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真到了出发时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着，看祭祀长桥本虎之助捧着那个盛着“神器”的包袱，上了头辆汽车，然后自己进了第二辆。一个长长的汽车行列走出了“帝宫”。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建国神庙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

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沟的路上，火车走了三夜两天。本来想从沈阳走，为了躲空袭，走的是吉林——梅河口的路线。两天里只吃了两顿饭和一些饼干。沿途到处是日本兵车，队伍不像队伍，难民不像难民。在梅河口车停下来，从车窗的布帘缝隙里，我看到车站上布满了日本宪兵，正疑惑间，关东军司令官山田来到了车上。他向我报告日军打了胜仗，击毁了多少苏军飞机和坦克。在吉林站上，在瞬息间车站站台给我看到一副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妇女和孩子叫嚷着拥向火车，向拦阻她们的宪兵哀求着，哭号着……在站台尽头处，一个日本士兵和一个宪兵两人厮打着……

大栗子沟是一座煤矿，在一个山弯里，与朝鲜一江之隔。清晨，白雾迷漫着群山，太阳升起之后，青山翠谷，鸟语花香，景色极美。当时在我眼里，这一切都不过是灰暗的。我住的地方是日本矿长的住宅，有七八间房，这种日本式房间都不能很好地隔音，成天闹哄哄的。

八月十三日到了这里，过了两天惊惶不安的生活，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我的奴才相并没有因此告终。

当吉冈告诉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我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了几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冈也随我跪下来，磕了一阵儿头。

磕完了头，吉冈愁眉苦脸地说，日本关东军已和东京联系好，决定送我到日本去。“不过，”他又说，“天皇陛下也不能绝对担保陛下的安全。这一切要听盟军的了。”

我认为死亡已经向我招手了。

张景惠、武部六藏和那一群“大臣”“参议”找我来了。原来还有一场“退位”的戏要演。他们拿来了那位汉学家的新手笔——我的第五号退位诏书。还是由当年做代表拥戴我的张景惠交给了我，我照着念了一遍。诏书的字句我全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这件事：这篇诏书原稿上本来还有那少不了的两句“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的保佑”，可是叫桥本虎之助看出了不妥，苦笑着给划掉了。桥本任过守护天皇的近卫师团长，后来又做了守护天照大神的祭祀长，他是最了解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了。

我念完了“退位诏书”，就像要溺死的人抓稻草似的，当着吉冈的面，又跪在地下，向天空念念有词：“我太对不住天皇陛下了！尽管我退了位，我仍和日本一心一德！”

我又打了自己几个嘴巴……

我假如知道，这时我的身价早降在张景惠那一批人之下，心情一定更糟。日本人在决定我去东京的同时，布置了张景惠和武部六藏回到长春，安排后事。他们到了长春，由张景惠出面，通过广播电台和重庆的蒋介石取得了联系，并宣布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蒋介石军队接收。他们打算在苏军到达之前，尽快变成“中华民国”的代表。但没有料到苏军来得如此神速，而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军队也排除了日军的抵抗，逼近了城市。苏军到了长春，他们迎接到的第一位苏联指挥官说了一句：“等候吩咐吧。”张景惠他们以为维持会被承认了，不禁对苏联又产生了幻想。张景惠回家对他老婆说：“行啦，这又捞着啦！”不料第二天，苏联军官对“邀请”来的伪大臣们宣布道：“都到齐啦，好，用飞机送你们到苏联去！”

八月十六日，我的周围全换上了日本兵守卫。随我来的一连护军被缴了械，因为这里的日本人听说在长春的护军已和日军发生了冲突。这时吉冈通知我，明天就动身去日本，我当然连忙点头称是，装出高兴的样子。

吉冈叫我挑选几个随行的人。因为飞机小，不能多带，我挑了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随侍大李。“福贵人”哭哭啼啼地问我：“我可怎么办呢？”我说：“飞机太小，你们坐火车去吧。”“火车能到日本吗？”我不假思索地说：“火车能到。顶多过三天，你和皇后、二格格他们就见着我了。”“火车要是不来接呢？我在这里一个亲人也没有呀！”“过两天就见着了，行了行了！”

