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二战，我还讲了之后的一大段历史，”我又一次打断他，“朝鲜半岛，越南，科威特，近东和以色列，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巴勒斯坦人。所有这些，都是我讲过的素材。所以你真的不能就拿这样的一篇关于以色列的论文来交差：写的是那儿主要产甜橙，人们会穿着凉鞋围着篝火跳舞，到处都是欢快幸福的人，还有沙漠里重新开满了花这样的废话。我要说的是，那里每天都有人被枪射死，公交车被炸毁。而这里写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她号叫着跑来找我的，保罗。”

“如果我教了一群那样的垃圾，我也会号叫的。”

校长看着我。我察觉到了他眼神里的一些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东西：是中性的，还是说不知所云更合适，大概就跟他的鱼骨西装一样不知所云。此时他又向后靠了靠，这回比先前还要往后。

他是在拉开距离，我想。不是距离，我马上纠正了自己：是离去。

“保罗，你就不能跟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说这些事。”他说。就连他的声音里，也潜入了一种中性的语气。他不想和我讨论了，他在通知我他的意见。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现在问他为什么不能说这些事，他一定会用“就是不能说”来回答。

很快，我想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她有张漂亮的但是太过晴朗的脸——没有理由的晴朗，一种欢快的但没有性征的喜悦，同样欢快与没有性征的还有她论文中一页半的关于摘甜橙的描写。

“这种事在足球场上侃侃倒是有可能的，”校长继续说，“但在学校里无论如何不行，无论如何在我们的学校里不行，作为老师就更不行了。”

我对那女孩到底说了什么，现在真的一点都不重要了，我很想马上先说这句话。但这只会扯开话题，补充不了什么。有时候，有些事，就这样从嘴里不经意地漏了出来，有些时候也许又会后悔。不，也许不该叫后悔，说得确切一点，听话的人这一辈子都会将你说的话刻在脑子里。

我想到她晴朗的脸。当我跟她说了那些话之后，她的脸碎了，像一只花瓶一样。或者更像一块玻璃，被太高的音频震碎了。

我注视着校长，感觉到我的手握成了拳头。慢慢地，我觉得够了，这个讨论我已经没有兴趣再进行下去了。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鸿沟不可逾越。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俩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有时对话会突然顿住。我盯着校长，脑子里想象着我对准他阴沉沉的脸挥上一拳的情景，紧挨鼻子下方，我的全副手指骨节，不偏不倚，正中他鼻孔和上嘴唇之间的空处。牙齿掉落下来，鼻血喷涌而出，我的想法变得一清二楚，但我也有我的怀疑：是否这样我们就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了呢？我不能就停留在打一顿而已，我可以把他那不知所云的面孔也整个毁掉，即使它已经没法变得更丑了。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我在学校的职位是保不住了，尽管这是眼下我担心得最少的事。仔细研究一下，其实我的职位早就让我不堪忍受了。从我第一次踏进这个学校的大门时开始，就流传着这个职位让人不堪忍受的言论了。剩下的都只是缓刑。我在这儿，站在讲台前讲的那么多节课，全都是缓刑。

问题还在：我是不是该把校长打倒？该不该把他变成一个牺牲者、一个会赢得人们同情的人？我想到成群的学生会挤到窗边，观看他们的校长被救护车运走的情景。对，救护车会来，在那之前我不会停手。学生们一定会觉得很可惜。

“保罗？”校长一边说着一边在他的椅子上动来动去。他嗅到了点什么，嗅到了危险的气味。他在试图找到一个姿势，尽可能截住第一次的击打。

假如救护车没有急匆匆地把他带走会如何呢？我在想。没有开蓝色的灯？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呼出。我现在得赶紧决定，不然就太迟了。我可以把他打死，赤手空拳。这虽然是件相当令人恶心的事情，但是也不会比掏空某只野味的内脏恶心到哪里去。我改良一下，是掏空一只火鸡。他结婚了，我知道，还有几个比较大了的孩子。谁知道呢，也许我还帮了他们一个大忙。很可能他们也已经没法再忍受这张阴沉沉的脸了。葬礼的时候，他们还会展示一下哀痛，但在之后的有发面糕点的筵席上，轻松的心情很快就会占上风。

“保罗？”

我看着校长，微笑着。

“我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他问，“我想，也许有点……我是说，呃，我就直接问了。你家里怎么样，保罗？一切都还好吗？”

家里。我继续微笑着，其间还真的想到了米歇尔。米歇尔快四岁了。故意杀人罪在荷兰会判个八到十年，我估计，这一点都不算多。表现好的话，比如在监狱的花园里除除草，很可能五年后就可以出来了。那时候米歇尔九岁。

“你妻子……卡拉好吗？”

克莱尔，我在心里纠正他，她叫克莱尔。

“很好。”我回答。

“孩子们呢？也都好吗？”

孩子们。这蠢货到现在都记不住！要记住每个人的所有事也不太可能。但是法语女教师和一个女朋友同居了，这人们记得住，因为比较突出嘛。可其余的呢？其余的不突出。他们有个丈夫或者老婆和孩子们，或者没有孩子，或者一个孩子。米歇尔现在骑后面带两个小轮子的儿童自行车。在那两个轮子被拆下来的时候，我在监狱里，就不能陪他一同经历了，只能听说了。

“很好，”我说，“有时候真的很惊讶，这一切都那么快，他们那么快就长大了。”

校长交叠起手指，双手放到桌上，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刚刚真是死里逃生。

为了米歇尔。为了米歇尔我才放过他的。

“保罗，我知道，你现在可能不想听，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觉得你去范·迪伦，我们的校心理专家那里，去约个时间，会对你有所帮助。还有，你这段时间暂时不用上课了，这样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想你需要这个，我们大家偶尔都会需要。”

我觉得自己出奇地平静，以及疲惫。不会有武力了。那像是掀起的一阵狂风，露台上的椅子被吹进来，窗外的遮帘被卷在一起，但更多就没有了。狂风过去了，不过同时也蛮可惜的。我们更愿意看到屋顶被掀掉，树木被连根拔起甩到空中，关于龙卷风、飓风和海啸的纪录片，透出让人平静的东西。当然，这很可怕，我们都学过，说这有多可怕。但是一个没有灾难和暴力——自然界的暴力和人的暴力——的世界真的会让人完全无法忍受。

这位校长马上就可完好无损地回家去，今晚他会与妻子和孩子们一同坐在桌旁。他这个不知所云的存在，会坐到那把平时都是空着的椅子上。没有人要去监护病房或灵堂，就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刚刚这些就被这样决定了。

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了，从他问到我家里的情况开始。家里怎么样？这是他们要解雇你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大抵如同“好吃吗”，这句也一样不痛不痒。

见到我没有再争辩一句，就一口同意去看校心理医生，校长看上去还真是挺吃惊的，是开心地吃惊。不，我不会给他任何大吵大闹的机会，我会毫不反抗地顺从。我站起身，以此向他传递一个信息：这次谈话对我来说结束了。到了门边，我向他伸出手，他握了握，握了握那只本可以将他一生彻底颠覆的手。

“我很高兴，你如此……”他开口说，不过话没说完。

“请代我问候……你的妻子……”他说。

“克莱尔。”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