，顺着西方的洋流与信风，从加纳利群岛(1)来到了墨西哥湾？若果真如此，那样的距离比起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航程，的确是短了很多，而且我们也不再认为大海是个令文明完全隔绝的因素。基于某些重要的原因，很多勘察家仍然坚信，伟大的印第安文明——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2)到秘鲁的印加族——是受到来自对岸的东方民族的冲击所启发，通常认为，美洲印第安人原本都是亚洲的渔猎民族，他们在两万多年前从西伯利亚慢慢来到美洲。然而，令人震惊的是，曾经一度从墨西哥覆盖到秘鲁的高度文明，并没有逐渐发展的迹象。考古学家挖掘得越深，发现所挖掘出来的文明程度越高，最后终于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古文明的演进，并没有任何原始文化的基础。
文明是从大西洋流经的中南美洲的沙漠中心地带及丛林地区兴起的，而不是在较温和的地区出现，而这些温和的地区，无论古今，都有更适宜文明发展的条件。
南太平洋群岛也呈现了同样的文化结构。离秘鲁最近的岛屿——复活节岛，虽然又干燥又贫瘠，是太平洋上离亚洲最远的岛屿，但这里承载着文明最深刻的印迹。
我们已经航行了旅程的一半，正好相当于从秘鲁到复活节岛的距离，这座传说中的岛屿就在我们的正南方。因为要模仿一般木筏出航的路线，我们在秘鲁海岸线中段随意选了一个点出发。如果我们启航的地点再偏南一点，更接近康提基当年被毁灭的城市蒂亚瓦纳科的话，我们应该会遇到相同的风和弱一点儿的洋流。这两股力量都会把我们带往复活节岛的方向。
当我们经过西经一百一十度时，就等于进入了波利尼西亚的海域，现在我们离波利尼西亚的复活节岛比离秘鲁更近。我们现在与这个南太平洋的第一岗哨，也是古老岛屿的文明中心来到了同一条线上。当夜晚来临，我们天空中的向导，也就是明亮的太阳悄悄地爬下来，消失在西边大海，也带走了它所有光辉。温和的信风为复活节岛的神秘故事带来了生命。夜晚的天空模糊了所有时间的概念，长满络腮胡的大头影子又映在了帆上。
然而，远在南边的复活节岛，矗立着更高大的人头像，是石头雕刻的。石像下巴上蓄着胡须，五官有白种人的特征，思考着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秘密。从一七二二年欧洲人首次发现这座岛屿时，石像就已经伫立在这里了。据说早在波利尼西亚第二十二代祖先到来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当时，他们搭着独木舟登陆，消灭了岛上这个神秘文明部族的所有成年人。就从那时候开始，复活节岛上的巨型石雕头像，就变成了这个成为不解之谜的神秘古文明的主要象征。在这座岛屿光秃秃的山坡上，四处可见高耸入云的巨型雕像，有三四层楼高。这些古代的人是如何雕刻、运送及竖立这样的巨型石像的呢？仿佛这还不够夸张，他们竟成功地将一块块状似假发的巨大红色石块，放上了离地面三十六英尺高的几尊头像的头顶，而且还得以保持平衡。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已消失的建筑家，他们具备了何等高超的机械知识，竟然能够克服当今最权威的工程师也难以应对的重大难题？
如果我们将所有资料拼凑起来，再考虑到木筏水手来自秘鲁，复活节岛之谜或许并非不能解开。这个古老文明，已经在这座岛上留下了时间锯齿也无法毁灭的痕迹。
复活节岛是一座古代的死火山顶，古代居民铺设的道路至今保存良好，可以直通沿海船只靠岸的地方。种种迹象显示，岛屿周围的水位与今日一模一样。所以这座岛并不是沉没大陆的遗迹，作为太平洋文化中心的过去和现在，它都只是个渺小而孤单的无人岛。