我心乱如麻，反复思索着如何能逃脱等着我的死亡，哪还有心顾什么火车不火车呢？十七日早晨动身时，我又当着吉冈的面，向告别的家人和“官吏”们讲：“我在满洲国没干好，我对不住天皇……”

但是我也知道，这些话早把吉冈耳朵磨出了茧子，必须换些新的。这时我一眼看见了向我举枪致敬的日本兵，于是我突然走近一士兵，做了一个拥抱姿势。这个举动给吉冈的印象如何，我不知道，我却听见那个日本士兵的嗓子眼咕噜咕噜直响。

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这也要看是什么人。有的人，在死亡临头时，是“其形益丑”的。

飞机飞行的第一个目标是沈阳，我们要在那里换乘大型飞机。从通化出发的我们分在两架小型飞机里，和我在一起的是吉冈、桥本、溥杰和一名日本神官（随桥本捧“神器”的），其他人和一名日本宪兵在另一架上。这天我先到了沈阳机场，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着那另一架飞机。

等候了不久，我忽然从窗口看见天空出现了大批机群，接着是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先头的飞机盘旋了一下，低头下降了，接着又是一架，又是一架。着陆的飞机一停下，马上从里面走出一队队的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他们走下飞机，立即将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不大的时间，机场上到处是苏联的飞机，也到处是苏联的军人。这是苏军受降的军使来到了。

这时我的心情，觉得平稳起来。我明白，我可以不去日本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跟着第二个念头是：日本人看他们把我带走的计划失败，会不会趁现在苏联人未进门，先把我杀了？

这时，迟到的那架飞机也来了，我的妹夫侄子们到了我的身边，只有吉冈等日本人不在这里。我蓦地把身上的手枪掏了出来。家人们看见我这举动还以为我要自杀，就要上来夺，我忙向他们摆摆手，布置他们都掏出枪来，分别站在门口和窗口防备日本人。这样一直到旋梯口的日本兵也被缴械，换上苏联兵站哨时为止。

一个苏联兵士走进来，看看我们都站着，他做了一个手势，让我们坐下。我看他好像找水，就亲自倒水给他。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给别人倒水喝。我当时还以为人家和我一样，时时防备别人下毒，因此我倒了两杯，打算自己喝一杯，以示无妨，可是不等我喝完，他已经喝完了那一杯。

这时，那个桥本虎之助慌慌张张跑进来，直奔那堆和他形影不离的神器，伸手一掏，把那个天照大神的铜镜掏出来，鬼鬼祟祟地掖在怀里，又慌慌张张地出去了。后来，据一个苏联军官说，他从桥本身上检查出了这个铜质的镜子，莫名其妙，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桥本也不肯说明，在一旁急得手舞足蹈，又想要回，又不敢动手去夺，围着那军官直转。那军官后来明白了这不过是一面镜子，就扔还给他。

我们在屋里待了不久，吉冈和桥本陪着一位苏联将军进了屋子。这个将军朝我笑笑，和我握了一下手，就靠近一张圆桌子坐下来了。

原来桥本还会俄文，他和溥杰俩人，成了我们一俄一日的翻译，他们俩人和吉冈也随苏军将军围桌而坐。我独自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听他们开始了谈话。

吉冈后背正冲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只听他说话声音直哆嗦。溥杰后来告诉我，吉冈的脸色苍白，说话时满脸是泪。他简直是用哀求的声音向那位苏联将军说：“请允许让溥仪，随我们一同到日本去吧……”

溥杰把这话一翻译完，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腔子来。我很想说我不去日本，又怕开口之后，苏联军不理，反而答应了吉冈的要求，那么我到了日本更要倒霉。我急得没法，只好在吉冈的背后，向苏联将军又打手势又努嘴，想叫苏联人明白，我不赞成吉冈的话。苏联将军对吉冈的要求和我的哑谜全无反应。等吉冈说完，桥本翻译完，他宣布道：“所有的人，今后的一切行动，须全听从苏军的命令。”

