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片山哲来了罢，至深夜仍听到他们在欢呼拍掌。

回想了一下，就觉出了他们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这些身为囚犯的人变得那样高兴、生气勃勃？为什么在释放之后，带着管理所送他们的那套管弦乐器沿途吹奏，一直到坐在“兴安丸”上还流着泪向逝去的中国的海岸吹奏着？为什么他们最爱唱“东京——北京”？为什么连每个被判刑的都在反复地说着：“我感激中国人民！”“我悔恨……”

古海这样说，铃木这样说，骂过中国干部的、在病号室耍过无赖的、对控诉人冷笑过的也都这样说。从日本来的信里，常有这样的话：“我从中国知道了应当怎样活着。”“我认识了人生。”“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时，对于祝福我的身心健康与我握手的所长先生，你那手上的温暖是永不会失去的。”……

甚至还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在监狱里根本不学习，他到临走都不曾对中国说过一句感激的话，这个人回到日本之后却寄来了一封信：

……他们一定要说我是洗脑的人，我说出中国的真情实况他们一句也不相信，他们只相信美军必须占领着日本，美国大兵可以侮辱我们的女人……我后悔，为什么我在管理所没有好好学习？我现在感到本事不够和他们斗的……

是的，那些感激中国人民的人，不只是感激中国人民的宽大，他们更感激中国人民给他们认识了许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认识了皇帝是怎么回事似的，他们也明白了军国主义的真相和日本的现实。他们在来信中叙说了美国大兵，他们谈到了少年犯罪数字的惊人，谈到了女人的“胖胖女郎”的命运。在管理所放映过的日本电影《基地的儿童》《战火中的妇女》都是现实。塞班岛的妇女在刺刀逼迫下走进海水，绝望的母亲用双手把自己刚出生的婴儿举到头顶上。美军的基地、坦克压在他们的土地上，美军的飞机玷污他们的天空，美国大兵奸污他们的妇女……这都是他们亲眼看到的现实……

一个回到农村的人，来信沉痛地说：“村中一部分青年变了，有当强盗的，有为了妇女问题而杀人的，有的参加了自卫队，沉溺在酒和妇女的堕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不把门窗关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面是腐败的，电影是诲淫诲盗的多，还有从前时代的戏以及剑道柔道和射击的游戏。儿童做着战争的游戏，对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听从。物资应有尽有，可是穷人是没钱买的……”

他们在中国认识到了真理，他们回去又看到了自己祖国的灾难的真相，他们一明白了这些道理，就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他们到处讲演，讲新中国，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要求民主独立与和平！这个变化是太巨大了。他们何以如此呢？他们受到当局的限制、监视，他们并不畏缩，他们有很多办法对付那些限制，表现了更大的信心。日本当局连他们演出中国的舞蹈都不准，但是他们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红绸舞教给了一个职业歌舞伎座，于是中国的红绸舞和秧歌舞传遍日本全国各地。他们何以有这些办法呢？力量是哪里来的呢？

从妹夫们零星的但是兴奋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在日本发生的许多关于归国战犯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归结出一个事实：他们到处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他们把真理告诉了人民，人民又转而支持了他们，因此，他们有了力量。

有许多人来信叙述他如何被他的家人、亲友、同乡，以及团体、学校邀请去讲一讲他的监狱生活，讲一讲中国的事情。他们讲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情，讲强大起来的中国对战争是什么态度，中国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么。有人怀疑他们的话，有人取保留态度，有人相信他们。越来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对于回去的人的信任。对于回去的人，统治者越不喜欢，人民却是越相信他……

他们一回国便出版了一本书：《三光政策》。那些亲身参与了日本军队在中国暴行的人写下了他们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无人区，如何拿中国人民做细菌武器的实验，如何把活人解剖，如何……这本书第一版五万册，在一个星期里便卖光了！

有几位前军人、退伍的将军们，听了他们一位回国的旧同事的几年生活和感受的陈述后，默然良久，最后说：“凭了我们的良知和对你人格的坚定不移的了解，我们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当然，这些话只能是在屋里说。”

有一个村庄，在听了刚从中国回去的这位同乡说完以后，凡是有什么问题，人们总爱说：“找××去吧。他是我们村里懂得最多的人。”

