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一样，”他说，“我们在他们的饭店吃饭，在他们的酒吧喝保乐力加，读他们的报纸。如果没有像赛吉以及其他很多这样的人，可能他们的砖匠或白铁匠都要关门大吉了。”

“更不用说那些葡萄酒农了！”赛吉说着，举起杯子，“干杯！”

后面的远处，花园的阴暗角落里，灌木丛附近，那个骨瘦如柴的芭蕾舞编舞正和那对男同性恋作家中年轻一点的那个拥抱狂吻。我看到一只手消失在衬衫下方，立即撇过目光。

我在想，假如那些反荷的人不仅仅停留于话语会怎样？也许把这群好吃懒做、自由散漫的家伙吓走，并不需要花多大的力气。只要一点真正的暴力威胁，荷兰人很容易就会害怕。刚开始的时候，打破几片窗玻璃就够了，如果还没达到预期的效果，可以再烧掉一些二套房的玻璃。不用太多，因为此项行动的目的在于，使这些房子的所有权重新回到本来就有权利拥有它们的人的手中，比如年轻的法国人或刚结婚的小夫妻，由于现在暴涨的房价，他们只能住在父母家里。这些荷兰人在这块地区把房价搞得乌烟瘴气，甚至连个古堡废墟都贵得吓人。这些废墟经过要价相对较低的泥瓦工的改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空着、关着。仔细想想，还真令人惊异，到目前为止鲜有事故发生，而当地的居民最多只是涂鸦几下而已。

我扫了一眼草坪，此间有人放上了一张伊迪丝·琵雅芙的cd。芭比在庆祝会前就在身上裹了件宽松的黑色透明晚礼服，现在正尝试伴着不确定的、微醉的舞步，放声唱了起来：“不，我没什么可后悔。……”如果砸玻璃或放火都不能达到想要的结果的话，那就必须采取些更强硬的措施，我还在想。人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把荷兰软蛋从他的房子里引出来，即骗他说带他去认识一个价钱很便宜的葡萄农，实际上是把他引到一片玉米地痛打一顿——不光是一顿拳打脚踢，还有棍棒相加。

或者随便在哪儿看到一个荷兰人在街上瞎逛，拎着个装满法式长棍和葡萄酒的篮子走在个拐弯处，或是从超市回家的路上，人们可以让所驾车辆如避开障碍物一般突然转向——几乎是出于疏忽。之后人们就会一直说“突然一下他就出现在了引擎盖上”——也许根本什么也不说，就让这荷兰人像只被轧死的兔子一样躺在街边，然后在家里销毁保险杠和挡泥板上可能留下的痕迹。只要使馆的人一到，所有的一切就搞定了：你们本就不该来这儿！滚回你们自己的国家去！去你们自己的地方用长棍、奶酪和红酒扮法国好了，不要在这儿，在我们的领地上！

“保罗……！保罗……！”草坪的中央，芭比向我伸出手臂，她飘动的长裙离一根舞会蜡烛近得危险。音箱里亮出一声“我的上帝”——跳舞，在这片草地上和我哥哥的女人跳舞，如同上帝在法国。我绝望地寻找着克莱尔的身影，终于，在一张摆放奶酪的桌子后面，我发现了她——就在这一刻，我们的眼神交汇到了一起。

她正陷在与那个失业女演员的交谈中，悲伤地看着我。在我们家乡荷兰，宴会上的这种眼神只有一个意思：“我们可以走了吗？”可我们还不能走，我们已经被诅咒了，要痛苦地待到结束，明天我们就可以离开了。克莱尔现在的眼神只是在说“救命啊”。