在这座楔形岛屿的东角，就是复活节岛上死火山的火山口，而位于火山口底下的，就是雕刻家惊人的采石场和工作室。现场仿佛仍保留着几百年前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丢下工作匆匆离开时的样子。根据传说，他们在情急之下逃到岛屿的东边，那里正在展开激烈的战斗。最终波利尼西亚的祖先获胜，他们把岛上居民中的成年人都杀了，尸体被丢进沟里烧掉。艺术家的工作突然中断，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在复活节岛上平常工作时的典型画面。像火石般坚硬的石斧，散置于他们工作的场所，这样的景象也透露出，这个文明民族和康提基时代的人一样，对铁器一无所知，康提基时代的雕刻家被赶出秘鲁之前，在安第斯高原上也遗留下类似的巨型石雕。在这两个地方，我们发现重达好几吨的巨型石块得先运过好几英里的粗糙地面，到达摆放雕像的地点，然后才竖立起来，或者是一块块垒起来成为神秘平台和墙壁。
有很多尚未完成的雕像还留在复活节岛火山口岩壁的壁龛中，呈现着工作进行的不同阶段。在他们逃亡前，几乎已经完成了六十六英尺长的最大人像。如果这件作品真的完成并竖立起来，这座巨石雕像应该会和八层楼房一样高。每一件独立的人像都是从一整块大石块上边凿边刻出来的，从雕刻家的工作场景可以发现，并不是很多人同时合作一件作品。复活节岛上的石头人像样貌与秘鲁的石像一模一样，都是仰卧着、手臂弯曲、双手放在腹部，这些石头人像都是在完成每个细部的雕琢之后才搬离工作场所，运到岛上的放置点的。在采石场，巨石雕像的背部还连在峭壁上，连接处仅余狭窄的一条石脊，但在最后阶段，这条石脊还是要被凿掉，改以其他石块支撑。
有大量石像被拖到火山口底部，竖立在斜坡上。但是有几座最大的石像已经搬上去，翻过火山口的岩墙，沿着难走的乡村小路又走了好多英里，最后将石像竖立在一个石台上，再将一大块红色熔岩巨石放在人像头上。整个过程中是如何运输的，显然完全是个谜。但不容否认的是，它的确发生过。另外，从秘鲁消失的建筑师，也的确在安第斯山上留下了同样大小的巨石雕像，这些作品显示出他们在这一领域内绝对是真正的专家。复活节岛上的巨型独石的确最大也最多，这里的雕刻家也都独树一帜，但是同样消失的文明也在其他太平洋岛屿上竖立起以人形为主的类似巨型雕像，不过只是在离美洲最近的那些岛屿上，而且在每一个地方，这些整块的石材都是由郊外的采石场运到庙宇区。我在马贵斯群岛上就听过他们如何处理巨石的传说，这些传说与土著们口中将石柱运到汤加塔布岛(3)巨门入口的故事完全吻合，由此我们能推定，在复活节岛上有同样的部族，运用同样的方法来搬运。
雕刻一件作品需要很长时间，但只需要几位专家即可。每一件作品完成后运出去，虽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却需要大量的人力。当时，小复活节岛上不仅渔产丰富，土地也全部开垦，种植了大量秘鲁甘薯，专家估计这座岛在鼎盛时期，人口可多达七八千人。至于要将庞大的雕像拖出陡峭的火山口岩墙，一千人绰绰有余，而要将雕像拖往岛的另一边，只需要五百人。
他们将植物的韧皮和纤维编成不易磨损的粗绳，再利用木制的框架，由众人把这个巨大的石像拖到因缠有芋头的根系而有点滑溜的原木上。这个古文明的部族善于编织绳索，在南太平洋群岛就是，而秘鲁人更是如此。第一批到秘鲁的欧洲人发现：在湍流和峡谷上有一座长达一百码宽的吊桥，就是用约成人腰那么粗的绳索编制而成的。
当石像抵达事先选定的地点并准备竖立起来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于是，人们用石子沙土砌成一个临时的斜坡，再将石像头朝下脚朝上地一点点拖上坡。人们将石像拉到顶，再借坡顶一翻，顺着另一侧垂直滑下去，让它的脚部直接滑落到事先挖好的坑里。斜坡还有用，石像的后脑勺还枕在上面，人们再顺着斜坡滚上一块巨大的石头，将它放在石像的头顶，之后才将整个斜坡拆掉。像这种建好的斜坡，在复活节岛上到处可见，仿佛在等待永远不会来了的石像。这技术的确令人赞叹，如果我们不低估古代人们的智慧，以及他们所花费的时间和人力，那么这种技术其实一点也不神秘难解。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建造这些雕像呢？他们为何要大费周章地前往离火山口的雕石场四英里远的另一个采石场上，寻找一种特殊的红石摆放在雕像的头上呢？无论是在南美洲或是马贵斯群岛，雕像头上都有这种红石，而且都是大老远采集而来的。这或许并非偶然，在波利尼西亚和秘鲁，人们在头上围红头巾都是身居高位的象征。