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迪伦向前倾了倾身子，双手交叉托着下巴，肘部撑着桌子。“不。也就是说：当今这一类的异常现象在出生之前，就可以通过一个羊水测试测出来。当然，您必须事先清楚地了解，它们在里面干什么。终止妊娠不是个容易的决定。”

这时，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闪现在我脑子里。一个接一个来，我警告自己，一个接着另一个，慢慢来。在回答心理专家关于我们是否还想要孩子的问题时，我没有撒谎，据实说了是。最多就隐瞒了我们已经有一个了的事实。生产的过程真是恐怖至极，在米歇尔出生后的头几年，克莱尔甚至不愿意听到任何有关再次怀孕的话，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确实偶尔又提到这个话题。我们俩都很清楚，必须快点做决定，不然的话米歇尔和他的弟弟或者妹妹之间的年龄差距就太大了——如果说现在的差距还不算太大的话。

“有没有一种测试，可以测出一个病人的孩子有没有患病？”我问。我注意到自己的嘴唇比几分钟之前更干了，我得用舌尖湿润它，才能继续正常说话。

“嗯，也许我得纠正一下。虽然我刚才说过，这个病在孩子还在羊水里的时候就能诊断出来，但是也不完全如此。最多有可能倒过来：通过测试羊水，我们可以指出有些地方不对劲，但是具体什么不对劲，还要通过进一步的测试才能明确。”

我明白了，在那期间就已经成病了。一开始走上了岔路，然后就是受苦和症候群，最终到达疾病。

“而这就已经足够构成堕胎的理由了，”我问他，“就算没有进一步的测试？”

“这个问题得这样看：比如唐氏综合征或者所谓的脊柱裂，羊水里是有明显的征兆的。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会建议终止妊娠。而这里谈的这种病，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半明半暗之间徘徊。但是我们总还是要警告家长们。实际当中大部分人会选择不冒这个风险。”

范·迪伦已经逐渐转到用“我们”了，好像他代表整个医学家群体似的。可他只是一个简单的心理专家，还是个学校心理专家，已经没法再低下去了。

克莱尔是不是做过羊水测试？如果我连这都不知道，真是够气人的。几乎所有的地方我都陪着一起去了：第一次照超声波，第一堂孕期体操课——虽然只是去了第一堂课，幸运的是，克莱尔比我还觉得那件事好笑，连男人也要跟着一起练习喘息——还有第一次参观助产实践，也是最后一次。“我不会让助产士靠近我！”她说。

不过克莱尔也有几次是单独去的医院。她说，她觉得要我牺牲半天的工作时间陪她去医院，去妇科医生那里做常规检查，简直就是扯淡。

我差点就要问范·迪伦，是不是每个怀孕的妇女都要做一个羊水测试，还是只有特定的有这种风险的人群才要做，但是很快我就把这问题咽了回去。

“三四十年前就已经有羊水测试了吗？”我问道。

心理专家考虑了稍许，然后回答说：“我想没有。不，您说的那时候没有。其实我百分之百肯定，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测试，没有。”

我们对视，在那一刻我知道，范·迪伦想的东西跟我一样。

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很可能他不敢说，因此我就说了。

“嗯，那是不是说，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坐在你面前，其实还得感谢那时候的科学还没有发展到如此地步？”我说。“我是说我的存在。”我补充道。虽然这是个多余的补充，但是我就是有兴趣听到它从我的嘴里大声说出来。

范·迪伦慢慢地点点头，嘴唇扬起了被逗乐的微笑。

“如果您这样认为的话，”他说，“如果那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测试的话，那么你的父母选择不冒这个风险，也许并不是完全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