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个人，除了看到的这张脸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是，也许一张脸就可以泄露很多事。

“好吧，”我说，“我们一起去。”

他叫赫门·华辛格，跟我一样是个旱鸭子。

几天后，我带赫门到探险家俱乐部，我们一进门就直接走向极地探险家彼得·佛洛琛。佛洛琛有一项珍贵的特质，就是永远不会被人群淹没，因为他的体形可以塞满谷仓的门，胡子宛如动物鬃毛，看起来活像从广袤的冻土地带(5)前来传递消息的使者。他的周围总是笼罩着一种特殊的氛围——好像有只大灰熊在他前面带路一样。

我们把他带到墙上的大地图前，告诉他我们打算搭印第安木筏横渡太平洋的计划。他越听，那孩童般的蓝眼睛睁得越大，后来简直和碟子一样。然后他重重地跺了一下木制的假腿，还动手将皮带束紧几个洞。

“该死！孩子们，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

这位格陵兰老旅行家给我们的马克杯倒满了啤酒，然后告诉我们他对原始人的船只非常有信心，还有他相信这些人无论是在陆地或是海洋，都有能力适应自然，以求生存。他就曾经搭木筏沿西伯利亚的数条大河顺流而下，还在北极沿海地区用船拖拉土著的木筏。他边谈边不自觉地捋了捋胡须，还说我们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由于佛洛琛对我们这个计划的热烈支持，形势开始全速逆转，消息被披露在《斯堪的那维亚报》（iscandinavianpress/i）的头版。第二天清晨，我的房门响起一连串猛烈的敲击声，原来是楼下走廊有一通电话找我。接了这通电话后，当晚我和赫门来到市中心时髦地段的一间公寓前按门铃。来开门的是一位穿着考究的年轻人：他脚穿一双皮拖鞋，蓝色套装外罩着一件丝质晨衣，看起来几乎可以用“柔弱”二字来形容，他因自己感冒而向我们表达歉意，还拿着一条芳香的手帕捂住鼻子。不过，我们知道这个人在战争中当过飞行员，而且立下功绩，扬名美国。现场除了这位看起来很沉静的主人之外，还有两个精力充沛、积极而且有想法的记者，其中有一位我们早有耳闻，是个很能干的报社特派员。

主人开了一瓶上好的威士忌酒，说他对我们的远航计划很感兴趣，愿意提供我们必要的经费，但是我们回来之后，必须为报纸写稿，还要举办巡回演讲。最后我们达成协议，举杯共祝彼此合作愉快。这一下，我们的经济问题就解决了，我们的投资人会处理，不需要我们操心。赫门和我马上招兵买马、添置设备、制造木筏，好赶在飓风季节开始前起程。

第二天，赫门辞去工作，我们开始认真地筹划一切事宜。我已经得到空军军需司令部研究室的承诺，他们会把所有我们需要的设备，甚至更多东西，通过探险家俱乐部送来。他们说，像我们这种远航队最适合测试他们研究的设备了。这是个好的开始。首先，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到适合而且愿意跟我们一起乘木筏航行的人，还要准备好旅程中的给养。

要选一群共同乘筏出海的人得非常小心，否则几个人的封闭小社会，出海一个月，可能就会麻烦不断、暴乱四起了。我不想找职业水手，首先他们对如何操纵木筏的了解比我们多不了多少，而且如果此行成功了，万一人家又要说我们是因为有职业水手，才会比秘鲁的制筏老人内行，我实在不希望到时候又要去分辩。虽然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有个会使用六分仪、画航线图的人，我们所有的科学报告都是要以此为基础的。

“我认识一个画家，”我告诉赫门，“他是个大块头，会弹吉他，人很有趣。他还上过航海学校，而且在他成天待在家里与画笔和调色盘为伍之前，还曾经扬帆环游世界好几次。我从小就认识他，在家乡时，我经常跟他一起去露营。我写信问问他，相信他一定会来的。”

“听起来他还不错。”赫门点头说，“我们还需要一个会操作无线电的人。”

“无线电？！”我反感地说，“我们要无线电干吗？在史前时代的木筏上装无线电也太说不通了。”