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雕像代表何人。当第一批欧洲人来到这里时，他们在岸上看到神秘的“白种人”，长得与岛上人不同，男人有着长胡子。他们是第一批岛上民族的后裔，当时的入侵者曾放妇孺一条生路。土著们宣称他们的祖先有些是白种人，有些是褐种人。他们精确地估计出后者是在波利尼西亚二十二世代以前从别处移民过来的，而前者是在五十七世代以前（约公元四五百年）乘木筏从东方过来的。来自东方的这个民族被称为“长耳人”，因为他们总是将重物挂在耳垂上，好拉长耳朵，直到耳朵垂至双肩。这些神秘的“长耳人”被来到岛上的“短耳人”杀害，而复活节岛上所有的石头雕像都像雕刻家本人一般，长长的耳朵垂至肩膀。
根据秘鲁的印加传说，太阳王康提基统治着一群留着络腮胡的白人，印加人称他们为“大耳人”，因为他们将耳朵特意拉长到肩膀位置。印加人强调，安第斯山上这些被遗弃的巨型雕像，当初是康提基所统治的“大耳人”竖立起来的，后来他们在发生于的的喀喀湖上一座岛屿的战役中被印加人消灭或驱逐。
总之，康提基的白种“大耳人”在秘鲁消失，带着雕刻巨石雕像的丰富经验逃往西方；而提基的白种“长耳人”身怀完全相同的艺术绝技，从东方来到复活节岛，他们一到此地，就立即将他们的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在小复活节岛上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能够证明这项绝技是逐步发展而来的。
秘鲁石像与某些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巨石雕像之间的相似之处，比南太平洋群岛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还要明显。在马贵斯群岛和塔希提岛，这类雕像被统称作“提基”，代表在岛屿备受尊敬的历代祖先，他们在死后被尊封为神。这种文化无疑地也解释了复活节岛雕像头上奇怪的红帽子。诚如前面所说的，波利尼西亚所有的岛屿上，都住着零星几家人，他们有的一家只有个别人，有的全家人都长着略带红色的头发及浅色的皮肤。据岛民自己说，这些人就是岛上第一批白人的后裔。在某些岛屿上，遇到宗教节庆时，参加典礼的人会将自己的肤色染白、头发染红，想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他们的始祖。在复活节岛的年度典礼上，庆典的主席会将自己的头发全部剃光，以便将头涂成红色。而复活节岛上巨型雕像头上的巨大红石帽巾，就是根据当地人典型发型的模样雕刻成的。它们的头顶上有一个结，就像人们在头顶中间扎成的传统发髻。
复活节岛上的雕像都有长耳朵，因为雕刻家自己就有长耳朵。他们特别挑选红石块作为假发，因为雕刻家自己就有红头发。他们将人像的下巴雕得较为突出，因为雕刻家自己的下巴长了胡子。人像的五官呈现白种人的面相，有直而窄的鼻子、薄而尖的嘴唇，因为雕刻家自己并不属于波利尼西亚族。雕像头大腿细、双手放在腹部，这是因为秘鲁人造巨型雕像习惯雕成这个姿势。复活节岛上人像的唯一装饰，就是雕在人像腰部的腰带。的的喀喀湖畔康提基的古代废墟里，每一座雕像身上都有同样具象征性的腰带。这种彩虹腰带就是传说中太阳神的象征。根据一则有关曼格雷瓦岛(4)的神话，太阳神解下他神奇的腰带——他身上的彩虹，从天上来到曼格雷瓦岛，带着他白肤色的孩子到岛上来生活、繁衍。因此，所有这些岛上，甚至是秘鲁，都将太阳视为他们最古老原始的祖先。
我们渐渐习惯坐在甲板上，在星空下，重复述说复活节岛奇特的历史。虽然我们的木筏正载着我们直接航进波利尼西亚的核心，我们并无缘见到这座遥远的岛屿，只能在地图上看着它的名字。然而“复活节岛岛民来自东方”这个理论的证据太充分了，它的名字就足以作为例证。
“复活节岛”这个名称会跃然出现于地图上，是因为荷兰人在复活节偶然“发现”了这座岛屿，至于早期居住在岛上的土著，他们自己为家园所取的富含教育意味和特殊意义的名称，已被人遗忘。事实上，这座岛至少有三个以上的波利尼西亚名字。
