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有一张俊秀的脸庞，鼻子小巧而笔挺，一头直发用银色别针向后别住，拢在耳后——自我记事起，她一直这么扎头发。可惜的是，我遗传了父亲乱糟糟的头发。如果它们再长那么半英寸，就会完全炸起来，让我看起来像触电了似的。
我母亲的外工字褶裙、没有图案的衬衫、低跟鞋，乃至身上的一切，无一不代表着她作为医生妻子的声望。她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去遛狗都要带手提包。
只消煮个鸡蛋的工夫，她就能安排好一场十二个人的晚宴。不仅如此，她还擅长组织游园会、校园节日、教堂庆典、慈善募捐会、桥牌锦标赛、旧物销售会、步行马拉松、洗礼仪式、婚礼和葬礼。虽然她擅长做这么多事，但在生活中，她从不会把支票簿上的账目结平，不会做投资决策，也不会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她把这些事情通通交给了我的父亲。
每当我回想母亲的一生，我总深感惋惜，她本来光明的前途，却被她弃如敝屣，一身才华没有施展。十八岁那年，她拿到了卡迪夫大学的数学专业奖学金。二十五岁那年，她发表了一篇震惊全美各大学的论文。她干了什么呢？她嫁给了我的父亲，安顿了下来，过上了循规蹈矩的生活，做出了无数妥协。
我总是爱想象她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春”，跟一个来自希腊的侍者私奔了，或者在写一本热辣的言情小说。我想象着，有那么一天，她会突然抛掉她的谨慎、自律和得体的举止，在雏菊田里光着脚翩翩起舞，或者徒步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这些都是很美好的想法，总比想象她日渐衰老，余生只能听我父亲对着电视嚷嚷个不停，或者听他大声朗读写给报社的信要美好得多。
他现在就在写信。和我们待在一起时，他只读《卫报》，而那份“斗牛士的红布”——他是这么称呼它的——足够给他提供写上十几封信的素材。
我的母亲在厨房，和朱莉安娜一起，讨论着明天的菜单。昨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决定把周日的午餐弄成一场家庭聚会。我的两个姐姐也会出席，她们的丈夫以及闷闷不乐的孩子也会来。能逃过这一劫的只有丽贝卡。她在波斯尼亚为联合国工作。上帝保佑她。
这周六早晨，我有诸多杂务要干，其中一项是把成堆的水暖器材从前厅搬到地下室。然后，我还要去耙树叶，给秋千上油，再去本地汽车修理厂买两袋煤回来。朱莉安娜要去商店购置食物，查莉跟她的祖父母去牛津街看圣诞彩灯。
分配给我的另一项杂务，是去买一棵树——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修剪匀称的圣诞树，永远只存在于广告里。如果想在现实生活中找一棵一模一样的出来，那就免不了要大失所望。现实里的圣诞树，要不向左歪，要不向右歪；要不就是树根位置太茂盛，要不就是树冠位置太凌乱；要么有的地方光秃秃的，一片叶子都没有，要么两边树枝太疏或太密，看起来怪怪的。哪怕奇迹降临，真的让你找到了一棵完美的圣诞树，你也放不进车里，等你把它绑在车顶行李架载回家时，树枝早就不成样子了，断的断，折的折。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树拖进家门，满嘴松针，汗流浃背，等来的却只有那个叫人抓狂的、流传了无数个圣诞节的问题：“你就真的买不到比这更好看的吗？”
寒气把查莉的脸蛋冻得粉粉的。她的胳膊上挂着几个抛光纸袋，纸袋里装满了新衣服，还有一双新鞋子。
“我买了高跟鞋，爸爸。高跟鞋！”
“有多高呀？”
“就这么高。”她拿拇指和食指比出一个距离。
“我还以为你是个假小子呢。”我逗她。
“我没买粉色的，”她一本正经地说，“也没买裙子。”
上帝翘首以盼的私人医师给自己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看到我的母亲光顾着跟朱莉安娜聊天，没有给他送上冰块，他大动肝火。查莉激动地打开纸袋。她突然停下动作。“这棵树！太好看了吧！”
“很好看吧。我找了三小时。”
我可不能把真相告诉她。其实，这棵树是我托一位朋友找的，他在白垩农场路上的希腊熟食店里工作，介绍了一个专门卖圣诞树的人给我，说这个人把圣诞树放在他那辆三吨重卡车的后车斗上卖，“半个伦敦的人”都过来买。
这桩生意怎么听怎么像骗钱的勾当，但这一次，我豁出去了。我的目标是买到一棵完美无瑕、堪称模范的圣诞树，结果还真给我买到了——这棵金字塔状的圣诞树散发着松木的香气，树干笔直，树枝分布均匀。
回到家后，我一直在客厅里来回走动，对着这棵树赞不绝口。我把“这棵树很好看吧？”说了一遍又一遍，末了还等别人附和我，朱莉安娜已经有点受不了了。
