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怎么样？”

“很好。他在幼儿园里用陶土做了一只大象，也许他想自己跟你说。米歇尔，爸爸要跟你讲电话……”

不，我想说。不。

“爸爸……”

“哈啰，我亲爱的。妈妈跟我说了什么，你做了一只大象对吗？”

“爸爸？”

我得随便说点什么，但就是想不出该说什么。

“你是不是感冒了，爸爸？”

在接下来的几天，我竭尽全力去扮演一个兴致盎然的游客：我沿着剩下的柏林墙散步，在那些据旅游指南描述只有普通的柏林人才去的饭店里吃饭；夜晚是最糟糕的，我站在酒店房间的窗前，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数不尽的灯光，还有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

我有两个选择：要么待在窗边看，要么把自己融入到这些人当中去。我也可以假装自己好像在去什么地方的路上。

“怎么样？”一周之后，当我重新把克莱尔搂在怀里时，她问道。我搂得比我之前想要的还要紧，但另一方面，我又搂得不够紧。

几天后，学校也开学了。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跟我出了趟远门有关。

但实际上发生了点事，这些事被我带回了家。

“人们可以问问自己，如果没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现在会有多少人，”我说着，在黑板上写下了数字55000000，“如果他们都继续努力制造出更多的孩子来……请你们在下节课之前算出来。”

我绝对知道，盯着我的学生比平时多得多，也许甚至所有的学生都在看着我：先看看黑板，然后回到我身上。我笑笑。学校的楼里通风设备都是中央控制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我去外面透会儿气。”说着，我就离开了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