其中一个名字是特皮托特汉努瓦（te-pito-te-henua），是“群岛中的肚脐”的意思。这个诗意的名字显然将复活节岛摆在一个特殊地位上，不同于其他远在西方的岛屿。同时，依照波利尼西亚人自己的说法，这个名字是复活节岛最古老的名字。在岛的东边，接近传说中第一批“长耳人”登陆的位置，有一个精心打磨过的石球，被称为“黄金肚脐”，它被认为是复活节岛本身的（肚脐）中心。富有诗意的波利尼西亚民族祖先，将东岸定为复活节岛的中心，并遴选这个最靠近秘鲁的岛屿作为他们远在西边众多岛屿的中心点，是有象征性意义的。当我们得知按照波利尼西亚人的传统，发现一座岛屿便是这座岛屿的“诞生”，我们更觉得这是暗示着，复活节岛象征这些岛屿的胎记，同时是他们与家乡联系的纽带。
复活节岛的第二个名字是拉帕努伊（rapa-nui），是“大拉帕”的意思。在复活节岛以西很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同样大小的岛，叫作“拉帕伊提”（rapa-iti），意为“小拉帕”。现在所有人对这种命名方式都习以为常了，例如，称他们第一个家为大拉帕，第二个家为新拉帕或小拉帕，即使这些地方的大小都一样。在小拉帕岛上的土著，至今仍流传着一个正确的传统观念，他们认为岛上的第一批居民就是来自大拉帕——远在东方，最靠近美洲的复活节岛。这直接表明，原始的移民是来自东方。
这座岛屿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名字是玛塔基特拉尼（mata-kite-rani），是“仰望天堂之眼”的意思。这个名称乍听之下令人难以信服，因为比起其他有崇山峻岭的岛屿，例如塔希提岛、马贵斯群岛或夏威夷，复活节岛的地势相对偏低，也不太可能仰望得到天堂。然而，拉尼，也就是天堂，对波利尼西亚人有双重含义，也指他们祖先原始的家园、太阳神的圣土、提基离弃的高山王国。海洋中有数千座岛屿，他们称复活节岛这个前哨为“仰望天堂之眼”，是非常有意义的。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与之相近的名字是玛塔拉尼（mata-rani），在波利尼西亚文里，这个名词的意思是“天之眼”，它是秘鲁的一个古老地名，与复活节岛遥遥相对，位于秘鲁太平洋沿岸，安第斯山脉康提基的古城废址的脚下。
复活节岛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话题，星空下，我们围坐在甲板上，感觉自己就是整个史前探险的参与者。仿佛从提基时代起，我们全部的生命就在阳光和星光下航行于大海中，寻找陆地。
我们对浪或海已经不再怀着最初的那种敬畏，我们了解它们，也了解它们与木筏上的我们之间的关系。鲨鱼已经成为每天必来的访客，而且我们也了解它的习性，所以我们根本就忘记了我们该举起鱼叉，即使鲨鱼游到木筏旁边，我们也依然不为所动地继续坐在木筏边缘。另外，当鲨鱼自由自在地沿着原木滑行时，我们甚至可能尝试去抓它的背鳍，这后来还发展成了一种全新的运动形式——与鲨鱼进行不用绳子的拔河赛。
刚开始我们很小心谨慎。我们总是一不小心就捉了太多海豚，根本吃不完，为了不浪费食物，又有娱乐的效果，我们突发奇想，决定不用鱼钩，而是换一种有趣的方式钓鱼，娱乐海豚也娱乐我们自己。我们将一整条吃剩下的飞鱼绑在钓线上，再将它丢往水面，不一会儿海豚就会游上水面咬住飞鱼，这时我们双方赶忙将钓线往各自的方向拉扯，俨然一场精彩的马戏团表演，因为只要一只海豚松开嘴，另一只海豚就会立即来取而代之。我们玩得很高兴，而那条飞鱼最后也会被海豚分吃殆尽。
后来我们开始和鲨鱼玩同样的游戏。我们有时在绳子末端绑上一点点鱼肉，但是经常都是绑一袋晚餐吃剩的食物残渣，然后把绳子放出去。鲨鱼并没有转身不理，而是将鼻子直接推出水面，张大嘴巴往前游，然后吞下这一小口食物。就在鲨鱼快要合上嘴巴时，我们拉起了绳子，被骗了的鲨鱼带着难以言喻的愚蠢表情，耐心地继续游着，等待下一次机会。然而，每当它想吞下食物时，那一包食物就会跳出来。最后鲨鱼直接游上原木，像一只讨食的狗一样跳上来，而食物就吊在它鼻子上方，这就好像在动物园喂河马。我们出海已经三个月了，在七月底的日志上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我们与跟随木筏的鲨鱼交了朋友。吃晚餐时，我们把剩饭喂给它——直接将食物倒进它张开的嘴里。这使得我们对它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觉，当它游在我们旁边时，就好像是一只半是凶猛、半是乖巧的友善小狗。不可否认，只要我们自己不落入它的嘴里，鲨鱼其实还挺可爱的。至少有它在我们身边还蛮好玩的，当然我们下海洗澡时另当别论。
