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干涉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发展了迟眠晏起的习惯，晚上总要后半夜，甚至过三点才睡，早晨要十一点起来，每日两餐，早餐在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一两点，下午四点到五六点睡个中觉，九至十一点吃晚饭，有时十二点吃晚饭。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迹象越来越明显，我也越是恐怖，我害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下，我对外是越加积极看日本鬼子的颜色，谄媚逢迎，对内则是脾气越加暴躁，动辄对家人佣人打骂。同时，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佛神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蹋坏的身体，越发虚弱，因此又拼命地吃药打针。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的昏天昏地、神神癫癫的生活。

如果倒溯看一看，我的残暴、多疑的性格，早在紫禁城时代就种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又发展了一步。如苛待佣人，在天津就订过这样的“家规”：

一、不准彼此随便说话，以防结党营私。

二、不准互相包庇袒护。

三、不准舞弊赚钱。

四、当同事犯有过错时须立即报告。

五、上级对下级犯过的人，须在发现之后立即加以责打。如果放任看管，罪加一等。

因为我的性格中，既有统治阶级所具有的冷酷无情、残忍凶暴的一面，又有一种害怕因果报应，极其浓厚的迷信思想。所以，在定好这些杜渐防微的种种条款后，还在后面附加了一项预备好的誓词，叫他们对天盟誓。誓词是：“如果我违背了上述规则，甘心承受‘天罚’，定让我遭‘天打五雷轰’的恶报！”

到了伪满以后，我在狼的面前是羊，在羊的面前却是只狼。在我的大门内，我的残忍暴虐行为，越发有了发展，例如除了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又有了“灌凉水”“跪铁链”“过电”“站木笼”之类的刑罚。打人的花样也很多，最常用的是叫别人代替我打。受到这种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两个，而是全体在场的人。在动手打的时候，必须打得很重，否则我便疑心他们朋比为奸，可能临时转移目标，让所有人改打这个不肯使劲打人的人。有时，我心里不高兴，对屋里的人都不满意，我就下令叫他们都跪下，成一环形，命令他们彼此互打耳光。

我的打骂对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那时我有七八个侄子，在宫里念书，这原是我培养自己亲信的意思，这些学生同时又是陪我说说话，伺候我的人。可是我一样的打骂他们。他们那时最怕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这就是说，要叫这个人到楼下挨打去。

至于每次打人的原因，说起来更使我无地自容，除了说明我的蛮横、狂妄暴虐和喜怒无常的可耻性格之外，实在不能说明别的问题。有一次，一个童仆在我的椅子坐了一下，别人根据我订立的家规，把他告发了，我立即大怒，认为是冒犯了我，就命人重重责打了他一顿。其实，我这个宝座，不是我也坐得心惊肉跳吗？

在长春，我时犯痔疮，买了不少坐药。有个小侄子见到这种药很稀奇，无意中说了一句“很像个枪弹”，立刻触了我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我没有直接下令责罚，却叫别的侄子们给了他一顿板子。

在我这种统治下，境遇最惨的是一批童仆，这是我的“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从长春的一个所谓慈善团体要来的孤儿，大约有十几个。他们的父母大都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杀，把他们遗了下来，日本人怕这些后代记仇，便叫汉奸政权用慈善团体名义收养了他们，把他们完全改了姓名，进行奴化教育，同时又用奴役劳动摧残他们。这个慈善会的孤儿，在种种折磨下，很少有活得长的。这些孩子听说被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有的还抱过很大希望，认为生活一定能比慈善会里好些，事实上不但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是更糟。他们在这里，被看做最低贱的人，任何人——包括男仆和女仆——都可以随便打他们，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白天干，晚上还要坐更守夜，吃的是最坏的高粱米，因为干活常误了饭，饭总是凉的，有时不管吃完没吃完，又被叫去干活，所以也总吃不饱。衣服是破烂不堪，成年不给他们洗澡，虱子会自动从破衣服里掉在地上。冬天因为又冷又饿，有的孩子在暖气管旁打扫，不知不觉地伏在暖气上睡着了，把皮肤烤焦了也不知道。挨打是比吃饭还容易的事，干活睡觉要挨打，扫地不干净要挨打，说话大声要挨打，被心里不高兴的男仆人（被称为随侍的）们碰上，也会打他们出气。为了处罚他们，负责管理他们的“随侍”还预备了禁闭室和设有木笼、铁链、电刑等刑具的刑室。这些被日本鬼子杀了父母的孤儿，在我的这个汉奸窝里的折磨下，长到十七八岁还是矮小得像个十岁的孩子。

有一次，一个专干打扫的童仆，因为经常吃不饱，饿得跑到我的厨房里拿点东西吃，也是挨了一顿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