上帝翘首以盼的私人医师在向我阐述，他针对伦敦市中心交通拥堵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而我在等他对这棵树发表评论。我不想催他。他说伦敦西区应在每天指定时间内禁止货运卡车上路。说完这个，他又开始抱怨，商场里有些顾客走得太慢，认为商场应该弄一个快慢道分流系统。
“我今天买到了一棵树。”我实在等不下去了，于是打断了他的话。他陡然住嘴，回头看了看。他站起来，更加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在树的两边走来走去。接着，他往后一站，认真观察树形对不对称。
他清了清喉咙，问：“没有比这棵更好看的了吗？”
“有！有几十棵比它好看的！不对，有几百棵！这棵是长得最差的，垃圾货色，难看至极。我看着都替它难受，才把它买回家。算是收养了一棵毁了容的圣诞树吧。”
他满脸惊讶。“也没那么糟吧。”
“你真他妈的不可理喻。”我咕哝了一句，再也不想跟他待在一个房间。为什么纵使我们已经头发灰白，还有一笔像第三世界债务般等着我们偿还的按揭贷款，我们的父母却总能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躲进厨房，给自己弄了一杯金汤力，拿起杜松子酒瓶猛地往杯里倒，洒得整个吧台都是酒。我的父亲才来了十小时不到，我就已经要借酒消愁了。但至少，增援明天就会抵达。
在我童年的噩梦里，我总是在奔跑——想摆脱一只怪物，或者是染了狂犬病的狗，或者是一个壮得像英式橄榄球队里的二排前锋，没有门牙，长着菜花耳的尼安德特人。我总会在被抓住前的那一刻惊醒。醒来后，我还是会害怕。噩梦的可怕就在于此，因为恐怖的事情并没有结束。醒来时的那一瞬间，我们置身半空，或刚好在炸弹爆炸前一秒，或在众目睽睽下赤身裸体。
我已经在黑暗中躺了五小时。每当我想着一些开心的事，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我就会一下子胆战心惊地惊醒。这感觉就好像看一部烂得叫人发笑的恐怖片，哪怕再蹩脚，也总有那么一两个画面，能把你吓得魂不附体。
大多数辗转反侧的夜晚，我都在努力不去想博比·莫兰，因为一想起他，我就会想起凯瑟琳·麦克布赖德，而我不想涉足有关她的回忆。我寻思，博比会不会被拘禁了，他们是不是在监视他。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一辆窗户不透光的货车停在他家外面的场景。
人是感觉不到自己被监视的——除非发现了什么线索，或者注意到了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博比在这方面异于常人。他会留意身边的种种迹象。一个精神病患者会相信电视在跟他说话，他会问自己，为什么路边有工人在修电话线，为什么家外面停着一辆窗户不透光的货车。
或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阴谋论者坚信，政府暗中搜集着所有公民的私人资料。如今，新科技满天飞，说不定鲁伊斯只需要往计算机里输入博比的名字，就能访问博比的私人数据，找到他想要的一切。
“别想那么多了。睡吧。”朱莉安娜耳语道。每当我有烦心事，她总能察觉出来。查莉出生后，我就没睡过一晚好觉。过了一段时间，睡不好觉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如今，我得了这个病，要吃药，就更加睡不着了。
朱莉安娜侧身躺着，被子裹在大腿间，一只手挨着脸放在枕头上。查莉睡觉的样子和她一模一样。她们睡觉时几乎不发出声音，动都不动。仿佛她们不想在梦中留下脚印。
周日早晨，房子里充满了厨房飘来的香气和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聊天声。我本来要去生好壁炉里的火，打扫前门台阶，但我没有，而是偷偷去了趟报刊亭，拿了份早报。
我回到书房，把增刊和杂志放到一边，看报纸上有没有报道凯瑟琳的事。正当我准备坐下来时，我注意到，查莉鱼缸里养的一条凸眼金鱼漂在水面上，翻白肚了。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这是金鱼在耍什么把戏，但凑近了一看，它已经了无生气。它的鳞片上有几块灰色斑点——这是外来鱼真菌感染的迹象。
查莉还不怎么能接受死亡这个话题。中东王国的服丧期比这儿短。sup[1]/sup我把鱼捞起来，放在手心里，看着这只可怜的生物。我不知道，如果我跟她说，有一条金鱼消失了，她会不会相信。她现在才八岁。但话说回来，她已经不相信圣诞老人，也不相信复活节兔子了。我是怎么把自己的闺女养成一个愤世嫉俗者的？
“查莉，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你有一条金鱼消失了。”