有一天，我们在一根竹竿一头绑上钓线，钓线尾端再绑上一包给鲨鱼吃的食物，然后将竹竿放在木筏边缘，这时一波海浪扑来，将它冲入大海。竹竿在距木筏几百码的地方漂浮着，突然间，水中的竹竿竖着浮了起来，然后往木筏的方向冲过来，仿佛打算乖乖地自己摆回原来的地方。当竹竿摇摇晃晃地近了，我们才看见一只十英尺长的鲨鱼在竹竿正下方游动，而竹竿就像潜望镜般凸出水面。这只鲨鱼吃掉了食物袋，却没有咬断钓线。竹竿迅速地追赶上我们，静静地从我们旁边经过，在我们前方消失。
虽然我们慢慢对鲨鱼有了不同的认识，但是我们对它大嘴里所埋伏的五六排如剃刀般锐利的牙齿仍然心怀敬畏。
有一天，诺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鲨鱼同游。我们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游离木筏，一是由于木筏在漂浮，二是因为水里有鲨鱼。但是那天，四周出奇地安静，我们刚刚将一直跟随着我们的几只鲨鱼拖上木筏，所以下水禁令暂时解除了，可以下水小游一番。诺特跳进水里，有好一会儿都没有浮上水面，也没有游回来。就在那时候，我们从桅杆上看到一个体形比他大得多的黑影出现在他后面，潜得比他更深。我们尽可能小声地警告他，以免打草惊蛇，接着，诺特朝木筏的舷侧游了过来。但是他下面的黑影似乎游得更快，它从海里深处往上一冲就赶上了诺特，他们同时到达木筏。当诺特要爬上木筏时，一只六英尺长的鲨鱼就这么轻轻从他的腹部下方滑过，并且在木筏边停了下来。我们将一个美味的海豚头扔给它，感谢它对诺特口下留情。
一般引起鲨鱼食欲的是味觉而不是视觉。我们曾经坐在木筏边，将双腿伸进水里试探它们，它们向我们游来，却在距离我们两三英尺远的地方静静地回转过身，以尾部朝着我们。然而，如果水里有一点点血迹，比如我们刚清洗完鱼时，鲨鱼的鳍会立刻充满活力，像苍蝇般从大老远的地方冲过来。如果我们将鲨鱼内脏扔出去，它们简直就像发疯似的，盲目而疯狂地蹿来蹿去抢食吃。在它们野蛮地吞食同类内脏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一条腿伸进水里，它们也会像火箭般直射过来。当然，我们及时抽回腿了，不过它们的牙齿嵌进了原木里。海上到处都是鲨鱼，它们随时都有可能来拜访，因为鲨鱼的行动完全为情绪所支配。
我们与鲨鱼互动的最后阶段是，我们开始拉扯它们的尾巴。拉扯动物的尾巴看起来像是一种拙劣的运动形式，那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试过拉鲨鱼的尾巴，事实上那还挺活泼有趣的。
要想抓住鲨鱼的尾巴，首先得给它一点真正的食物。它早早就将头伸出水面，准备好要吞食了。通常我们会将食物装在一个袋子里，吊着给它吃，如果体验过用手拿着直接喂鲨鱼，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玩了。如果你用手拿着肉喂狗或温驯的熊，它们会用牙齿咬住肉，撕咬着吃进嘴里，或是干脆把一整块肉叼走再吃。但是如果你手里拎着一只大海豚，隔着一段安全距离冲鲨鱼摇晃，鲨鱼就会立刻游上来，“啪”的一声，双颚一合，你根本没感觉到任何一点拉扯，海豚就被吃掉一半了！接下来，只剩下你一个人跌坐在地上，一只手还拎着半截海豚尾。我们曾经因很难用刀将海豚切成两半而苦恼，但鲨鱼只需要一刹那的时间，迅速地动一动它三角形的锯齿，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像香肠制造机般把海豚连脊骨带皮肉都咬断了。