有一个村庄，他们的刚刚回来的同乡不大爱说话，只是改变过去在家的习惯，乡亲们很诧异这个人为什么对人如今这样和善、爱帮助别人。当知道了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后，他成了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

还有一个村庄，他们拿着“武运长久”的旗子，像欢迎凯旋将军似的欢迎回国的人。但是这个受欢迎的人下了火车，向他的乡亲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讲，结果人们都流下了眼泪，明白广岛的灾难原因，“武运长久”的旗子跌落在地上……

有一个母亲，听她被释放回去的儿子讲述了十多年来的生活之后，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儿子告诉了她。她于是发现了褥垫放得不对头，不应当让双脚朝着这方面，急忙把褥垫倒一个头挪过来，叫头朝着北京——那里是和平与希望。这是一个母亲的希望。

许许多多的战犯的家属——他们许多都是朴素的劳动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们从前有不少给中国政府写过信，要求释放他们的丈夫或儿子，说他们都是无罪的人。后来他们有人要求到中国来看看他们的亲人，他们来了，听了亲人们的讲述，有的听了中国人民在法庭上控诉的录音，他们和监狱里的亲人一齐痛哭了，他们承认了监狱里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们也是上了军国主义的当。

所方担任翻译工作的一位崔科员，他说的一个故事是更有代表性的。在一九五八年全国出现的一次从写文章庆祝建国十周年的运动中，他也写了一篇不曾公开发表的文章（当时各个部门都有自己印行的文集或小报，登载这类作品）记录了这件事。题目是《一封日本来信》。这篇文章虽比我在一九五六年听到的简单些，却更传神些，所以借来摘抄在下面。

这两天，办公室里独我一个人，忙着写一份总结。由于精神过分集中，连有人走进屋来都一点也没察觉。

“老崔，你的信。”收发员小张拍了我一下肩头，把信扔在桌上，转身就走了。

拿起信，一看信封便知道这是从日本寄来的。信封的背面，签署着写信人的名字：荒川文子。日本来信是个很平常的事情，一般说来，只要看看签名便能一下子联想起来信人的一切。可是这个荒川文子是谁呢？我想从记忆中搜寻出这个人的影子，可是想来想去竟没有一点印象。我着急地撕开了信，急急地小声读起来：“这次由于中国人民政府的关怀，管理所各位和崔先生的照顾，使我的老母和我的女儿，与她的亲人荒川武雄做了欢喜的相见。真是太谢谢了。我的老母亲和我的女儿，已经在九月七日从贵国回到家里。老母亲脸上增加了喜悦，逢人就讲她的儿子在中国如何如何的好；我的女儿也比以前更加活泼了，常常欢欢喜喜地把在中国的见闻，一样一样地告诉我：“妈妈！中国人都是好心肠的人，他们都很疼爱我……”

看到这，我知道写信人没有来过我国，她是随祖母来探望父亲的小和荣的母亲。这不由得使我回忆起日本战犯家属来所探望战犯时的情形。

那是一九五四年炎热夏天的一个午后，日本战犯家属一行五十六人，来到了战犯管理所。人群中有两个人很引人注意：一位看样子是年过花甲的老妇人，穿一身古铜色的大和服，一副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头总是轻轻地摇动；依在老妇人身边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穿白色的衣裙，脚穿一双小白鞋，看人时小脖一歪，大眼睛滴溜溜的，活像个“小白鸽”。这一老一小是来看战犯荒川武雄的。

我的任务是给家属们当翻译。她们听完所长对监狱情况的简单介绍后，我把她们引到与战犯会见的地方。

接见时，每一家人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干干净净。房间里有茶桌，并按人数多少摆上了椅子，还给年龄大一些的家属备上了床铺。这位老妇人一进到房间，就被感动了，连说：“没有一点儿监狱的感觉，没有一点儿监狱的感觉。”

他们一见面感情都很激动。战犯荒川武雄刚一进门，他母亲扑过去，又惊又喜，呆若木人。荒川抱住他的母亲，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想一定隔着铁窗说话的。”母亲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谈话是这么自由！”她又上下打量儿子健壮的身体说，“你是这样的健康。”