“金鱼好端端的怎么会消失呢？”
“好吧，它没有消失，它死了。我很抱歉。”
“它在哪儿？”
“你并不是真的想看，对不对？”
“我想看。”
鱼还在我手里，我的手揣在口袋里。我张开手掌，露出金鱼的尸体，本该是件很肃穆的事情，反倒弄得像变戏法。
朱莉安娜是一个非常井井有条的人，她有一整套鞋盒和拉绳袋，专门拿来放家里死去的这些小生命。我把凸眼金鱼埋在李子树下，查莉在一旁看着。我把它埋在已故的仓鼠哈罗德和一只年幼的麻雀之间，前者我们只知道它是一只“老鼠”，后者撞上了法式玻璃门，把脖子折断了。
中午时分，家庭成员大多到齐了，除了我的大姐露西和她的丈夫埃里克，他们有三个孩子，但名字我都不记得了，只知道他们名字都是“i”音结尾，什么“黛比”、“吉米”和“博比”。上帝翘首以盼的私人医师曾希望露西用他的名字给她的大儿子命名。他希望自己的孙辈也叫“约瑟夫”。但露西固执己见，给大儿子取了另一个名字——忘了是“安迪”，还是什么“加里”或“弗莱迪”来着。
他们经常迟到。埃里克是我见过的最健忘的人，偏偏还是一个空管。真是吓死人。他总是忘记我们住哪儿，每次来我们家都要打电话给我们问路。我实在不懂，这么一号人是怎么管好天上那么多架飞机，不让它们相撞的？每次我订好从希思罗机场起飞的航班，我总想提前给露西打个电话，问问埃里克是不是在执勤。
我的二姐帕特里夏正在厨房，和她新交的男友西蒙一起。西蒙是一位刑事律师，为一部揭露司法不公的电视剧工作。帕特里夏走出了离婚的阴霾，此刻正喝着香槟庆祝。
“庆祝归庆祝，没必要奢侈到喝博林格吧。”我父亲说。
“怎么就没必要了？”她说着，趁杯中气泡还没下去，赶紧啜了一口。
我决定把西蒙从这个处境中解救出来。刚进我们家门就要遭罪，实在对不住他。我们把酒带到起居室，寒暄了起来。西蒙长着一张可人的圆脸，像百货公司里的圣诞老人，不停拍打着自己的肚子。
“很遗憾听到你得了帕金森病的事。”他说，“真是太不幸了。”
我的心往下一沉。“谁告诉你的？”
“帕特里夏。”
“她是怎么知道的？”
西蒙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开始不停地道歉。过去的一个月里确实有不少令我沮丧的时刻，但最沮丧的，还是看着一个跟我完全不熟的人，站在我面前，喝着我的苏格兰威士忌，替我感到难过。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门铃响了。埃里克、露西和他们那几个名字以“i”音结尾的孩子匆匆走了进来，众人纷纷跟他们热情地握手，互吻面颊。露西看到我，下唇开始颤抖。她一把抱住我，我感到她的身体正抵着我的胸口打战。
“我真的很抱歉，乔。真的，真的很抱歉。”
我的下巴靠在她的头顶上。埃里克伸出手，放到我的肩上，仿佛在赐予我教皇式的祝福。我感觉，这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时刻。
余下的午后仿若一场在我面前拉开帷幕的四小时的社会学讲座。我厌倦了别人不停地问我身体怎么样，于是躲到花园，查莉正和那几个名字以“i”音结尾的小孩玩耍。她在给他们看我们埋金鱼的地方。我终于记起他们的名字了：哈利、佩里和珍妮。
哈利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他穿着一件棉夹克，戴着羊毛帽，活像一个缩小版的米其林轮胎人。我把他抛到空中，逗得他咯咯直笑。其他几个孩子假装我是一个怪物，抓着我的腿不放。我突然看见，朱莉安娜正站在法式玻璃门前，若有所思地望着屋外。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午饭后，我们去起居室歇息，众人连声夸赞那棵树和我母亲做的水果蛋糕。
“咱们来玩‘我是谁？’吧。”查莉的嘴唇上还沾着蛋糕渣。众人齐声哀叹，但她装作没听见，一边给大家递笔递纸，一边连珠炮似的解释游戏规则。
“每个人都要想一个著名的人物。不一定是真人。可以是卡通角色，也可以是电影明星，甚至是莱西sup[2]/sup……”
“我刚想选，你就说了。”
她朝我绷起脸。“别让任何人看到你写的名字。写完后，你要把纸片贴到一个人的头上，那个人就要猜自己是谁。”
游戏开始了，没过多久，起居室里便尖笑声不绝于耳。上帝翘首以盼的私人医师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要对着他额头上的名字狂笑不止：他头上贴的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的“爱生气”。
正当我开始投入游戏，门铃响了，查莉飞奔过去开门。露西和帕特里夏开始收拾杯碟。
“你看起来不像警察。”查莉说。
“我是警探。”
“那你有警徽吗？”
“你想看吗？”
“我觉得我最好看看。”
鲁伊斯把手伸进夹克内袋，就在这时，我出来帮他解了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