当鲨鱼打算转身默默沉入水里时，它的尾巴就要翘起来在水面上一拍，因此很容易抓住。鲨鱼的皮摸起来像砂纸，尾端往上一点的地方刚好有个凹洞，也许是这里才比较容易握得住。如果我们能稳稳抓住这个凹洞，鲨鱼就逃不开我们的“魔掌”了。然后，我们得在鲨鱼集中注意力前，先赶紧拉一下它的尾巴，并在原木上继续尽可能紧紧地拉住。会有一两秒钟的时间，鲨鱼没有会过意来，接着它就开始不痛不痒地用它身体的前半部分蠕动、挣扎，但因为没有尾部的帮助，鲨鱼根本无法加快速度，其他的鳍只有平衡和导向的作用。我们只要一直紧紧地握住它的尾巴，它扯了几次之后发现没有用，先是会吃惊，接着就会变得垂头丧气、听天由命，然后松软的腹部就会朝头部的方向下沉，最后这只鲨鱼会完全瘫痪。当这只鲨鱼变得安静，身体也只能僵硬地悬着等待下一步时，就是我们该尽全力将它拉上甲板的时机了。不过，在拖拉的过程中，鲨鱼庞大的身体经常在离开水面还不到一半时就会醒来，然后又开始使出蛮力挣扎。在我们的奋力拉扯下，它会拼命将头部转往原木的位置，这时候我们就必须使出全部的力气拖拉，而且得根据它甩头的方向变换位置，这动作要非常快，否则我们的双腿就不保了——要知道这个时候鲨鱼的情绪绝不会很好。只见它奋力地急跳、绕圈子，使用如同大锤的尾部，猛烈拍打着竹制墙面。现在它已经不再放松它铁一般的肌肉了，它开始张开巨大的双颚，一排排的牙齿在半空中拼命乱咬。曾经有这样的结果：鲨鱼不知不觉地跌出船外，于是战斗结束，而在这一阵羞辱之后，这只鲨鱼会永远消失在水里。但是大部分的情形是，它在船尾乱扭乱跳，直到我们将一条活动套索套在它的尾部，或是直到它那一排排可怕的牙齿再也咬不动。
我们把鲨鱼拉上甲板后，鹦鹉兴奋极了。它连忙飞出竹制船舱，以疯狂的速度爬上墙，直到它发现自己已经在棕榈叶铺的屋顶上找到一个安全的眺望处，然后就坐在那里抖动着头，或是沿着屋脊来来回回舞动着翅膀，忘形地尖叫。这只鹦鹉在很早就成为一名优秀的水手了，而且总是叽叽咕咕地逗得我们爆笑。我们一向认为这一趟远征队，有七位队员，就是我们六个加上这只绿鹦鹉。小蟹约翰尼斯毕竟够不上这个标准，它只能算是一个冷血动物小跟班。入夜后，鹦鹉会爬进船舱屋顶下的鸟笼，白天时，它会在甲板上神气十足地昂首阔步，有时在支索上吊着，或者表演最精彩的特技。刚开始，我们桅杆的支索上有颗松紧螺丝扣，但由于会磨损绳索，我们便用普通的活动绳结来代替。支索因为时间久了，以及风吹日晒而日渐松弛，所以我们必须集齐所有人手，合作支撑桅杆，这两支像铁一样重的红树林桅杆才不会彼此碰撞，最后割破绳索而倒下。当我们在拼命地又拖又拉的关键时刻，鹦鹉就会开始用它嘶哑的破啰嗓音喊叫出来：“拖！拖！呵、呵、呵、呵，哈、哈、哈！”而如果它把我们逗笑了，它自己也会笑，笑到最后，大概是觉得自己太聪明了，就会在支索上不断地荡来荡去。
起初鹦鹉对我们的无线电装置怀有敌意。每当有人快乐而专注地坐在无线电的角落戴上神奇的耳机，也许正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无线电台通信时，耳机会变得毫无声响，不管他们怎么扯弄无线电、怎么扭转旋钮，都听不到任何声音，因为鹦鹉一直忙着咬掉天线，尤其在刚开始我们是用气球升起天线，这对它的诱惑力太大了。但是有一天，鹦鹉大病了一场。它坐在鸟笼里皱着眉头，连续两天都没碰食物，它的粪便里有金黄色的天线碎屑，还闪闪发亮。这时候，无线电通信员开始后悔他们之前骂鹦鹉的气话，鹦鹉也痛自反省。从那天起，托尔斯坦和诺特就成了它的密友，而鹦鹉从此非放无线电的那个角落不睡。当初鹦鹉上船时，它说的是西班牙语，但早在它开始模仿托尔斯坦最喜欢的地道挪威语感叹词之前，班特就表示这只鹦鹉的西班牙语已经带有挪威腔了。
我们喜欢这只鹦鹉的幽默，也喜欢它身上斑斓的颜色，但我们只相处了短短两个月。有一天，当它在桅顶的支索上散步时，一个大浪从筏尾打过来，当我们发现它被大浪冲走时，已经来不及了。“康提基号”是不能回头或停下来的。木筏上有任何东西被冲入大海，我们都别想回头去找——已经有很多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傍晚，我们因为失去鹦鹉而情绪低落；我们很清楚，相同的意外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在夜里单独值班时，我们也可能就这么落入海中。
我们把所有的安全规则定得更严，并拿出新的救生绳，供夜晚值班时使用。此外，我们还互相恐吓彼此，不要再因为过去两个月都进行得很顺利，就一厢情愿地相信不会有事了。只要一个脚步稍有差池，一个不留神，我们可能就和绿鹦鹉同一个归宿，甚至在大白天也有可能发生。