“才不会呢，这是一种安全预防措施，只要我们不拿来发送信号寻求帮助，就完全不会对你的理论造成任何影响。况且，我们还要靠无线电来发送气象动态和其他报告呢。我们反正不能用它来接收海洋暴风预警，一来那么远的海域根本没有预报，而且就算有，对我们这艘小小的木筏，又有什么帮助呢？”

他的论点逐渐说服了我。其实我抗议的主要原因，只不过是我不喜欢什么都是按按钮，或转开关。

“很凑巧，”我承认，“提到用无线电装置进行远程联系，我刚好也有最佳人选，我在战争期间被纳编在通信组，你也懂的，那已经是最适合我的岗位了。嗯，我应该要写封信给诺特·郝格兰和托尔斯坦·拉比。”

“你认识他们吗？”

“认识。我第一次遇到诺特，是在英格兰，那是一九四四年。他因为参与降落伞行动获得了英国政府颁授的勋章，你知道，就是在挪威尤坎的那次重水破坏行动，德国人制造原子弹的努力就此功亏一篑。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才刚从挪威执行另外一项任务回来：原来盖世太保(6)发现他在奥斯陆(7)一家妇产医院的烟囱里装设秘密无线电台，纳粹利用方位测定器找到了他，于是手持机关枪的德军把整栋大楼团团围住，每一个门口都站了卫兵。盖世太保的头目费摩则站在中庭，等着诺特束手就擒，结果反而是他自己的手下一路落败，诺特靠手枪杀出一条生路，从阳台杀到地窖，再从地窖杀到后院，尽管背后追着一连串子弹，他还是翻过医院的墙逃掉了。我是在一座英国城堡里的秘密基地认识他的，挪威已经沦陷了，但那边还有一百多个发报站，他回来是要组建起一个地下联络网。

“而我才刚上完降落伞的训练课程，原计划是去奥斯陆附近的瑞典努德马克伞降，这时苏联军队突然向希尔克内斯区域进发，于是一小队挪威分遣部队从苏格兰被调派到芬马克，从苏联军队手里抢回当地的全部军事控制权。我也被派遣到那里，所以才认识了托尔斯坦。

“那些地方有真正的北极冬天，天空如同穹庐一般，北极光在我们头顶上的星空闪耀，日日夜夜都是一片漆黑。等我们到达芬马克后，只见一片焦土，虽然我们穿着毛皮衣服，还是被冻得发紫，这时一个蓝眼睛、金发平头、活泼开朗的人，从山上一间小屋里爬出来，他就是托尔斯坦·拉比。他先逃到英格兰，然后再偷偷潜入挪威的特罗姆瑟附近地区。此外，他一直藏匿在‘提尔皮茨号’战舰附近，随身带着一套小型发报装置。十个月来，他每天将‘提尔皮茨号’战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传送给英国。一到晚上，他就把他的秘密发报机连接到一位德国军官所安装的接收天线上，将情报传送出来。依靠这些每日情报的指引，英国轰炸机最后摧毁了‘提尔皮茨号’战舰。

“托尔斯坦先逃到瑞典，又从那里逃到英国，然后他利用降落伞带着一套新的无线电在芬马克荒地降落，在德国防线后方安装无线电台。德军撤退时，他发现自己身处我方防线之内，于是他带着无线电装置，从藏匿的地方走出来协助我们——当时我们的无线电总台已经被地雷摧毁了。我敢打赌诺特和托尔斯坦现在已经在家里待得很烦了，一定会很愿意来趟小小的木筏之旅。”

“写信问他们。”赫门提议道。

所以，我各写了一封短笺给艾瑞克、诺特和托尔斯坦，信里头并没有用任何虚伪的说辞说服他们：

我打算搭木筏横渡太平洋，好证明“南太平洋群岛上的居民来自秘鲁”这个理论，你要一起来吗？我不能保证什么，不过可以提供从秘鲁到南太平洋群岛的免费来回旅程，而且你会发现你的技术在航程里大有用武之地。请立即回复。

第二天我收到托尔斯坦发来的电报：

我会来。托尔斯坦。

另外两个人也说好。

至于这个组合的第六个人，我们一会儿考虑这个人，一会儿又考虑那个人，但是每一次都有些不顺利。这段时间，我和赫门也开始张罗给养，我们并不打算在旅程中拿老骆马肉和库马拉马铃薯干维生，因为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们并不想证明我们曾经是印第安人。我们只是意图测试印加手艺的性能和质量、耐航力和载重量，看看是否真的能靠一艘木筏横越大洋到达波利尼西亚。我们的土著先驱当然是依赖带上木筏的肉干、鱼及马铃薯干过活，因为这些食物本来就是他们在岸上的主食。而我们也想试着借由这趟实际的远征，了解他们在大海中航行时能否抓到鱼儿与获得雨水。至于我们的饮食，我打算选用简单的野战口粮，经历过战争，我们已经对这类食物很熟悉了。