我打了一个手势，告诉我的嫂嫂，我刚好这会儿不能，但是过会儿一定会和她在这草地上跳舞，然后便走向奶酪桌。“微笑吧，我的上帝……！歌唱吧，我的上帝！”伊迪丝·琵雅芙唱道。当然，在多尔多涅这许多拥有第二套房产的荷兰人当中，总是会有不听教诲的类型，我思考着。这些人把头埋进沙子里，他们在这儿就是一帮不受欢迎的渗入者，这样的意见休想渗入他们的脑袋。他们拒绝看见各种信号，并在所有这一切——砸玻璃、放火、同胞被杖打和轧死事件发生之后，仍然坚持这只是“一小撮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的所作所为。也许对这最后一帮荷兰的榆木脑袋，还需要用点更暴力的手段才能把他们从幻想中拉出来。

我不禁想到《稻草狗》和《激流四勇士》这两部每当我在农村时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的电影，但在这儿，在多尔多涅，在我兄嫂创造了他们自称为“法国天堂”的山坡上，这种状况比以往都要更糟。《稻草狗》中，对那些设想着来这片苏格兰的乡村买栋漂亮的房子的新定居者，当地的居民从一开始的刁难发展到后来的血腥报复。《激流四勇士》讲述的是美国的深山野人偷袭一群来自都市的泛舟旅行者的故事。两部电影都没有避讳施暴和谋杀场景。

在开口跟我说话之前，那女演员先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个遍。“您的太太刚刚跟我说，你们明天要离开我们。”她的嗓音甜得做作，就像无糖可乐里的甜味剂，或是给糖尿病患者吃的糖果的馅，这些东西按照包装上的说明是不会使人发胖的。我看向克莱尔，她迅速地望了望繁星点点的天空。“然后还要去西班牙。”

我又不禁想起《稻草狗》里面我最喜欢的场景。

不知这矫揉造作的声音会变成什么样，如果它的女主人被几个喝醉酒的法国泥瓦匠拖进一间仓库里……喝到烂醉如泥时他们会连女人和只剩外墙的废墟都无法分辨。当这些泥瓦匠开始着手早就该做的保养维修时，这女人是不是仍旧有备好的台词可用？当城墙逐层被铲平，她自然的声音是不是会重新显露出来？

此时，花园的边缘出现了一阵骚乱，不是在阴暗的、有灌木的、芭蕾舞动作设计者正要脱年轻一点的男同性恋作家衣服的那侧，而是在靠近房子的一侧，在通向乡间马路的石子小路附近。

大约有五个男人——法国人，我立刻就看到了，即便很难解释我如何能这么快就看出来：很可能是因为服装，他们的服装虽显得有些乡土气，却不像荷兰人的衣服那样装腔作势、随随便便兼邋邋遢遢。其中一个男人肩上挂着杆猎枪。

也许孩子们确实像我们的米歇尔第二天仍坚持声称的那样说过点什么，或是其间获得过可以离开宴会“进村”的准许。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小时里，我也没有真的想过他们。赛吉的女儿瓦莱丽整晚大部分时间都蹲在厨房的电视机前；不知什么时候她和我们大家道了声晚安，连她的叔叔保罗也得到了两个脸颊之吻。

现在米歇尔正被两个法国人夹在中间，他的头垂着——夏天时，他让他长到了肩膀的黑发向下顺滑地挂着，其中一个男人紧抓着他的上臂。赛吉的儿子里克也被紧抓着，也许根本没那么紧，有一个法国人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好像他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举动似的。

其实最主要的是博，那个来自布基纳法索的被领养的儿子，那个通过给他的学校捐赠白铁皮屋顶的建筑、给他带来新的父母的“发展援助项目”，在荷兰稍事停留后降落到多尔多涅的一群荷兰人中的领养儿，才必须被制服，免得造成更多危害。他不停地乱跺乱挥，另两个法国人把他的手臂扳到了背后才最终将他制伏在地，把他的脸埋进我哥哥的花园的草地里。

“先生们……！先生们！”我听见赛吉边急忙大步走向这群人边用法语在喊。但很明显，他已经喝了不少本地区产的葡萄酒，因为正常的走路对他而言都有些吃力。“先生们！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