我们已经好几次观察到大大的白色乌贼卵壳了，看起来好像鸵鸟蛋或白色头盖骨在蓝色海浪上漂浮。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时刻，我们看到一只乌贼在水面下蠕动，我们一看，那颗雪白的卵就在我们侧面漂浮。起初我们以为划着橡皮艇出去捞回来应该是蛮简单的——我们忘了，上一次我们也是这么想的，结果专捞浮游生物的渔网上的绳子断了，只剩整块网布遗落在船后。每次我们驾着橡皮艇出发去划划水或捡东西，都会系上一条绳子。然而，让我们惊讶的是，风和浪竟然将橡皮艇吹离木筏，而那条从木筏拉出来的绳索，由于风力太猛，不断在水中产生紧急刹车的效果，导致我们根本没办法划回原来的位置。在离目标几码的地方，绳子不够长了，于是我们被“康提基号”拉着一路往西。“一次失足，便是永别”，这个教训已经深深铭刻在我们的意识里，永远磨灭不掉。如果我们想要和木筏上的其他人一起继续前进，就必须撑着等“康提基号”的船头抵达大海另一边的陆地，因为木筏不可能折回头。
鹦鹉不在了，无线电装置的角落显得空荡，然而我们的哀悼只维持了短暂的一天。第二天，当热带阳光照射在太平洋时，我们就都看开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拉上来很多鲨鱼，鲨鱼的肚子里除了一大堆鲔鱼头和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之外，居然不断出现一些像鹦鹉黑色鸟喙的碎片。不过，当我们仔细查看时，证实这些黑色鸟喙应该是乌贼之类的东西留下的。
两位无线电通信员自从上船第一天起就得守在角落从事这项辛苦的工作。我们身处洪堡洋流内的第一天，海水就侵袭了电池箱，于是他们必须用帆布遮盖住敏感的无线电角落，海上的风浪虽大，能保住多少东西要听天命，但也要尽人事。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小木筏上架一根足够长的天线。他们试着用风筝将天线送上去，但是大风一吹，风筝就倒栽葱似的一头栽进浪头里消失了。于是他们又想到利用气球，但是热带阳光在气球上烧了一个洞，气球就这么落入大海。接着，又得处理鹦鹉与无线电的仇恨。除此之外，我们在洪堡洋流里航行了两个星期，才从安第斯山脉的死亡区域里逃生，那时，无线电短波就像空肥皂盒里的空气，又闷又没有生气。
然而，接下来有一个晚上，短波突然划破寂静，托尔斯坦呼叫的声音偶然被一位在洛杉矶的无线电爱好者接收到，当时他正坐着把玩发报机，打算与瑞典的另一位无线电爱好者连上线。这个人问我们使用哪一种无线电装置，当他得到满意的答复时，又继续问托尔斯坦是谁、住哪里。当他听到托尔斯坦的住处是漂浮在太平洋中的一艘木筏上的竹制船舱时，我们听见了几声奇怪的按键声，一直到托尔斯坦提供更详细的说明后，他才镇定下来。他告诉我们他叫哈尔，他妻子名叫安娜，她是瑞典人，他会告知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活着，而且一切很顺利。
这天晚上的事带给我们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位全然陌生、名叫哈尔的人，远在人口稠密的洛杉矶，职业是电影放映员，木筏之外，他是全世界唯一知道我们的位置及我们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的人。自从那天晚上起，哈尔和他的朋友法兰克·库瓦每晚轮流熬夜，等着接收我们自木筏传过去的信号。而赫门也收到了来自美国气象局局长的感谢电报，感谢他连续两天传送电报报告这个地区的天气，因为有关这个区域的报告少之又少，更遑论统计数值。后来诺特和托尔斯坦几乎每晚都与其他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联系，并且通过在诺托登一位名叫艾吉尔·伯格的无线电爱好者问候挪威的亲朋好友。