刚好在这时候，有一位驻华盛顿挪威大使馆的军事领事助理到任。我在芬马克时，曾在他的连里当副手，知道他是个“火球”，有使不完的精力，遇到任何问题，都宁愿主动出击，全力解决。伯裘恩·罗霍特就是这种怪胎，如果他一路厮杀过去，没有马上看到需要处理的问题，一定会颇感失落。

我写信跟他说明整个状况，然后请他用敏锐的直觉帮我们好好找一找，在美国军队的军用品供应部门中，我们可以和哪个人联络。幸运的话，也许会碰到他们的研究室正在实验新的野外配备，我们就可以帮忙测试，就像我们测试美国空军研究室的设备一样。

两天后，伯裘恩从华盛顿打来电话，他已经跟美国陆军部的对外联络处联系上了，他们想知道我们的计划。

赫门跟我搭第一班火车到华盛顿。

我们在伯裘恩位于大使馆的武官办公室见到了他。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他说，“只要上校为我们写一封介绍信，我们明天就可以进对外联络处了。”

“上校”就是欧托·蒙堤卡斯，他是挪威的军事领事。他是个好性情的人，听了我们的计划之后，就表示非常乐意帮我们写封介绍信。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拿信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说，他最好陪我们去。于是，我们坐上上校的车前往五角大楼美国陆军部的办公室。上校与伯裘恩穿着他们最风光的军事外出服坐在前座，我和赫门坐在后座，透过挡风玻璃仰视眼前高耸入云的五角大厦。这幢容纳三万名职员、拥有十六英里长廊的宏伟建筑物，就是我们与军方“高层”即将进行“木筏会议”的地方。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赫门和我觉得小木筏十分渺小。

经过了无数个坡道和走廊之后，我们终于到了对外联络处的门口。很快，周围出现了一群穿着崭新制服的人，我们围着一张桃花心木圆桌落座，坐镇主持这场会议的，就是对外联络处的局长。

这位出身西点军校的军官，就坐在长桌的尽头，看起来严肃、体格强壮，而且魁梧。一开始他还不太了解，美国陆军部究竟与我们的木筏有什么关联，但经过上校周详的解释，以及在座长官鉴定后的一致支持，就渐渐认同了我们的计划，他开始很感兴趣地读着空军军需司令部设备研究室发出的信。然后他站起来，给部属下了一道精确的命令，要求他们经由合适的渠道帮助我们，接着他祝我们幸运，然后就阔步迈出会议室。当会议室的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一位年轻的上尉在我耳边低声说：

“我敢说，你们肯定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你们的计划听起来就像一个小型军事行动，而且不会对我们的日常公务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也是个好机会，可以好好检测一下我们的设备。”

对外联络处立即安排刘易斯上校在军需处的实验室接见我们，还派了车送赫门和我过去。

刘易斯上校是个身材高大又和蔼可亲的军官，而且很有运动员的架势，他马上把实验部门各单位的负责人叫进来。这些人很亲切、很配合，并当即给我们推荐了许多设备，希望我们可以全面测试一下。他们念出一连串的装备，从野外口粮到防晒药膏以及防水睡袋，各式各样，远远超乎我们的期望。然后他们带我们逛了一圈，我们试吃了包装精致的配给口粮，测试了火柴，发现这种火柴浸过水也一样能点燃，还有新型的普立姆斯炉(8)，以及水桶、橡皮袋和特殊的靴子、能够浮在水面上的厨具和小刀……所有远征需要的东西都有了。

我看了赫门一眼，他像个跟有钱姑妈逛巧克力店的小男孩，看起来乖乖的、一副满脸期待的样子。上校走在前面，向我们一一展示所有有趣的工具，参观结束后，书记员已经记下了我们所需物品的种类与数量。我以为我们已经赢下了这场战役，只想赶快赶回饭店，在床上躺平，并且静静地把所有事情梳理一下。这时高大、友善的上校突然说：“好，现在我们得进去和老板谈一下，能不能给你们这些东西，他说了才算。”