这一下子，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吉冈却低下脑袋，再也不发一声。

将军站起了身，又和我握一下手，走了。

过一会儿，又进来一位将军，还带进不少的苏联军官。这位将军宣布道：谁有武器，就交出来。我们立刻把手枪、子弹都拿出来，放在桌上，由苏联兵收了去，也没有搜身。我的侄子给我携带的一只盛着珠宝首饰的大黑皮箱，也没有检查。

这时吉冈、桥本在门外，向里面伸头探脑，想进又不敢进，不进来却又像对我舍不得撒手。我想向苏联军官们暗示一下：“那里还有日本鬼子，你们快带走吧。”我没法子说话，就向他们挤挤眼示意，可是没有人理。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大概以为我是和他开玩笑，也向我挤挤眼。我干着了一阵儿急，也没办法。

后来我们被领出去搭乘苏联的巨型运输机。在飞机降落休息时，我看见了有一位少将在那里散步，我走到他跟前，想试一试能不能交谈。我用英文问了他好，巧得很，他也会说英文。他问明了我的身份，很有兴趣地和我交谈起来。我的英文很不够用，也凑凑合合表示了我的意思：我不愿意和日本人在一起，希望能把我们分开。他答应可以为我向上级转达，就去了。

这时，过来不少苏联兵。我一看，里面还有中国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是蒋介石的人，后来听他们说，才知道是苏联籍的汉族人和其他东方民族的人，都是苏联军队的军官和兵士。有的还和我握握手，很好奇的样子看着我。我们言语不通，互相瞧着打手势的时候，那个少将请示回来了，笑道：“你看，苏维埃的兵士和皇帝握了手了，哈哈。”

他告诉我，我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准许。他说：“由你叫吧，你叫谁谁就跟你一起。好，开始！”

我把我们那一堆中国人一个一个地叫了过来，中国人都过来了，可有个日本宪兵，也偷偷摸摸地想混过来，我发现了，忙嚷道：“他不是！他不是！”

于是，这家伙又给苏联士兵赶回去了。吉冈安直远远站在那里，瞪着眼。

这天晚上，苏联军官把我们送到苏军的一个临时医院（中国人开的）里，休息了一夜，次日上午便从通辽乘飞机飞往苏联。

(1)伪满大汉奸及其职务：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军政部总长张景惠、财政部总长熙洽、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司法部总长冯涵清、文教部总长郑孝胥（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兼）、吉林省长熙洽（兼）、黑龙江省长程志远（兼）、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院长于冲汉、最高法院院长林棨、最高检察厅厅长李槃、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兼）、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参议府参议张海鹏、袁金铠、罗振玉、贵福、执政府秘书处处长胡嗣瑗、执政府秘书处秘书万绳栻、商衍瀛、罗福葆、许宝衡、林廷琛、内务处处长宝熙、内务官特任张燕卿、金璧东、王季烈、佟济煦、王大忠、商衍瀛、警备处处长佟济煦、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国务院秘书官郑垂、国务院秘书官郑禹。

(2)伪执政府起先用的房子是前道尹公署，后来迁到前吉黑榷运局的地方，将办公楼起名为“勤民楼”，住的地方名为“缉熙楼”，伪帝制以后，又在空地上盖了一座黄琉璃瓦的楼叫同德殿。后来，又要另起宫殿，因战时财政困难而停建，这就是解放后完工的地质宫那座建筑。

(3)据说熙洽这天回家怨气难消，把张燕卿和谢介石这两个心腹叫来，硬充好汉地说：“咱满洲国建国，用不着关东军机密费，你们把我这三十万元退回给他们去！”可是谢、张二人每人分了十五万元下了腰包。熙洽当了战犯之后，才知道这件事。

(4)伪满于一九三九年参加了日德意三国于一九三一年订的“防共协定”，这就是所谓盟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伪满建交的国家又有了日本统治的南洋各傀儡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