我们刚进入远洋海域的前几天，盐水太多导致整个无线电站完全无法运作。操作员日日夜夜地操劳，拿着螺丝钉和焊接铁奋力修理，那些远方的无线电爱好者大概都觉得木筏已经结束了它短暂的一生。然而接下来有一晚，我们的呼号冲入天空，不一会儿，无线电的角落像蜂窝般发出嗡嗡声，好像几百个美国电台人员同时在回答我们的呼叫。的确，如果你不慎误入无线电发报区，真的和坐在蜂窝里没两样。整艘木筏都很潮湿，即使我们在操作员坐的轻木上铺了不渗水的橡胶布，但只要他用指尖敲打摩尔斯(5)键时，操作员的手指和臀部仍会触电。而如果我们任何局外人想从装备无线电的角落偷一支铅笔，往往不是被电得头发直立，就是一碰铅笔，指尖也会爆出长长的火花。只有托尔斯坦、诺特和那只鹦鹉能够蠕动着身子闪进那个角落，而且毫发未伤。其余的我们，只好摆上一张厚纸板，标示危险区。
有一天深夜，诺特借着灯火坐在无线电的角落东摸西摸，突然间他摇摇我的腿，告诉我他刚刚一直在和一位住在奥斯陆郊外、名叫克利斯钦·阿蒙森的人在无线电上通话。这实在是有点破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纪录，因为这艘木筏上使用的小短波发报机，每秒转速只有一万三千九百九十千周(6)，传输功率不超过六瓦特，大致相当于小手电筒。这一天是八月二日，我们已经环绕地球超过六十度，因此奥斯陆是在地球上与此地相对的另一端。后天就是哈康国王(7)七十五岁生日，我们直接从木筏上传送一封祝贺电给他。这件事过后的第二天，克利斯钦再度与我们成功通信，他传送给我们来自国王的回电，愿我们好运常在，并且旅程顺利、大功告成。
我记得还有另一段插曲，正好作为整个木筏日常生活的对比。我们带了两部相机上船，艾瑞克还随身带了一包打算在旅程中冲洗照片的材料，如此我们可以拍下不寻常的事物。在鲨鱼来访之后，他就按捺不住地按照说明书上的比例将药水和清水混在一起，冲洗出两张照片。底片看起来就像从极远的距离外拍摄的相片，什么都看不见，只有模糊的圆点和波纹，这张照片显然是毁了。我们利用无线电征询建议，信息被好莱坞一位无线电迷接收到，他打电话给实验室，不久又接进来，说我们的相片冲洗剂温度太高，我们用的水温度一定不能超过六十华氏度，否则底片会起皱。
我们谢过他的建议，并肯定地告诉他我们四周最低的温度就是洋流本身的温度，几乎有八十华氏度了。由于赫门是冷冻工程师，所以我用开玩笑的口吻要他将温度降低到六十华氏度。他要求使用一小瓶原计划用在充气橡皮艇的石碳酸，然后在一个上面盖着睡袋和羊毛背心的茶壶里变了戏法，突然间赫门短而粗硬的胡子上出现了雪粒，然后他带着放在水壶里的一大块冰块进来了。
艾瑞克重新冲洗相片，发现效果好极了。
借由短波传播，对康提基的时代而言，仍是一种未知的奢侈。但我们脚下的海洋之波如一千五百年前一样，稳稳地将轻木木筏送往西方。
在我们进入离南太平洋群岛更近的区域之后，信风改变了方向，天气变得有一点不稳定，出现了些微暴风雨的迹象。风原本稳稳地自东南方吹来，直到我们一路越过赤道洋流，才逐渐转向正东方。我们在六月十日到达南纬六度十九分，这是我们这趟航程所到达的最北端。因为我们太接近赤道，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好像会再往北航行，甚至到最北的马贵斯群岛，完全消失在大海中，找不到任何陆地。然而，后来信风转的弯更大，从东风转为东北风，画了道弧线将我们带往岛屿世界。
航行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连续好几天风与浪都没有什么变化，结果我们就完全忘记到底该轮到谁掌舵，当然，夜晚除外，因为夜里只有一个人掌舵。风浪比较平稳时，我们会把操舵桨紧紧绑住，这种时候不需要任何人管，“康提基号”船帆仍然能鼓得满满的。如果在夜晚，轮班的人只要安静地坐在船舱门口看星星就行了，如果星座在天幕中的位置有了变化，就意味着他该出去检查一下，看到底是操舵桨松动了还是风向变了。
我们连续好几个星期观看星星在天幕上的移动，发现借助星星来确定航向可太轻松了。的确，晚上果真是没什么其他可看的。夜复一夜，什么星座在什么位置我们早就了然于心，而且当我们往赤道航行时，大熊星座就从地平线北边升上来，清晰可辨，于是我们开始焦虑，害怕会看见北极星，因为航行的人从南半球横越赤道之后，北极星就会出现在天际。但当东北信风开始吹拂时，大熊星座就又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