我一颗心沉到谷底，所以我们得从头再来一次滔滔不绝的说服，而且谁知道他会是哪一种“老板”。

我们发现这个老板是个矮小、极度认真的军官。当我们进入办公室时，他坐在书桌后面，用一双锐利的蓝眼睛审视着我们，然后请我们坐下。

“这两位先生要什么？”他严厉地问刘易斯上校，双眼却直盯着我们。

“噢，一些小东西。”刘易斯上校立即回答。他大略地解释了我们要做的事，这位老板也很有耐心地听着，手指动都不动一下。

“那他们回报我们什么？”他不为所动地问。

“这个嘛，”刘易斯上校以安抚的口吻说，“我们希望，也许，他们在这趟远征之后可以写份报告，说明这些新的口粮和设备在恶劣环境中使用的效果。”

这位极度认真的军官坐在书桌后面，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缓缓往椅背上靠去，双眼仍然盯着我们，然后冷冷地说：“我看不出他们可以回报我们什么。”我顿时觉得坐着的皮椅如同一个深渊，而我正向它深深的底部沉下去。

整个房间一片死寂。刘易斯上校用手指摸摸衣领，我们两个则一句话都没说。

“但是，”老板打破寂静，一丝光亮自他的眼角反射出来，他说，“勇气与冒险精神也是一种回报。刘易斯上校，把那些东西给他们。”

我坐在回饭店的出租车上，还陶醉在快乐中，坐在我身旁的赫门开始自顾自地哧哧地笑了起来。

“你不舒服吗？”我焦急地问。

“没有，”他笑着说，一点也没觉得不好意思，“我一直在想，我们得到的配给品中有六百八十四箱凤梨，那是我最喜欢的食物。”

还有太多事情要做，而且大部分事得同时进行，才能让六个人、一艘木筏和其他货物在秘鲁沿海的一个地方集合起来。而我们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又没有阿拉丁神灯可以用。

经对外联络处的引介，我们飞到纽约拜会哥伦比亚大学的贝瑞教授，他是陆军部地理研究委员会的会长。后来，他把所有的昂贵仪器和装备，都提供给赫门做科学测量。

接着，我们又飞往华盛顿，去见海军水文研究所的格洛韦尔上将。这位性情很好的老船长，集合他所有的部属，指着墙上的太平洋海图，把赫门和我介绍给大家。

“这两个年轻人要来这里查查洋流图资料，你们帮帮他们！”

当一切渐渐有些进展之际，英国的卢姆斯丹上校率领的军事使团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我们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顺利成功的概率。我们获得了很多很好的忠告，还拿到一批从英国空运过来的设备，准备在木筏远征中进行测试。英国医官很热情地提供给我们一种神秘的“鲨鱼粉”，如果鲨鱼太嚣张，只要在水上撒一些这种粉，鲨鱼就会立刻消失。

“长官，”我彬彬有礼地说，“这种粉末真的管用吗？”

“这个嘛，”这位英国人微笑着说，“我们也想知道答案。”

时间紧迫，我们不得不舍火车而就飞机、舍步行而就汽车，于是荷包开始逐渐缩水，像个枯萎的标本。最后，把我留着买回挪威的机票钱也花掉了，我们只得到纽约找赞助人朋友解决我们的财务问题。不料，我们在那里碰到了令人吃惊与灰心的问题：财务经理发烧卧病在床，他的两名同事无权处理，必须等他回来上班后才能处理。他们仍然很愿意在财务上支持我们，只是一时之间实在无能为力，需要我们先延后计划。但现在要刹车已经太晚了，一切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不可能突然停下来，只能继续。我们的赞助人朋友同意解散这个联合赞助的组织，好让我们独立而迅速地运作。

结果我们回到了街上，塞满口袋的，依然只有自己的两只手。

“十二月、一月、二月。”赫门说。

“还有三个月零几天的时间，”我说，“但我们必须开始了。”

即使很多事情都不确定，有一件事情我们却绝对清楚：我们的航行是有目标的。我们可不是那些可以坐在空桶里从尼亚加拉大瀑布上面滚下来，或是坐在旗杆握柄上长达十七天的特技演员。