“妈妈，从报纸上看到登载你的名字，我真高兴。”儿子激动地说，“妈妈，可是被我杀害的中国人再也不能见到自己的母亲了。”儿子哭了起来。

“你的姐姐、侄子，都是一九四五年在广岛被美国原子弹炸死了……”老人只顾抹眼泪，好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可是又哽住了。

母子俩陷入沉痛的回忆中。“小白鸽”给惊呆了。

当我第二次来到这个房间时，正赶上日本记者在这里访问。只听荒川向记者说：

“……对中国政府不知怎样感谢才好。过去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我的姐姐和侄子……这无疑等于我参与杀死了他们。”

“你如果回国后，打算做什么？”记者问他。

“坚决反对侵略战争，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我的余生。”荒川回答。

显然，这位记者不愿意再听下去，转身向外走去。

“记者的职责是真实报道，我希望你们回去后要真实地报道这里的情况。”荒川高声对记者嚷道，而后转身把母亲拉到我的面前，介绍说：“这位先生姓崔。”

“你们教育了我的孩子，比我这做母亲的还好，实在太谢谢了。”他的母亲用感激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点头鞠躬，嘴里不停地叨念着最后这句话：“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荒川给我解释说，刚才给他母亲讲述了他在中国所犯的严重罪行，无论根据什么法律也要判处死刑的，可是中国人民不但没处死他，还耐心地教育他认罪。又说那一次得了重病，生命有危险，管理所及时给他医治，使他恢复了健康。中国人民给了他生命，中国人民是他的再生父母。他母亲听了以后，遥向北京叩了头。

“中国人顶好，管理所先生顶好。”他的老母亲这时无拘束地笑了，感激地说。

“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要我们这样做的。”我这样向她解释。她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共产党顶好，毛泽东顶好。”

这个“小白鸽”呢，也歪着脖用天真的敬慕的眼睛看我。

半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我们用汽车从宾馆把战犯家属接来看电影，看完电影已九点多钟了。我随着人群顺着走廊往外走。走廊上有稀疏的灯光，外边天空更显得墨一样的黑。借灯光望去，外头正下着小雨，微风拂柳梢，雨水轻轻地洗涤着园里的菜蔬，菜叶儿显得又大又绿。我默然预想着合作化高潮后的第一个丰收景象。

“崔先生看电影了？”听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战犯荒川的母亲在唤我。还没有等我回答，她又接着说下去：“一幕一幕的杀人，太可怕了。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儿子在中国杀人、放火的情形。这些战犯统统的刽子手，想不到的，太可恶了。”老人的心情是激愤的。随后她的声音又充满了感激：“中国政府，彻底地叫他们认识错误，是完全应该的。我相信我的儿子在你们的教育下，会变成诚实、正直的人，太感谢了。”

“小白鸽”走在她祖母的身后。我问她：“看懂电影没有？”

“爸爸是坏人。”她回答。说着低下了头。

我抚摩着她的柔软的头发说：“相信他吧，他是会改好的。”这是个很聪明很可爱的孩子。每逢见到我们时，便老远就喊“中国叔叔”，然后跑到我的身边，问这又问那。有一天她看见在监狱附近的空地上，一群小学生们在欢乐愉快地游戏，唱着《东方红》和《少先队员之歌》，有的小孩子的脖上还系着鲜艳的红领巾，她便把她那粉红色的纱巾系在脖子上，还非叫我教她唱歌不可。真没想到，在战犯家属们临别的晚会上，这孩子在台上唱了两支歌：一支是《东京——北京》，一支就是《东方红》……

我继续看下去：

“我的老母亲，已经向我们的亲人们作过好几次报告了。昨天，在一个院落里，居民们聚集三十人，一定要听一听关于中国的事情。母亲又给他们讲了两小时。

“我的小女儿也总是跟着她的奶奶去，遇到熟人就讲中国人如何好啦，士兵给她糖吃啦，又是和管理所中国叔叔一块唱歌一块跳舞啦。她还跟我说：‘还要到中国去，这回妈妈带我去吧！’我自己呢，也在积极地参加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促进中日友好的斗争。明日我就去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游行。我立誓要把和荣抚育成为一个为保卫和平而战的健全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