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发生了“日满密约”的事件。

这个密约的内容，我在前边已说过了。使我难忍的并不在于祖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丧失，而是它不啻证明我这元首根本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这个密约是八月七日由郑孝胥为代表和本庄繁签订的，过了一个多星期郑孝胥才拿来给我看，叫我承认。

“为什么你早不拿来？”

“这都是不关紧要的事。板垣在旅顺不是早提出过吗？”

“什么早提出过？就算提出过，就不该先问问我吗？”

“板垣说过，要是早送上来，免不了叫胡嗣瑗这些人多嘴添麻烦……”

“我这个执政还算不算哪？”我拍了一下桌子，心里恨透了板垣，但我更恨这秃头。

如果是在紫禁城里，我这一拍桌子等于是“跪下”的口令。可是现在这秃头面不改色地冷冷地答道：“这也不是正式条约，等日本的正式大使武藤来了还要订立正式的。本庄这次调职，走得也太急……”

“走开，走开！”

郑孝胥一走开，胡嗣瑗就来了。

胡嗣瑗这时是我最信任的人。胡嗣瑗是“执政府”秘书处长，算是在我身边为我个人服务的差事，出了我的家门他也没有任何权力，地位是和郑孝胥比不上的。他的最大兴趣就是要弄倒郑孝胥和劝我向日本人争权。在郑孝胥拿来密约前不久，我们就听说本庄要调职回国，接替他的是武藤信义，与这消息同时传来的是日本将要承认“满洲国”，武藤兼日本大使。这给了我很大的希望，认为本庄之走和武藤之来，形势很可能发生变化，既然日本承认这个国家，一定能“平起平坐”地谈一谈。根据胡嗣瑗的意见，我派了两个人到日本，先和武藤以及天津时代的熟人香椎浩平和日本陆军总参谋长直崎这些军部人物联络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给张园做过法律顾问的律师林廷琛，一个是叫蔡法平的台湾人，都是胡嗣瑗给找来的。他们带去了我向武藤等人提出的几点要求，主要是以下几条：

一、执政府依组织法行使政权；

二、改组国务院，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

三、改组各部官制，主权归各部总长，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

四、练新兵，扩编军队；

五、立法院克期召集议会，定国体。

总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求用人权和改帝制。这都是胡嗣瑗给我出的主意。据他讲，他在东京有个叫徐丙的台湾籍朋友，和日本军部要人都有交情，通过这条路线活动，是很有希望的。正好我和郑孝胥发过脾气，胡嗣瑗就来告诉我，林廷琛和蔡法平来了信，消息非常之好，甚至帝制问题都大有希望。我于是更认为一切坏事都是郑孝胥干的，除了板垣，别的日本人并不坏。我的腰硬起来了。我又接受了胡嗣瑗的意见，决定免去郑孝胥国务总理职务。

郑孝胥也知道了我的打算。他先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向我告老辞职。我心里明白，这是奕劻从前对付我父亲的办法，但我有了东京的“好消息”，并不怕他。我说：“你也到了休养的时候，我也不好留你，那么，你推荐谁来继任呢？”

秃头的脸上变了色，我心里非常得意。不料他看我一点儿不挽留他，又变了话：“孝胥的意思，上头没有明白，是请上头给几天假……”

我想，你请假也好，你一走，我就派别人顶你。

我准了郑孝胥的假，立刻派胡嗣瑗去找臧式毅，授意给他，要让他当国务总理。这位臧式毅比我和胡嗣瑗聪明得多，他知道我这执政的命令的价钱，没有关东军说话，他答应了我只有找麻烦，就拒绝了。为了拉住他，我又叫他去代理国务总理，可是不等他表示态度，郑孝胥赶忙销了假，回到他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我还没想出进一步的对策，他的儿子郑垂找我来了。他没有提他父亲的事，却先从更叫我生气的问题谈起。

“听说上头等武藤来，就要提出由满洲人主事，各部权力归满人，这件事要三思呵！”

“这有什么三思的？日本人都同意了，你倒不同意？”

“不是郑垂不同意，只怕日本人不同意。”

郑垂见我不高兴答理他，笑了一笑，接着说：“如果真的把权力全拿到满人手里，就怕各部长官驾驭不了吧？”

我听了这话，心中大怒。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从他父亲起到各部总长只不过听命于日本人，而不是我这个“真龙天子”。

“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愤然站起来，走出我的“执政办公室”，不想再看见他那张可恶的笑脸。

我回到了“缉熙楼”，晚饭摆上来了，我不想吃，只是气愤地在地上来回走，寻思着撵走郑氏父子的方案。我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和武藤的会面上。

九月间，武藤来了，比武藤早到一步的是去东京活动的林廷琛和蔡法平。他们带来的消息还是那样美妙，说除了取消总务长官问题尚待研究之外，其余都不成问题。因此举行了日满议定书签字仪式之后，我单独和武藤会面的时候，我抱着很大希望正式地把那几项要求提了出来，在改组国务院那一条，我要求首先把郑孝胥免职。

武藤是日本大正时代晋升的陆军大将，做过参谋本部次长、教育总监、军事参议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率日军占领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他这次以大将资格来东北身兼三职——关东军司令长官（从前都是中将衔）、关东厅长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设在辽东半岛的殖民总督）和“驻满洲国大使”，到任不久就晋升为元帅，是这块土地的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报纸称他为“满洲的守护神”。在我的眼里，这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头确实像一个神似的那么具有威灵。当他十分有礼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时，一种得天独厚、求必有应的感觉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等我把话说完，他很礼貌地回答道：“对于阁下的意见，我必带回去认真地加以研究。”

他带走了胡嗣瑗写的那几条要求。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不见他的研究下文。

按规定，我每月有三次和关东军司令兼大使的会见。第二次会见时，我催问他研究的结果，他仍是说：“研究研究。”

研究的最后结果，驹井德三拿了一百万元的酬劳费下台去了，但另一个日本人坂谷希一又接替了他的职务，官衔虽然由总务长官降低为总务厅长，名义上位于各部长之下，而实际权力和从前一样。国务总理也仍然是郑孝胥，只不过他的儿子郑垂被免去国务院秘书官之职，给了个航空会会长的名衔。此外，可以说是一点儿没有变化。

过了不久，胡嗣瑗被“升”为参议府参议，实际是把他从我身边调走。后来，日本人索性请他退休，连生活也弄得非常困难，我只好每月供应着他。胡嗣瑗这一调走，我立刻又想起了熙洽和荣厚的遭遇，就再也不敢向武藤询问他的研究结果。从此，每次和武藤见面，只有陪他谈佛学、讲天气；每次听郑孝胥的国务报告，就只有点头、“裁可”。我又明白过来：这是保持尊严和安全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