“开弓没有回头箭。”赫门说。

在这一点上，我们深深地同意彼此的意见。

我们是可以得到一些挪威方面的资助，但那还是无法解决我们在大西洋这一边的问题。我们可以申请赞助，但这个有争议的理论实在很难拿到钱，而这正好就是我们必须进行这趟木筏之旅的原因：我们要让这个理论不再具有争议性。然后，我们马上发现，无论是新闻界、私人赞助者或是所有保险公司，都不敢把钱投注在这个他们认为是自杀之旅的项目上。但是如果我们安全而且成功地归来，则又另当别论。

一切看起来都没什么希望，有好几天的时间我们甚至觉得好像在海上漂浮，没办法着陆似的。这时挪威军事领事蒙堤卡斯上校出现了。

“孩子们，你们遇到问题了？”他说，“先给你们这张支票，等你们从南太平洋群岛回来后再还我。”

其他一些人也慷慨解囊，很快，我们获得的私人借款已经绰绰有余，不需要再仰赖任何团体的赞助。我们就要飞往南美洲，开始建造木筏了。

老秘鲁人的木筏是由轻木制成的，这种木头在干燥状态下比软木还轻。轻木树只生长在秘鲁，而且要安第斯山脉上才有，所以在印加时期，水手们会沿着海岸到厄瓜多尔，在太平洋海岸边砍伐轻木树，我们现在也打算这么做。

当代的运输问题已经跟印加时期不同了。我们有汽车、飞机，也可以找运输局，但是事情并没有变得简单一点，因为海关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永远不相信你说的话，乱翻你的行李，如果你幸运地入境了，他们就拿各种盖着印章的表格来刁难你。我们真正害怕的就是这些穿制服的人，因为他们有权决定不让我们轻易地带着装满奇怪物品的大包小包、举起帽子、彬彬有礼地用一口破西班牙语请求入境，然后再坐木筏离开，搞不好我们还会被关进牢里。“不行，”赫门说，“我们一定要有官方介绍函。”

之前解散的联合赞助组织中，有一位朋友在联合国担任特派员，他开车载我们去那里。当我们进入壮观的会议厅时，一位黑发的俄罗斯人正站在巨幅的世界地图前演讲，我们看到各国人员肩并肩地坐在长椅子上安静地聆听，这样的场面令我们震撼。

我们的特派员朋友，抓住一个空当找到秘鲁的代表，之后又找了厄瓜多尔的代表。在接待厅柔软的皮沙发上，他们津津有味地聆听我们的航海计划，知道了我们横渡海洋是要证明在他们境内古文明的人们，是第一批到达太平洋群岛的人。两位代表都承诺要通知他们的政府，并且保证当我们到达他们国家时，会给我们支援。崔佛·利埃(9)经过接待厅时，听到我们是他的同胞，就走了过来，还有人建议他和我们一起上木筏航行，不过他在岸上所面临的巨浪已经够他应付的了。联合国的一位助理秘书，来自智利的班哲明·柯罕博士，他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因为和秘鲁总统有私人交情，还帮我们写了一封信给他。我们还在大厅遇到挪威大使——摩根斯提奈的威尔翰·范·穆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全力支持这趟远航。

于是我们买了两张机票，飞往南美洲。当飞机的四个大涡轮开始一个接一个转动时，我们瘫坐在座椅上，精疲力竭。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如释重负的感觉难以用笔墨形容。现在我们就要飞往探险之旅的出发点了。

(1)轻木：美洲热带生产的一种轻质木材。为木棉科轻木属植物，叶呈椭圆至圆形。

(2)格陵兰岛：北美洲东北部的一座大岛，丹麦属地。

(3)皮船：因纽特人设计的一种头尾相似的小船，与筏艇相像，但除了留一个很小的坐舱外，其余部分全部密封。用可拆卸的防水甲板附在伐桨者身上，将船身造得密不透水。通常用一种头尾相似的桨划行。

(4)特隆赫姆：挪威中部的一个海港，临特隆赫姆峡湾。

(5)主要指西伯利亚北部。

(6)盖世太保：德国前纳粹政府的秘密警察。

(7)奥斯陆：挪威的首都。

(8)普立姆斯炉：商标名称，指一种用来做饭、烧水等的轻便炉子。

(9)崔佛·利埃（trygvelie）：挪威律师及政治家，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任联合国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